扯这些闲话是为了介绍前段时间看的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包括羌族的起源和历史、演化过程,尤其是5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80年代的“重新出现”。作者生长在台湾,到四川西部的羌族聚居地作了五年的田野调查,在岷江中上游各个羌族村寨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原来羌族群众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历史书上源远流长的羌族这么一个玩艺儿存在。不管居住在哪一条沟哪一个寨子里,他们都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种,住在上游的是愚笨、老实、爱偷、爱抢、蛮横不讲理、穷、脏、有毒且淫乱的蛮子,下游是聪明狡猾总是骗人欺负人的汉人,中间则是自称“尔玛”的同一条山沟若干村寨的自己人。而往上游或者下游走,当地人还是这么认为,上游那些都是蛮子、下游那是些狡猾的汉人。据说,过去常有粗鲁的汉人到村子里来,说:“这里是不是蛮子的地方,我要找蛮子买猪。”村民则回答:“我们是汉人,你要再走进去,蛮子还在上游呢。”这些下游来的商人,走到更深山的村寨,人们还是这么说,于是他们便一直在山里打转。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所有被下游称为蛮子的土著都自称是汉人,再讥嘲上游村寨的人为蛮子,最后只有青片河最上游少数的“蛮子”推无可推,很无奈地被识别为羌族与藏族。
到8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历史书上羌族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承,包括古羌人作为数百万人口的藏族和彝族祖先的隐秘喜悦,逐渐形成教化的成果。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可能已经消失一百余年的北川地区,也形成和确立了羌族认同。再加上民族政策的一些实际的好处,开始逐步恢复自己的“羌族”身份。从1982年开始的大约三年间,当地羌族人口增加20倍。过去从下游开始一截一截否认的身份,象流行感冒一样从上游开始一截一截的认领下来。
三笑说到羌人的风俗,这本书倒是很少涉及,通篇基本上是在说“民族认同”的主题。婚俗有关于择偶的,也很有意思。前边提到,人们普遍认为上游的蛮子脏而且毒,包括不讲伦理和乱搞性关系(实际上各个地方的人都很着重男女之防),但是他们并不嫌弃从上游地区娶媳妇,因为穷一些的上游村寨的女人能吃苦、肯做事,不象下游汉人村寨的女子那样好吃懒做又爱往外跑。但是,来自上游村寨,又不能是“蛮子”,因此在婚姻谈判中,女方的舅舅就要会“吹”,即使是最上游被指作蛮子推无可推的小黑水(

在服饰和风俗方面,村寨的老百姓现在仍然喜好强调本地的特色,并且嘲笑邻近沟中村寨的“异端”习俗;而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则热心于找寻、建构本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色彩绚丽的民族服饰,欢乐的锅庄舞和羌历年。但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并不穿着鲜明的羌族服饰,特别是经常外出“找钱”的男人,谁会穿着特殊而让别人一眼认出是“蛮子”呢?是在“成为羌族”之后,透过各种《民族画报》与“民族风情”节目的鼓吹,色彩艳丽的服饰不仅成为少数民族的特征,还成为了一种少数民族之间的竞争。为了满足观光客的异文化癖好,并与邻近地区争夺他们的钱包,各地的羌族服饰也就愈来愈有“民族风味”了。同时,男人们还是保持着小心谨慎,毕竟“少数民族”与“蛮子”意义相近,所以“民族服饰”都是由妇女来穿着。在汉化程度很高的北川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可能已经消失了百余年。这里的村寨中也看不到任何民族服饰恢复的趋势,反而是城镇居民有的会买几套“羌族服饰”,摆在家里。
至于羌历年,本来是流行于川西农村,包括较为汉化的羌族村寨的牛王节,从1988年开始被阿坝州政府定为“羌历年”。锅庄,是过去曾流行于岷江西岸地区的歌舞,各地有各地的跳法。许多地区的村民告诉作者,这个“羌族传统歌舞”是近年来年轻人到城里去学回来的。
在语言学方面,虽然各个村寨的“乡谈话”隔一段距离就无法沟通,它们还是被确认为一种羌语下的多种方言。即使各地羌族群众仍然只能通过汉语(川西方言)彼此交流,知识分子们毕竟已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主持下历经十年创制了拉丁拼音的“羌族文字”。每到七月间,许多羌族父母争相送礼请托,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羌文班”,那是学业成绩不理想的平民子女最后一个吃公家饭的机会。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都是“羌族人”向外主观的视角。在五十年前,他们的心目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羌族,他们的“我族认同”是蛮子与汉人的包围中,一条沟中的我族。而在汉人的历史与文化当中,羌族是几千年来客观的存在,至少在商朝已经有明确的敌我冲突记载,每朝每代都出现在史书当中。随着汉人逐渐向西扩张,以及唐代以后藏族的向东扩张逐渐被挤压在青藏高原东缘接近川西平原的狭小区域。那么广大的羌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族群的彼此认同,还是始终都是汉人的异族想象,“西方哪些人不是我们华夏”?
这里似乎不可避免要遭遇作者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敏感问题:如果共同的社会历史记忆已经淡漠消散、甚至从未存在,“是我族类”的认同与情感又从哪里产生和维持呢?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与失忆的问题不是我现在的知识所能考证讨论的,我只好决定草草结束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