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老故事重贴: 别人的故事
Posted: 2006-02-15 8:10
最近有两个人问起这个短篇. 所以贴出来. 有人还记得它, 让我很感动.
February 2003
别人的故事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内衣装进箱子里,盖上盖子,拉好拉链,却再没有力气将箱子拎到楼下去。我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拼尽全力不去看床头柜上的信封,里面装的是下午飞往水牛城的机票。但是那信封就好像一团火焰,你不去看它,也能感到它的热气。”
薇语气激动地叙述着,我低头搅动着纸杯里的热可可,不敢抬头看她面上有些扭曲的表情。窗外的街上行人稀稀落落,远处可以看见一点灰灰的起伏的海水。南加的六月早晨总是阴阴的,特别是海边。
“前一天晚上,卫说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我会叫律师把离婚书寄给你的。你自己掂量着吧。”
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自从薇被水牛城大学的fellowship录取的那天。在那之前,当她开始申请fellowship时,甚至飞去面试的时候,他都没太当回事。两人都自信车到山前,对方一定会回心转意。
“我早想好了,他可以把生意扩展到纽约,我可以每个月飞回洛杉矶一次与他团聚。我实在不能忍受这俗气无聊的地方了,只有纽约才是人住的。”当初薇喜滋滋地告诉我她的打算时,我就暗暗摇头,觉得这难为长久之计,但是也没想到卫会这么斩钉截铁。他们两人的脾气都这么倔强,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吵吵闹闹了几个月,终于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一天。
“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她的黄眼睛盯着我。
我叹口气,坦白的答:“我不知道。”我同她一样痛恨在柜台后面数药片的生涯,只是我比她运气好,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而她还在毕业后不停拿课,想转行往药物经济方面走。而且, 我是单身.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老公已经颇有微辞了,毕竟八年之中,都是他养活她支持她的,他只想她出来安安份份地找个工作,收入稳定,给他养两个胖胖的孩子,好好过日子,别胡思乱想。但我是中国人,信的是劝和不劝分的原则,自然不能说那你就走人吧。何况,她一直说他们还是相爱的。
之前我只见过卫一次。他是个倒卖汽车的个体户,身板结实,淡黄色的胡子茬在下巴上倔强地冒出头来。他比人高马大的薇矮半个头,但是很有自信的搂着她的腰微笑,言谈坦率风趣,绝不粗俗,却自有一种与书生们不同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夫妻二人共同点太多,那种说了上句可以接下句的熟悉,我一旁看了直羡慕。
“自然,我二十一岁不到就嫁给了她,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的。”薇说。当时在基辅,薇正在办移民,她父母经过以色列到美国,已经按政治庇护拿到绿卡。她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而他是俄国的犹太人,已经办好移民,比她大七岁,已在社会上打了多年的滚,比她成熟百倍。多年以来都是他主外主内,管钱管事,里里外外不用她操心。而她,天生不是安分无脑的女人,念了几年书,终于生出了一肚子自己的主意。
她的异心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恐怕薇自己也说不上来,但是我隐隐觉得那一场丹麦之行难辞其咎。
我认识薇是在药学院一年级,被分在一个组里写无聊的药代动力学作文。几个人合写一篇,我嫌别人写的部分杂乱无章,于是大刀阔斧地改写起来。薇不仅没有生气,而且颇为佩服,从此慢慢有了交情。班里少数族裔多且杂,各自成拨,我也不例外,但是薇成了我在中国人圈子外最谈得来的朋友。
最后一年实习,听说可以选择去外国四至十二周,我和薇都心痒难熬。有人去了日本,有人去了澳洲,我们报名去了哥本哈根。开始我还有些犹豫,实现梦想有时比做梦要可怕多了,但是薇一手揽下了安排行程和手续的杂事,又找到了房子。在四个礼拜中,我们成了在异乡同舟共济的伙伴。她有那种勇往直前的干脆脾气,没有我的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而我花钱小心,有计划的习惯也让她羡慕。没有比一起旅行更能培养友情的了,同居一室那么久也没让我们滋生对彼此的厌恶感。
我还清楚地记得,某天早上,我还借口时差赖在床上不起来,薇已经在附近的湖边跑了几圈回来了,脸色红润,淡棕色的卷发不听话地四处乱飞。
“我刚给卫打了电话。”他们每隔一天就通一次电话。“他叫我别玩得太疯了。”她轻笑。
“你怎么说?”
“我说我想念他,特别想念与他做爱。”
我笑。薇常说他的床上功夫很好。
那些日子像世外桃源,有一种身在梦中似的不真实的感觉。我们每周去上两天课,其余时间就到处乱逛,考试功课打工什么的都统统抛在脑后。等到回家的那一天,各自有点心虚地明白: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种不满现状的躁动开始滋长,数药片的生涯忽然显得特别难以忍受。
毕业前最后那几个月,我们俩开始拼命地另找出路,在慌乱中互相打气:安分守己不是命里注定,希望在人间。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她给我鼓励,而我那些“你要顶住”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谁知我这个悲观主义者得以幸免,并无心插柳地漂流到大陆的另一边;薇的运气却十分差劲,不仅错过了申请本校医药经济学硕士的deadline,而且在执照考试中翻船,必须六个月后重考。她耸耸肩:反正没兴趣真的去站柜台,正好找份半工,一边拿经济统计之类的硕士课程,一边琢磨着如何逃离这憋闷的西海岸。
一年后,经过无数挣扎,她不仅执照考到,而且收到水牛城大学的offer。我原知道她是聪明的,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我可没有她的韧劲和勇气。收到的都是她喜气洋洋的电邮,我还以为她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直到回家探亲时,她把我叫出来长谈,才知道她的婚姻状况已恶化如此。
“连我妈都说我疯了。”薇苦笑道。“她眼里只看得见女儿嫁了和没嫁的差别,所谓幸福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于她都是虚无飘渺的瞎折腾。她自己没尝过那种工作上投入的喜悦,没法明白。但我尝过,就再也回不去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选择?”
嘿,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而且我这笨嘴拙舌的人,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也无法圆滑地安慰她。干咳一声,然后并非敷衍地说:“换成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何况我不是你。只有一句话:选了就别后悔。”
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稀稀落落的行人,显然没听进去。
小时候,爸爸喜欢讲个故事:集市上人来人往,一个人,背了一罐油,不小心失手,罐子落地碎成百片,油洒了一地,他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旁人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转身看一眼损失,他答回头又能与事何补。
也罢,世上有谁能如此睿智呢?换了运气已算不错的我,不还是一样在人生中错了又错,悔了又悔?
既然她还坐在Santa Monica的咖啡馆里与我喝茶,当然那天是没走成。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她摇摇头,“我打电话把机票推迟了一个礼拜,然后告诉水牛城的人我家里有急事,得下周二才能到。”
机票改期要花钱的。我想想还是把这话咽了下去。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不得不强迫她面对现实。
“我这几天脑子里全是回忆,结婚这么多年的好日子历历在目。卫和我共同之处太多了。我怕得要命。”
我心里一沉,明白她现在不走,就肯定走不成了。她也曾同我激烈地陈述庸庸碌碌的工作之恐怖,这几天,显然对离婚的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你。。。尽量别后悔吧。不论你如何决定,记得给我电话。”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同她告别。
一周后我已回到东岸,又一周过去,没有消息。我终于拨通薇家里的电话,握话筒的手心有点出汗。
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知道我猜对了。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语气中透着喜气。
“一块大石落地啊。我愁肠百结好多天,现在终于做出决定了,真是说不出的轻松。”她不等我问就急急忙忙地解释。“跟你见面的第二天,卫回家时把两张到巴塞罗那的机票放在我的面前,他要我跟他去度第二蜜月。”
我很想说他这两张机票买得很划算啊,但还是决定闭上嘴 ― 只要她开心就好了。留下的决定,薇早在此之前就做下了,只不过她迟迟不肯向自己承认罢了。
此后的两个礼拜,我收到薇从西班牙寄来的明信片,还有一张照片,她在蓝得晃眼的天空下笑逐颜开,背后是那个有名的奇形怪状的建筑,据说建了三百年还没完成。只要一天不完成,就一天没有定论,就多一天给人幻想的余地。又不是金庸小说,作者忙不叠地销毁历史。
但是别想那种好事,真实的人生总是一针扎破“happily ever after”的气球。从西班牙回来以后,薇的电邮渐渐生出诸多烦言,终于说出了“后悔”二字。她不是为了面子死撑的人,或许她根本不知面子为何物。她的坦白有时让我哭笑不得。
“他总是那个俄国臭脾气,一点也不温柔体贴,有一次我在厕所里摔个跟头,他躺在床上不仅没过来看看我摔坏了没有,还笑我从来都是笨手笨脚的。”
我暗地里摇头,六月债,还得快。
“而且我为他牺牲了事业,他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示。”她愤愤地抱怨。
“你要他怎样呢?谁也不能一下子就换个人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可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缺点也可爱;不喜欢时,无一是处。“我为他做了牺牲”的念头一旦落地立刻生根,比什么都快,我虽然旁观者清,可也没有帮她的本事。
那时我自己的生活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没有时间精力同薇联络,她长久没有消息,我也没上心,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有一天,电话铃响,她异常平静的声音在另一头说:
“下个月我要到你那里面试,可否在你住处叨扰两夜?”
她的生活真有戏剧性,我心里又一次地咯噔一下。
“我跟卫要离婚了,现在正在申请好几家制药厂的药学经济fellowship,都在东岸。”
“只要你不介意睡在沙发上,随时欢迎。”我假装不好奇地答道,没有在电话上细问。
薇并没有形销骨立,但是愁容还是免不了的。她望望我家徒四壁的公寓,这就是单身生活,她从来没经历过。
“你还是这么会理财啊?连家具都没多买。”
我笑笑,“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怕买多了搬家起来不方便。”
她喜欢我放在墙角的书桌和旮旯里的椅子,折叠起自己的长手长脚贴墙而坐。
“我很不开心。”她的眼泪唰一下流了出来。我早有准备地取出纸巾。
从西班牙回来后,她找了份医院工作,但是下意识地只干半工,迟迟不愿转正,同时还继续拿她的经济和统计课程。整夜地呆在地下室里配制静脉注射液比站柜台稍稍好一点,但是她与上司关系奇差,十分苦恼。从卫那里又得不到什么同情和感激,于是悔意开始日日夜夜地啮咬着她的心,越来越痛苦。
“有段时间我真彷徨到了极点,于是跑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心理辅导员,边讲边哭,从别人口中证实自己并非无理取闹,心里才稍微好受一点。辅导员给我开了忧郁症的药,我心中极端不情愿都买来吃了,但是一吃就头晕恶心,只好作罢。就这样挨过了几个月,卫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他只怪我就喜欢没事瞎折腾,都是自找的。从他那里得不到一点同情和理解。他说:赶快生俩孩子,一忙起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那你现在真的拿定主意了吗?离婚可不是小事啊。”我说。不得不说的废话。
“我决定了。每日对着他无动于衷面孔就想起自己放弃的大好机会,那是无法忍受的折磨,我不能长年累月地这样生活下去。”
我默然。这样的念头一出,就再也打消不掉,象癌症一样滋长,越来越痛苦,因为里面自责的成分多于责人,渐渐痛恨镜子里的软弱自卑的那个人。只有最乐天最想得开的得道者才能为自己开脱,而我们都还道行不够。
她无奈地一笑:“现在我就快无家可归了。卫还心存侥幸,如果没地方录取我,他以为我一定会死了这条心。一旦有人录取,我就呆不下去了。我妈妈以为我失去理智了,告诉我别想搬到她那里去住,以为这样就能打消我离婚的念头。”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拿定了主意,别的都是次要的。”我有时真讨厌自己说废话的本事。 “一生是很长的时间.”
她想一想,点点头。
此后不时收到她的电邮,她最后敲定被一家新泽西的大药厂的fellowship录取,为期两年,第一年在北卡州杜克大学修经济课程,第二年到她日夜惦记着的纽约。成功的喜悦参杂着被逼到悬崖的恐惧,她并没有松口,但是语气中的摇摆不定令我同她一起悬着心。我一直不能肯定她真的会有离婚的勇气,不敢肯定历史不会重复,因为我知道改变自己是一件比减肥还痛苦,比自杀还困难的事。但是一切都一步一步地接近终点,直到再无回头的余地。薇先是卖了车,然后买了单程机票,最终登了去Raleigh的飞机,这一次没有停下脚步。
最初的日子里,提了多日的一口真气一泄,必然出现反高潮情绪。她打电话给我,抱怨没钱,抱怨找房子找室友难,抱怨穷乡僻壤的单调日子,最让她愤愤不平的是卫离婚书一签,马上搭上一个亚美尼亚女人,没几个月就再婚,女方肚子也立刻大了起来。
“妈妈老是说:那些原来都是你的,被你这么轻巧地扔了。”
“你为什么还在意卫的日子如何呢?他过得怎样,与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同她分析。
“可是我就是受不了他这么快就另寻新欢,我们毕竟有几乎十年的婚姻,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打击,对他却是挥之即去的小事一桩。那个女人,哼哼。。。”
“那么你愿意同她换么?”我反问。
“绝无可能。”她斩钉截铁。
“那你就别怄气了。你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你了,他想什么干什么,对你来说有分别吗?”
薇是个不听劝的人,不过我也不太担心,最难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都交给时间料理罢了。
大家都还得活下去。日子也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
我们仍然不时地通通电话和电邮,她来本市开会时我们总是见见面吃顿饭,保留着一言难尽的交情,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换心得。我们对彼此的历史了解的太多,渐渐对往事不再触及。自从搬到纽约后,她的社交生活大大丰富,一年后毕业,又在更大的药厂找到高薪职位。每次通电话时,她总在夜夜笙歌,学跳salsa,学击剑,骑马,组织派对,忙得团团转,反正在纽约什么玩得都不缺,没有一天闲着。
“你真能干,真精力充沛,让我这个懒塌塌的人真羡慕死了。”我说。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我总不能成天在家呆着怜悯自己啊。白马王子或许根本不存在,又或许早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我躲起来生锈,又于事何补?”
除了语气中的无奈之外,我相信她不是不快乐的,成年人的快乐不可能没有一丝无奈。
去年圣诞,她给我寄了一张卡,里面写道:“希望你不放弃追求幸福,不接受妥协的诱惑而凑合对付。”我笑,我们俩总是喜欢用鼓励对方来自勉。
故事都有开头,发展,高潮,结局。而生活还得在结局之后继续下去。我们生存下来,靠的不是美貌,天赋,聪明才智,甚至运气也会用完,真正靠得住的,只有坚持到底的韧性,endurance而已。
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想起在丹麦的那年秋天,特别是去斯德哥尔摩的那个周末,在老城岛上看皇家卫队换岗,乐队演奏到一半时,天忽然下起雨来,穿着堂皇的兵士们毫不在意,甚至演奏起摇摆舞曲,乐得围观群众在雨中口哨鼓掌不断。那是一种纯粹的,轻飘飘的,无知的喜悦。对我和薇来说,那些日子是人生的分界点,此后的几年里,我们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在博尔豪斯的花园小径中,每一个岔路通向更多的岔路。既然一条又一条地选择了走下去,就兜兜转转,再也回不到出发点。
February 2003
别人的故事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内衣装进箱子里,盖上盖子,拉好拉链,却再没有力气将箱子拎到楼下去。我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拼尽全力不去看床头柜上的信封,里面装的是下午飞往水牛城的机票。但是那信封就好像一团火焰,你不去看它,也能感到它的热气。”
薇语气激动地叙述着,我低头搅动着纸杯里的热可可,不敢抬头看她面上有些扭曲的表情。窗外的街上行人稀稀落落,远处可以看见一点灰灰的起伏的海水。南加的六月早晨总是阴阴的,特别是海边。
“前一天晚上,卫说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我会叫律师把离婚书寄给你的。你自己掂量着吧。”
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自从薇被水牛城大学的fellowship录取的那天。在那之前,当她开始申请fellowship时,甚至飞去面试的时候,他都没太当回事。两人都自信车到山前,对方一定会回心转意。
“我早想好了,他可以把生意扩展到纽约,我可以每个月飞回洛杉矶一次与他团聚。我实在不能忍受这俗气无聊的地方了,只有纽约才是人住的。”当初薇喜滋滋地告诉我她的打算时,我就暗暗摇头,觉得这难为长久之计,但是也没想到卫会这么斩钉截铁。他们两人的脾气都这么倔强,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吵吵闹闹了几个月,终于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一天。
“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她的黄眼睛盯着我。
我叹口气,坦白的答:“我不知道。”我同她一样痛恨在柜台后面数药片的生涯,只是我比她运气好,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而她还在毕业后不停拿课,想转行往药物经济方面走。而且, 我是单身.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老公已经颇有微辞了,毕竟八年之中,都是他养活她支持她的,他只想她出来安安份份地找个工作,收入稳定,给他养两个胖胖的孩子,好好过日子,别胡思乱想。但我是中国人,信的是劝和不劝分的原则,自然不能说那你就走人吧。何况,她一直说他们还是相爱的。
之前我只见过卫一次。他是个倒卖汽车的个体户,身板结实,淡黄色的胡子茬在下巴上倔强地冒出头来。他比人高马大的薇矮半个头,但是很有自信的搂着她的腰微笑,言谈坦率风趣,绝不粗俗,却自有一种与书生们不同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夫妻二人共同点太多,那种说了上句可以接下句的熟悉,我一旁看了直羡慕。
“自然,我二十一岁不到就嫁给了她,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的。”薇说。当时在基辅,薇正在办移民,她父母经过以色列到美国,已经按政治庇护拿到绿卡。她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而他是俄国的犹太人,已经办好移民,比她大七岁,已在社会上打了多年的滚,比她成熟百倍。多年以来都是他主外主内,管钱管事,里里外外不用她操心。而她,天生不是安分无脑的女人,念了几年书,终于生出了一肚子自己的主意。
她的异心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恐怕薇自己也说不上来,但是我隐隐觉得那一场丹麦之行难辞其咎。
我认识薇是在药学院一年级,被分在一个组里写无聊的药代动力学作文。几个人合写一篇,我嫌别人写的部分杂乱无章,于是大刀阔斧地改写起来。薇不仅没有生气,而且颇为佩服,从此慢慢有了交情。班里少数族裔多且杂,各自成拨,我也不例外,但是薇成了我在中国人圈子外最谈得来的朋友。
最后一年实习,听说可以选择去外国四至十二周,我和薇都心痒难熬。有人去了日本,有人去了澳洲,我们报名去了哥本哈根。开始我还有些犹豫,实现梦想有时比做梦要可怕多了,但是薇一手揽下了安排行程和手续的杂事,又找到了房子。在四个礼拜中,我们成了在异乡同舟共济的伙伴。她有那种勇往直前的干脆脾气,没有我的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而我花钱小心,有计划的习惯也让她羡慕。没有比一起旅行更能培养友情的了,同居一室那么久也没让我们滋生对彼此的厌恶感。
我还清楚地记得,某天早上,我还借口时差赖在床上不起来,薇已经在附近的湖边跑了几圈回来了,脸色红润,淡棕色的卷发不听话地四处乱飞。
“我刚给卫打了电话。”他们每隔一天就通一次电话。“他叫我别玩得太疯了。”她轻笑。
“你怎么说?”
“我说我想念他,特别想念与他做爱。”
我笑。薇常说他的床上功夫很好。
那些日子像世外桃源,有一种身在梦中似的不真实的感觉。我们每周去上两天课,其余时间就到处乱逛,考试功课打工什么的都统统抛在脑后。等到回家的那一天,各自有点心虚地明白: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种不满现状的躁动开始滋长,数药片的生涯忽然显得特别难以忍受。
毕业前最后那几个月,我们俩开始拼命地另找出路,在慌乱中互相打气:安分守己不是命里注定,希望在人间。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她给我鼓励,而我那些“你要顶住”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谁知我这个悲观主义者得以幸免,并无心插柳地漂流到大陆的另一边;薇的运气却十分差劲,不仅错过了申请本校医药经济学硕士的deadline,而且在执照考试中翻船,必须六个月后重考。她耸耸肩:反正没兴趣真的去站柜台,正好找份半工,一边拿经济统计之类的硕士课程,一边琢磨着如何逃离这憋闷的西海岸。
一年后,经过无数挣扎,她不仅执照考到,而且收到水牛城大学的offer。我原知道她是聪明的,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我可没有她的韧劲和勇气。收到的都是她喜气洋洋的电邮,我还以为她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直到回家探亲时,她把我叫出来长谈,才知道她的婚姻状况已恶化如此。
“连我妈都说我疯了。”薇苦笑道。“她眼里只看得见女儿嫁了和没嫁的差别,所谓幸福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于她都是虚无飘渺的瞎折腾。她自己没尝过那种工作上投入的喜悦,没法明白。但我尝过,就再也回不去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选择?”
嘿,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而且我这笨嘴拙舌的人,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也无法圆滑地安慰她。干咳一声,然后并非敷衍地说:“换成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何况我不是你。只有一句话:选了就别后悔。”
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稀稀落落的行人,显然没听进去。
小时候,爸爸喜欢讲个故事:集市上人来人往,一个人,背了一罐油,不小心失手,罐子落地碎成百片,油洒了一地,他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旁人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转身看一眼损失,他答回头又能与事何补。
也罢,世上有谁能如此睿智呢?换了运气已算不错的我,不还是一样在人生中错了又错,悔了又悔?
既然她还坐在Santa Monica的咖啡馆里与我喝茶,当然那天是没走成。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她摇摇头,“我打电话把机票推迟了一个礼拜,然后告诉水牛城的人我家里有急事,得下周二才能到。”
机票改期要花钱的。我想想还是把这话咽了下去。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不得不强迫她面对现实。
“我这几天脑子里全是回忆,结婚这么多年的好日子历历在目。卫和我共同之处太多了。我怕得要命。”
我心里一沉,明白她现在不走,就肯定走不成了。她也曾同我激烈地陈述庸庸碌碌的工作之恐怖,这几天,显然对离婚的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你。。。尽量别后悔吧。不论你如何决定,记得给我电话。”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同她告别。
一周后我已回到东岸,又一周过去,没有消息。我终于拨通薇家里的电话,握话筒的手心有点出汗。
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知道我猜对了。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语气中透着喜气。
“一块大石落地啊。我愁肠百结好多天,现在终于做出决定了,真是说不出的轻松。”她不等我问就急急忙忙地解释。“跟你见面的第二天,卫回家时把两张到巴塞罗那的机票放在我的面前,他要我跟他去度第二蜜月。”
我很想说他这两张机票买得很划算啊,但还是决定闭上嘴 ― 只要她开心就好了。留下的决定,薇早在此之前就做下了,只不过她迟迟不肯向自己承认罢了。
此后的两个礼拜,我收到薇从西班牙寄来的明信片,还有一张照片,她在蓝得晃眼的天空下笑逐颜开,背后是那个有名的奇形怪状的建筑,据说建了三百年还没完成。只要一天不完成,就一天没有定论,就多一天给人幻想的余地。又不是金庸小说,作者忙不叠地销毁历史。
但是别想那种好事,真实的人生总是一针扎破“happily ever after”的气球。从西班牙回来以后,薇的电邮渐渐生出诸多烦言,终于说出了“后悔”二字。她不是为了面子死撑的人,或许她根本不知面子为何物。她的坦白有时让我哭笑不得。
“他总是那个俄国臭脾气,一点也不温柔体贴,有一次我在厕所里摔个跟头,他躺在床上不仅没过来看看我摔坏了没有,还笑我从来都是笨手笨脚的。”
我暗地里摇头,六月债,还得快。
“而且我为他牺牲了事业,他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示。”她愤愤地抱怨。
“你要他怎样呢?谁也不能一下子就换个人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可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缺点也可爱;不喜欢时,无一是处。“我为他做了牺牲”的念头一旦落地立刻生根,比什么都快,我虽然旁观者清,可也没有帮她的本事。
那时我自己的生活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没有时间精力同薇联络,她长久没有消息,我也没上心,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有一天,电话铃响,她异常平静的声音在另一头说:
“下个月我要到你那里面试,可否在你住处叨扰两夜?”
她的生活真有戏剧性,我心里又一次地咯噔一下。
“我跟卫要离婚了,现在正在申请好几家制药厂的药学经济fellowship,都在东岸。”
“只要你不介意睡在沙发上,随时欢迎。”我假装不好奇地答道,没有在电话上细问。
薇并没有形销骨立,但是愁容还是免不了的。她望望我家徒四壁的公寓,这就是单身生活,她从来没经历过。
“你还是这么会理财啊?连家具都没多买。”
我笑笑,“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怕买多了搬家起来不方便。”
她喜欢我放在墙角的书桌和旮旯里的椅子,折叠起自己的长手长脚贴墙而坐。
“我很不开心。”她的眼泪唰一下流了出来。我早有准备地取出纸巾。
从西班牙回来后,她找了份医院工作,但是下意识地只干半工,迟迟不愿转正,同时还继续拿她的经济和统计课程。整夜地呆在地下室里配制静脉注射液比站柜台稍稍好一点,但是她与上司关系奇差,十分苦恼。从卫那里又得不到什么同情和感激,于是悔意开始日日夜夜地啮咬着她的心,越来越痛苦。
“有段时间我真彷徨到了极点,于是跑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心理辅导员,边讲边哭,从别人口中证实自己并非无理取闹,心里才稍微好受一点。辅导员给我开了忧郁症的药,我心中极端不情愿都买来吃了,但是一吃就头晕恶心,只好作罢。就这样挨过了几个月,卫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他只怪我就喜欢没事瞎折腾,都是自找的。从他那里得不到一点同情和理解。他说:赶快生俩孩子,一忙起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那你现在真的拿定主意了吗?离婚可不是小事啊。”我说。不得不说的废话。
“我决定了。每日对着他无动于衷面孔就想起自己放弃的大好机会,那是无法忍受的折磨,我不能长年累月地这样生活下去。”
我默然。这样的念头一出,就再也打消不掉,象癌症一样滋长,越来越痛苦,因为里面自责的成分多于责人,渐渐痛恨镜子里的软弱自卑的那个人。只有最乐天最想得开的得道者才能为自己开脱,而我们都还道行不够。
她无奈地一笑:“现在我就快无家可归了。卫还心存侥幸,如果没地方录取我,他以为我一定会死了这条心。一旦有人录取,我就呆不下去了。我妈妈以为我失去理智了,告诉我别想搬到她那里去住,以为这样就能打消我离婚的念头。”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拿定了主意,别的都是次要的。”我有时真讨厌自己说废话的本事。 “一生是很长的时间.”
她想一想,点点头。
此后不时收到她的电邮,她最后敲定被一家新泽西的大药厂的fellowship录取,为期两年,第一年在北卡州杜克大学修经济课程,第二年到她日夜惦记着的纽约。成功的喜悦参杂着被逼到悬崖的恐惧,她并没有松口,但是语气中的摇摆不定令我同她一起悬着心。我一直不能肯定她真的会有离婚的勇气,不敢肯定历史不会重复,因为我知道改变自己是一件比减肥还痛苦,比自杀还困难的事。但是一切都一步一步地接近终点,直到再无回头的余地。薇先是卖了车,然后买了单程机票,最终登了去Raleigh的飞机,这一次没有停下脚步。
最初的日子里,提了多日的一口真气一泄,必然出现反高潮情绪。她打电话给我,抱怨没钱,抱怨找房子找室友难,抱怨穷乡僻壤的单调日子,最让她愤愤不平的是卫离婚书一签,马上搭上一个亚美尼亚女人,没几个月就再婚,女方肚子也立刻大了起来。
“妈妈老是说:那些原来都是你的,被你这么轻巧地扔了。”
“你为什么还在意卫的日子如何呢?他过得怎样,与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同她分析。
“可是我就是受不了他这么快就另寻新欢,我们毕竟有几乎十年的婚姻,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打击,对他却是挥之即去的小事一桩。那个女人,哼哼。。。”
“那么你愿意同她换么?”我反问。
“绝无可能。”她斩钉截铁。
“那你就别怄气了。你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你了,他想什么干什么,对你来说有分别吗?”
薇是个不听劝的人,不过我也不太担心,最难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都交给时间料理罢了。
大家都还得活下去。日子也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
我们仍然不时地通通电话和电邮,她来本市开会时我们总是见见面吃顿饭,保留着一言难尽的交情,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换心得。我们对彼此的历史了解的太多,渐渐对往事不再触及。自从搬到纽约后,她的社交生活大大丰富,一年后毕业,又在更大的药厂找到高薪职位。每次通电话时,她总在夜夜笙歌,学跳salsa,学击剑,骑马,组织派对,忙得团团转,反正在纽约什么玩得都不缺,没有一天闲着。
“你真能干,真精力充沛,让我这个懒塌塌的人真羡慕死了。”我说。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我总不能成天在家呆着怜悯自己啊。白马王子或许根本不存在,又或许早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我躲起来生锈,又于事何补?”
除了语气中的无奈之外,我相信她不是不快乐的,成年人的快乐不可能没有一丝无奈。
去年圣诞,她给我寄了一张卡,里面写道:“希望你不放弃追求幸福,不接受妥协的诱惑而凑合对付。”我笑,我们俩总是喜欢用鼓励对方来自勉。
故事都有开头,发展,高潮,结局。而生活还得在结局之后继续下去。我们生存下来,靠的不是美貌,天赋,聪明才智,甚至运气也会用完,真正靠得住的,只有坚持到底的韧性,endurance而已。
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想起在丹麦的那年秋天,特别是去斯德哥尔摩的那个周末,在老城岛上看皇家卫队换岗,乐队演奏到一半时,天忽然下起雨来,穿着堂皇的兵士们毫不在意,甚至演奏起摇摆舞曲,乐得围观群众在雨中口哨鼓掌不断。那是一种纯粹的,轻飘飘的,无知的喜悦。对我和薇来说,那些日子是人生的分界点,此后的几年里,我们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在博尔豪斯的花园小径中,每一个岔路通向更多的岔路。既然一条又一条地选择了走下去,就兜兜转转,再也回不到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