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木心
Posted: 2006-03-29 1:00
前些日子在恶人谷看到有人转贴的木心的《上海赋》，看完了觉得此人文笔颇有些刻薄，而且无端的认定这一定是个学张爱玲的中年男子。近来陈丹青又为了木心和人在网上掐架，掐架的原因是由于很多人认为木心“名不副实”，让我对木心的印象又坏了一点。
今天很凑巧的看到这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顿时印象大逆转。也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个人情况的一些介绍。原来这个人出生于1927年，是乌镇（也是茅盾的故乡？）一个富商的独子。求学的地方是杭州艺专。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做一些工艺美术的工作。文革时曾两次入狱。1982年去了纽约。总之是个经历非常复杂的人。
先警告一下，这篇文章里有一点点同性恋情结，虽然非常婉转，不喜欢的同学还是慎入为好。木心本人貌似也有点倾向。
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木心
夏日卓午，我凭窗闲眺，席德进在阳光下走来，渐近，视线相接，彼此点了点头……他脸上有一种舛异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艺专学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艺专学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几个，等于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专来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欢朋友，三三两两构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闹些闹不大的纯洁笑话。
全都笨拙，没有见过一个精灵俏皮的人。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严肃得愣头愣脑。也许，还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观念笼罩中。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国史上的参考过时而废。从欧罗巴的传记、小说、电影中借鉴，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纪巴黎的那些公案轶事，作我们行为的蓝本。时空的差异像恶作剧，使我们的摹仿极不如意，畏于成拙而未敢轻易弄巧――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蠢。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末生来就是，要末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我在艺专，凡从美专转学来的，算是老同学，艺专学生，算是新同学，问问老的新的，谁画得好、最好？都说席德进。还有谁呢？说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轮到我辈，只剩礼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练琴者一个接一个，宛如岗哨换班，交替之际，不免要攀谈几句。席德进中等身材，宽肩方脸，发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盖在额上，像个小沙弥，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知道他认为我不在话下。白球衫白短裤白麂皮快靴，我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气。毛蓝土布短衫草绿军裤橡胶鞋，也不符我审美准则。各自有所畏惧，摸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份量。当时都没有份量。谈贝多芬，谈萧邦。最大的难事是要年轻人承认浅薄。
那时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时夏天的艺专是天堂。
女生朴素极了，不一定是穷，是不会打扮，又想要点什么花招吸引人，就弄成个放浪不拘，衣裙零乱首如飞蓬，在白堤的万千柳丝中扬长而过，本地人称她们为“艺专的疯婆儿”。
男生多数是真穷，穷学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裤、木拖鞋、一顶大草帽，节奏分明地来，节奏分明地去。若论遮阳眼镜、金项链、手表，梦里也没有。唯独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拥有一个铁质的小十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十架垂落于两块胸肌间，晃动不已，到处令人羡慕，众男生只能从大处着眼着手，练好全身肌肉。有外号叫“阿波罗”的，也有叫“大卫”的，最壮硕的那个李黑蛮叫“暴风雨”。
暑假，食堂照常开伙，四川人占优势，天天吃辣，一辣，就没有话说。女生进餐厅时还要叫：
“辣椒有没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后来被误定为席德进的女情人的。
晚餐后，常有音乐，可敬可怜的。热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声机从宿舍搬到餐厅来，像是庄严“布道”。没有海报也没有节目单，当然是古典音乐，多数是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灯光昏暗，人头黑簇簇地显得听众很多，各自摆出认为最舒坦最优美的姿势。已经揩抹过的桌子散着辣和腥的秽气，肃静，音乐进行着……蚊蚋扰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进一开始就唯美主义，《邓肯自传》，《王尔德狱中记》，《陶林格莱的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伟人传记都如此波澜壮阔地写着，同学中的佼佼者大抵这样自我期许，席德进是这样，“阿波罗”、“大卫”是这样，“暴风雨”总也是这样，胸肌间有小十架晃动不已的那个，正走着罗丹的路，我亦无非在此种竞技状态中朝朝暮暮，无非所读的书要冷些硬些不近情理些。
那天近午，席德进在顶射的阳光中走过窗下，颜面苍白，严峻，平静，只能称之为圣洁的气象，整个面部呈现一种不发亮的光――从未见他如此，因而讶然：他刚做完了什么事？什么事能留下这样的神色？目光接触之后，都没有交谈的意向，他折入寝室去了。我继续寻思，席德进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末以前我对他的认知是肤浅的，如果，刚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层面”，他担当得了吗？我疑虑，漠然地不安，这是有所殉的牺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后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进的讣闻，蓦然浮现那个四十年前艺专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进死后，脸上是否重现这表情神色……
若说无缘，却是在艺专时由相猜忌而转为相敬悦，一谈数小时。若说有缘，一九四八年为时势浪潮所冲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说毕竟无缘，某日在台南的旧货摊的唱片堆前，有人牵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视――“席德进！”
他笑呀说呀，一点也想不到我会在岛上，我也以为岛上有个本地的席德进。他在嘉义中学当教员。
“你呢？”
“写生哪，整个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厂子弟学校宿舍。”
商量停当，在旧货摊的账柜上草一短简，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义暂住，余后详。
贝多芬的交响乐，从NO.1-NO.9，一个金指环作交换，老板还找我不少钱。旧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恋那种精装的硬封套的圣物，那种重量的象征性。
嘉义风物，已忆不起。嘉义中学，树绿，路灰黄，模模糊糊。只记得那寝室，很小，床是竹制的，在我们浙江，叫竹榻，为我又搬了一只来，他的靠墙，我的临窗，还有一小桌，一板凳。画件不多，倚在壁角，显得次要，而室内也无主要的东西。那年代，我们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伧为可耻，因为从书本上看到，胸怀大志，都这样。吃食也不知讲究，学生时代似乎还没有长味蕾，无论如何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美食烹调高手。然而那一阵子席德进每晚预告翌日菜单，回锅肉、连锅汤、麻婆豆腐、怪味鸡，二人在厨房乱转乱煮，现在想来，全是词不达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极了，快乐极了。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他拿出阿里山的风景写生，我无言。
“你说说看呢，怎么样？”
“这是阿里山？”
“是啊，上个月写生的。”
“这哪里是阿里山。”
“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塞尚的普罗旺斯也不是普罗旺斯。”
“只要是画！”
“这还不是。”
他又翻出一叠人像，铅笔钢笔速写的。
“这些是你的学生？”
“是。”
“是学生而已。”
他从夹子里取一帧精致的肖像。
“这呢？”
“是谁？”
“克利斯朵夫！”
我仔细端详，他兴奋起来。
“这个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莱坞出身。像你自己。”
好莱坞？他难受。像他？他惊喜：
“你说我像他？”
“像。”
“怎么会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变为理想的了。”
他侧首一笑了之，彼此心里并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见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诉之于克利斯朵夫的脸，越画得雄媚俊逸就越显得画者本身难与比拟，艺术的可能反证现实的不可能――这种苦楚我熟悉。画家终其一生，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绝望，极少例外。
当时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为泉源，歧异则在于私淑宗师，美专倾向米开朗基罗，达文西，艺专倾向波提却利，拉斐儿。而印象主义呢，美专尊塞尚，艺专尊梵谷。再下来，则美专偏爱毕卡索，艺专偏爱马谛斯――我想，似乎是两座城市的地域特征的关系，似乎是两位校长的脾气关系，似乎是两方教授的癖好关系。一个学校等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群体潜意识，学生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细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脱出这种群体潜意识，所以，对艺专的校风，画风，无异己感，既忠荩于米开朗基罗，达文西，塞尚，毕卡索，……又投入波提却利，拉斐儿，梵谷马谛斯……
出现了“新派画”，也像“印象派”这个名称由“负”转“正”那样，“新派画”，原是正统的写实的门户中人，挖苦非正统的不写实的作品，信手拈来的一个贬义词。后来，摩登学子就干脆自命“新派画家”。四十年代美专艺专的新派，只新在校门国门之内，烽烟弥漫了八年，两校都好不容易从闭塞的内地徙回原址，世界艺坛已是什么局面谁也弄不清。
席德进肯下苦功，宿舍楼梯转弯处，得一小阁，架块板亮个灯，灯泡上罩张锡纸，便是独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没有门，人来人往，都看见他在练线条，大家又羡慕了，放轻脚步以示尊敬，“席德进在修道！”整个艺专，年轻人都还很老实，少数别有用心者，别有一种愚蠢而已。美专也是，浑浑噩噩，几许自以为先知先觉的，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浑浑噩噩。一般单纯爱艺术的男生女生，只知画画，看画，也看别的文学书，此外就是通俗流行的恋和失恋。
行到楼梯转弯处，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进在白纸上重复重复地勾勒一张女脸，偶尔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头像，胸像，半身，全身，再头，胸……造型近乎毕卡索的新古典希腊风，掺进若干马谛斯的野兽味，笔尖
今天很凑巧的看到这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顿时印象大逆转。也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个人情况的一些介绍。原来这个人出生于1927年，是乌镇（也是茅盾的故乡？）一个富商的独子。求学的地方是杭州艺专。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做一些工艺美术的工作。文革时曾两次入狱。1982年去了纽约。总之是个经历非常复杂的人。
先警告一下，这篇文章里有一点点同性恋情结，虽然非常婉转，不喜欢的同学还是慎入为好。木心本人貌似也有点倾向。
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木心
夏日卓午，我凭窗闲眺，席德进在阳光下走来，渐近，视线相接，彼此点了点头……他脸上有一种舛异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艺专学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艺专学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几个，等于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专来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欢朋友，三三两两构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闹些闹不大的纯洁笑话。
全都笨拙，没有见过一个精灵俏皮的人。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严肃得愣头愣脑。也许，还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观念笼罩中。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国史上的参考过时而废。从欧罗巴的传记、小说、电影中借鉴，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纪巴黎的那些公案轶事，作我们行为的蓝本。时空的差异像恶作剧，使我们的摹仿极不如意，畏于成拙而未敢轻易弄巧――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蠢。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末生来就是，要末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我在艺专，凡从美专转学来的，算是老同学，艺专学生，算是新同学，问问老的新的，谁画得好、最好？都说席德进。还有谁呢？说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轮到我辈，只剩礼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练琴者一个接一个，宛如岗哨换班，交替之际，不免要攀谈几句。席德进中等身材，宽肩方脸，发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盖在额上，像个小沙弥，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知道他认为我不在话下。白球衫白短裤白麂皮快靴，我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气。毛蓝土布短衫草绿军裤橡胶鞋，也不符我审美准则。各自有所畏惧，摸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份量。当时都没有份量。谈贝多芬，谈萧邦。最大的难事是要年轻人承认浅薄。
那时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时夏天的艺专是天堂。
女生朴素极了，不一定是穷，是不会打扮，又想要点什么花招吸引人，就弄成个放浪不拘，衣裙零乱首如飞蓬，在白堤的万千柳丝中扬长而过，本地人称她们为“艺专的疯婆儿”。
男生多数是真穷，穷学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裤、木拖鞋、一顶大草帽，节奏分明地来，节奏分明地去。若论遮阳眼镜、金项链、手表，梦里也没有。唯独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拥有一个铁质的小十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十架垂落于两块胸肌间，晃动不已，到处令人羡慕，众男生只能从大处着眼着手，练好全身肌肉。有外号叫“阿波罗”的，也有叫“大卫”的，最壮硕的那个李黑蛮叫“暴风雨”。
暑假，食堂照常开伙，四川人占优势，天天吃辣，一辣，就没有话说。女生进餐厅时还要叫：
“辣椒有没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后来被误定为席德进的女情人的。
晚餐后，常有音乐，可敬可怜的。热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声机从宿舍搬到餐厅来，像是庄严“布道”。没有海报也没有节目单，当然是古典音乐，多数是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灯光昏暗，人头黑簇簇地显得听众很多，各自摆出认为最舒坦最优美的姿势。已经揩抹过的桌子散着辣和腥的秽气，肃静，音乐进行着……蚊蚋扰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进一开始就唯美主义，《邓肯自传》，《王尔德狱中记》，《陶林格莱的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伟人传记都如此波澜壮阔地写着，同学中的佼佼者大抵这样自我期许，席德进是这样，“阿波罗”、“大卫”是这样，“暴风雨”总也是这样，胸肌间有小十架晃动不已的那个，正走着罗丹的路，我亦无非在此种竞技状态中朝朝暮暮，无非所读的书要冷些硬些不近情理些。
那天近午，席德进在顶射的阳光中走过窗下，颜面苍白，严峻，平静，只能称之为圣洁的气象，整个面部呈现一种不发亮的光――从未见他如此，因而讶然：他刚做完了什么事？什么事能留下这样的神色？目光接触之后，都没有交谈的意向，他折入寝室去了。我继续寻思，席德进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末以前我对他的认知是肤浅的，如果，刚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层面”，他担当得了吗？我疑虑，漠然地不安，这是有所殉的牺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后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进的讣闻，蓦然浮现那个四十年前艺专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进死后，脸上是否重现这表情神色……
若说无缘，却是在艺专时由相猜忌而转为相敬悦，一谈数小时。若说有缘，一九四八年为时势浪潮所冲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说毕竟无缘，某日在台南的旧货摊的唱片堆前，有人牵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视――“席德进！”
他笑呀说呀，一点也想不到我会在岛上，我也以为岛上有个本地的席德进。他在嘉义中学当教员。
“你呢？”
“写生哪，整个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厂子弟学校宿舍。”
商量停当，在旧货摊的账柜上草一短简，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义暂住，余后详。
贝多芬的交响乐，从NO.1-NO.9，一个金指环作交换，老板还找我不少钱。旧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恋那种精装的硬封套的圣物，那种重量的象征性。
嘉义风物，已忆不起。嘉义中学，树绿，路灰黄，模模糊糊。只记得那寝室，很小，床是竹制的，在我们浙江，叫竹榻，为我又搬了一只来，他的靠墙，我的临窗，还有一小桌，一板凳。画件不多，倚在壁角，显得次要，而室内也无主要的东西。那年代，我们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伧为可耻，因为从书本上看到，胸怀大志，都这样。吃食也不知讲究，学生时代似乎还没有长味蕾，无论如何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美食烹调高手。然而那一阵子席德进每晚预告翌日菜单，回锅肉、连锅汤、麻婆豆腐、怪味鸡，二人在厨房乱转乱煮，现在想来，全是词不达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极了，快乐极了。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他拿出阿里山的风景写生，我无言。
“你说说看呢，怎么样？”
“这是阿里山？”
“是啊，上个月写生的。”
“这哪里是阿里山。”
“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塞尚的普罗旺斯也不是普罗旺斯。”
“只要是画！”
“这还不是。”
他又翻出一叠人像，铅笔钢笔速写的。
“这些是你的学生？”
“是。”
“是学生而已。”
他从夹子里取一帧精致的肖像。
“这呢？”
“是谁？”
“克利斯朵夫！”
我仔细端详，他兴奋起来。
“这个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莱坞出身。像你自己。”
好莱坞？他难受。像他？他惊喜：
“你说我像他？”
“像。”
“怎么会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变为理想的了。”
他侧首一笑了之，彼此心里并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见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诉之于克利斯朵夫的脸，越画得雄媚俊逸就越显得画者本身难与比拟，艺术的可能反证现实的不可能――这种苦楚我熟悉。画家终其一生，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绝望，极少例外。
当时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为泉源，歧异则在于私淑宗师，美专倾向米开朗基罗，达文西，艺专倾向波提却利，拉斐儿。而印象主义呢，美专尊塞尚，艺专尊梵谷。再下来，则美专偏爱毕卡索，艺专偏爱马谛斯――我想，似乎是两座城市的地域特征的关系，似乎是两位校长的脾气关系，似乎是两方教授的癖好关系。一个学校等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群体潜意识，学生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细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脱出这种群体潜意识，所以，对艺专的校风，画风，无异己感，既忠荩于米开朗基罗，达文西，塞尚，毕卡索，……又投入波提却利，拉斐儿，梵谷马谛斯……
出现了“新派画”，也像“印象派”这个名称由“负”转“正”那样，“新派画”，原是正统的写实的门户中人，挖苦非正统的不写实的作品，信手拈来的一个贬义词。后来，摩登学子就干脆自命“新派画家”。四十年代美专艺专的新派，只新在校门国门之内，烽烟弥漫了八年，两校都好不容易从闭塞的内地徙回原址，世界艺坛已是什么局面谁也弄不清。
席德进肯下苦功，宿舍楼梯转弯处，得一小阁，架块板亮个灯，灯泡上罩张锡纸，便是独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没有门，人来人往，都看见他在练线条，大家又羡慕了，放轻脚步以示尊敬，“席德进在修道！”整个艺专，年轻人都还很老实，少数别有用心者，别有一种愚蠢而已。美专也是，浑浑噩噩，几许自以为先知先觉的，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浑浑噩噩。一般单纯爱艺术的男生女生，只知画画，看画，也看别的文学书，此外就是通俗流行的恋和失恋。
行到楼梯转弯处，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进在白纸上重复重复地勾勒一张女脸，偶尔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头像，胸像，半身，全身，再头，胸……造型近乎毕卡索的新古典希腊风，掺进若干马谛斯的野兽味，笔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