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两片连放的确不错）
Posted: 2006-12-22 18:12
作者：村上春树
两片连放的确不错
看新电影时，我总是乘电车去电影院自己掏钱买票看，一般不参加试映招待会。
从前有一段时间曾在杂志上写影评什么的，那时候倒时不时跑去参加试映招待会。大概十几年前吧，发生了一件同某电影发行公司有关的不愉快的事，于是决心此后概不参加试映招待会。我这人较有耐性，很少生气，但真的生起气来就很难忘记。一旦下定决心，就像神经质的灯塔守护人那样坚守到底。这么着，试映招待会就跟我无缘了。光一回想都心生不快，懒得一一交待来龙去脉。
参加试映招待会那一时期，时常在会场看见田中小实昌（日本小说家、翻译家）君。近来不知怎么样了，反正当时一到夏天田中君总是穿一条短裤。但会场放冷气，穿短裤太冷，所以进场前他要找地方换穿长裤。电影放完时又在哪里穿回短裤，优雅地一摇一摆消失在街头。
一次一家出版社在银座一丁目名叫“吉兆”的高级饭店请他吃饭，他也照样身穿短裤脚登运动鞋前往，结果在门口被女店员客气地挡住：“对不起，恕不接待穿短裤的客人。”他本想发脾气说难道你这里的菜肴高级得非穿长裤才能吃不成，但由于担心对方来一句“是的是那样的”致使自己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当场掏出一条长裤套在短裤外面。
“如何，这可以了吧？”女店员目瞪口呆地应道：“可以，请请。”我想这是能够以相当高的概率断言的――在“吉兆”门厅从皮包里掏出长裤穿上的人不至于数量很多。或许是我少见多怪，抱歉抱歉。
闲话休提，接着谈电影。
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开心。座位空时更开心。若门可罗雀，简直美上天了。两片连放也让人欢喜。两部影片之间的休息时间无所事事的空落感也很不坏。学生时代曾在间休时一边啃着从书包里掏出的面包一边看妥思陀耶夫的《死屋手记》，实在惬意得很。看罢如何都不能称为名作的两部影片走上街头时那种无可名状的倦怠感，就好象熟透的硕果让人爱不释手一样。
相反不怎么喜欢的是近来东京城那种带有艺术片“轮替制”（也许应该译成“展映”？）意味的煞有介事的电影院。虽说不是全部，但有的地方的确让人觉得别扭，就像身穿棱角过于分明的衬衫。间休时放唱布赖恩・伊诺，听得人食欲大减。倒不是对布赖恩有什么不满。
还有，在那种电影院里，电影放完后观众也不离座而定睛注视片尾演职员表，这也叫我相当发怵。我一到正片放完出现了字幕就即刻起身出门――结果不时招来白眼。至于助理摄影助理导演是谁，演员顾问是谁，对不起，我毫无兴趣，我可不想看那玩意儿消耗时间。迄今为止在很多国家的电影院看了很多电影，观众如此专心致志地盯视片尾字幕的国家惟有日本。有的电影院更厉害，甚至关门上锁，不看完字幕不放你出去，可怕啊可怕。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以什么为契机使得如此郑重其事的“注视片尾字幕”的做法席卷全国――或者说被大家所认同――的呢？我可是有所不知（莫非和冷战结束有什么关系）。总之这种学习班式的气氛让我心里不释然。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让我释然为目的而存在的，这点我非常非常清楚。
文科和理科
世人大体可以分为文科人和理科人。我压根儿做不来数理化，是个俨然画在画上（也许该译为板上钉钉？）的文科分子，所以选择人生发展方向的时候全然没有迟疑之感。就算再有野心，也绝对没希望当上外科医生或物理学家。进一步说来，法律专家或经济学家也当不上。所以认为只能去文学院，而实际去的也是大学里的文学院。总之几乎别无选择。
我的父母都是专门学国文（日本文学）的，家庭环境原本就有“文科”色彩。家中文学书很多，耳濡目染，以为看书才是正道。关于如何拆卸钟表和配置电线，则认为那是发生在某个遥远世界的事，与己无关。所以作为我去念文科是自然而然的。至于这是起因于遗传因子的先天性决定事项，还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后天结果，我则不清不楚。大致遗传三分环境七分吧，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不料结了婚，我家这个太太是个变本加厉的极端文科分子，以致家中大凡日常“理科事项”都不容分说地派到了我头上。每次机械装置哪里坏了，必然由我鼓捣。若鼓捣不成，便受到斥责：“你也算是男人？”
以前看一本美国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抱怨道：“仅仅因为不巧带着一套男用生殖器生下来，世人就认定我会修理汽车的变速器，这是为什么？”对此我深有同感。世道这玩意儿原来哪里都大同小异！
不过，迄今为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我是一忍再忍的。
汽车的发动机油必须经常检查更新――这个我也学会了。还拼命翻阅厚得像存心拷打你的说明书，记住了烤面包机的调弄方法，以便早上起来顺利烤出面包。时下能够在使用数据线把音乐从CD转录制到微型音响装置的同时用激光影碟看《卡比里亚之夜》了。可以把电子表当闹钟和秒表使用，计下跑一圈四百米跑道所需时间了。可以用按键式电话查询美国银行的存款额了。同过去相比，作为我可谓跨越式进步。非我自吹，的确干得不坏，真想自我犒劳一下。
然而世界是个无比残酷的装置，会把新的障碍物一个接一个恶狠狠地抛到我面前。是的，现在我要说说那台不三不四的苹果牌电脑。家里现在共有四台苹果牌电脑。我有一台台式的，一台笔记本，太太有一台，助手有一台。每台用的软件多少有所不同。不用说，四台电脑必有哪一台出问题。比如现在打印机就昏迷不醒，如腌菜石一样僵死不动。原由一无所知。
我对着桌子高度集中注意力写小说：“于是波子一伸舌头舔了下长毛狮子狗的肚脐。狗突然起身，摘掉人字帽……”正写着，敲门声响了，招呼道：“喂，过来看看呀，不知怎么不灵了啦！”每次都弄得我仰天长叹。
真想跑到大概在天涯海角的文科国文科城文科村去，就这样带着一套男用生殖器在那里静静生活。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
田纳西・威廉斯何以被人看扁
在大学我念的是“电影戏剧专业”。我对电影制作、更准确说来对电影剧本写作感兴趣。当时大学的文学院里有电影专业的，只有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和日本大学艺术学院，遂以“只要和电影有关什么都成”那样的感觉进了早稻田。作为学习剧本写作的设施，早稻田大学固然没起多大作用，但因此转向如今成了小说家，从结果上说也不能太发牢骚。
在学校我最先选的课是用英语读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因为过去看过几个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而且作为我相当中意，如《欲望号街车》和《走向地狱的俄耳甫斯》等等。但是任课老师多少有些怪话，什么“喏，这个地方足以看出他的浅薄”，什么“怎么样，诸位，主人公的名字取得十分低级趣味吧”，如此不一而足。刚开始的时候，震动之余还有些半信半疑。但一学期听下来，渐渐觉得田纳西・威廉斯这个人的确是个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作家。那也难怪，一个二十刚出头、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生持续一学期听博学多识的大学老师翻来覆去强调“这家伙是傻瓜是渣滓是八爪鱼”，思想难免在某种程度上被他拉拢过去，至少我是这样。
至于那位老师何以挑选他如此深恶痛绝的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当教材，我自是无从知晓。也许是想趁机在众人面前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或者自己本来不愿意上课而硬被上头强加于己（“喂，这学期你教田纳西・威廉斯”）也未可知。无论原因如何，对我也好、大概对老师本人也好都是不幸的事，毕竟老师也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阅读并且讲述自己不喜欢的作品。
当然，到了这个年纪回头看去，心里不难明白：那只是老师的个人意见，不同看法世上也是有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并非仅有一种。再说大学老师里边也多少有几个（有不少、有很多）怪人。可是年轻时候脑袋无法冷静到那个地步。对于把田纳西・威廉斯骂得狗血淋头的逻辑――如今向来也批判得相当精彩――甚至怀有钦佩之情。我所喜欢的作家因此得以减少一个。多谢多谢！
我并不是说谴责什么抨击什么本身不对。任何文本都应该而且必须面对所有批评。我想说的只是：某种方向消极的启蒙有时候会无可挽回地损毁很多事物甚至自己本身。那里边应该备有宽厚的、温情的、积极的、类似“代价”的什么才是。必须深深铭记这样一个事实――那种无法证实的持续性消极言行一如速效注射，一旦开始推进恐怕就再也不能退回。
当然，对作家、作品我也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对人也有好恶。但每当我想起在久远的过去听的那门关于田纳西・威廉斯的课，我就打定主意还是不要光写别人的坏话。相比之下，还是要写些好事、有趣的事，还是要尽量发现同样认为是好事、有趣的事并为之欣喜的人。从经验上我的确这么想。这是早稻田大学给予我的为数不多的活的教训之一。
不过，在今天这个讲究速效性的社会上，以这种慢悠悠的步调生活起来，我时不时感到自己有些发傻。与此相比，高声痛骂某个人看上去要潇洒得多。例如批评家就比作家显得聪明。但是，纵然一个个作者有时显得愚昧（即便实际上也是愚昧的），我还是不能一口斥之为“那家伙是垃圾、这小子是狗屎”，因为我深知从零开始鼓捣什么是何等费时费事的活计，虽然好坏另当别论。这是作为作者的我的生存方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尊严问题。
假如可以通过巧妙地说别人坏话来巧妙地写出自己的小说，那么我想我也能够连续四十八个小时将大凡所有的坏话一吐为快。我也并非完全没有那样的才能，但毕竟不能那样，所以我要尽可能动手不动口。
报纸、信息等等
十年来没订报纸，回想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电视新闻也几乎不看。也可能因此错过了重大信息而实际上有所不便，但既然本人没有意识到不便，那么能否称之为“不便”就是个疑问了。信息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进来的信息到何处为止有用、由何处开始无用已经渐渐没了界限。以为没用便似乎一切没用，反过来一旦为缺乏信息感到不安，便不安个没完。正因如此，信息产业才如此生意兴隆。
例如我所利用的网上服务，其大部分信息都是生活所不需要的劳什子，或者不如说即便百分之百没有了，时下也不至于感到不便（有则利用之）。其实现代信息产业这东西就是做出没有信息如何不便的假象，从而在本来不存需求的地方制造出需求来。
那么，对我们来说真正必需的信息一天究竟有多少呢？标准固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报纸有四版大概就差不多了。“啪”一声摊开报纸，作为实感有正反两面足矣。想来，如今的普通报纸未免页数太多、太厚、太重。晚报也大可不必。或许你说只挑必要部分看就行了嘛，问题是森林每天都要为此从地球上消失一些。一想到这点，我的小小胸口便阵阵作痛。
过去刚写小说不久的时候，曾被登门劝订报纸的人折腾得好苦。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当时是相当死缠活磨来着。白天正在家写东西，门铃“丁冬”一声，出去一看，来人劈头一句“订报纸好吗？一个月就行”。我心想喂喂只订一个月报纸能顶什么用！坚决拒绝了事。
“我这人不看报，所以不订报，不需要的”，我解释道。但效果总是不大。抓耳挠腮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这样拒绝：“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我对着镜子练习，练到自己信心十足之后，开始实际尝试。这招见效，立杆见影。哪家报纸的劝订员都瞠目结舌，只此一发便统统让他们落荒而逃。
“从你口中说出，还真有说服力。”老婆心悦诚服地夸奖。但不是那么回事，无非是演技的效果罢了。
不过，这招也失灵过一回。对方是劝订“赤旗”（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的老婆婆。我照例说“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岂料对方毫不气馁，笑眯眯地说：“跟你说，这‘赤旗’还有漫画什么的。就算汉字不认得，漫画总认得吧？”语声甚是和蔼可亲。
当时我深深感到日本共产党实非等闲之辈，不是嘲讽，是真心那么想的。至今每次听到“日本共产党”我都想起那位老婆婆。“赤旗”虽说没订，但自那以来便不再以不识汉字为台词拒绝订报了，因为觉得撒那样的谎毕竟不好。
还有，报纸休报日到底算怎么回事呢？当然，报纸偶然休息一日对我自是毫不碍事，若是想让送报员休息就休息好了。据我所知，以如此理由停出报纸的国家除了日本找不出第二个（顺便说一句，我订的美国报纸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不休息。什么缘故呢？）。这倒也无所谓，就算一天不来报纸地球也照转。
问题是全国的报纸步调一致地同一天休息不是多少有点奇怪？近日我在车站小卖店心血来潮想买报纸，当时不由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报纸那东西（除了体育类报纸）在那里全然没了踪影！又不是小学生闹流感，何苦非在同一天齐崭崭地歇工不可？星期一“读卖”休息，星期二“每日”休息，星期三“朝日”休息……那样岂不更好？就像“三越”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松屋”买东西。那才算是地道的自由竞争和公平服务。而现在这样子，恐怕只能说是沆瀣一气。
难道这是一种热情服务，为的是开导读者“就算一天不来报纸地球也照样转动”？
空中漂游乐不可支
我一般不做梦。不过据学者说不做梦的人世上一个也没有，所以实际我也该是同样做梦的，只是早上起来时脑袋里毫无做梦的记忆。非我瞎吹，我睡觉好得出奇，可以像鳗鱼一样在REM（rapid eye movement）睡眠的泥沼里昏昏然一觉睡到天亮。即使做梦，也像一勺水洒在沙漠里一样，被“吱溜溜”彻底吞进虚无之中，全然不留记忆。作为梦来说，辛辛苦苦花样翻新编出的多彩多姿的有趣梦境若到了早上荡然无存也未免扫兴，我好歹算是小说家，那种心情完全理解。抱歉是觉得抱歉，但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别无他法。
偶尔也会因为什么半夜突然睁眼醒来，那种时候就能清楚记得当时做梦的内容。但也只是醒一小会儿，马上又翻身睡去，因此到了早上还是全不记得做过什么梦。记得起来的惟有似真似幻的一点：一瞬之间曾鲜明地记得做的什么梦。这类似想唱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本来熟知旋律时的无奈感。
不过空中漂游的梦是个例外。过去我就时常梦见自己在空中漂游，而且单单这类梦哪一个都记得一清二楚，清楚得不可思议。梦中的空中漂游并非什么难事，纵身一跃，就势停在空中，如此而已。既无须特别使用肌肉，又不必集中精神，所以全然不累，可以永久漂游不落。想略微向上即可向上，想往地面接近即可接近。为什么别人就无能为力呢？百思莫解。毕竟想做即可做到，简单至极。“喂喂，简单着咧，只要掌握窍门，谁都行！”我对大家说。但由于太单纯太简单了，一下子没办法把窍门讲给别人听。
虽说是空中漂游，其实也没飘多高，也就离地一米上下吧。原因我不清楚，反正心情上不想飘得很高。我觉得最理想的空中漂游是清心寡欲地在距地面五十厘米左右的上方飘飘忽忽。
这种模式的梦我好象定期做了很久……十五六年前我就曾为朝日新闻写过这方面的随笔，其中写道：“我常做空中漂游的梦。”如此说来，从很久很久（久得已经记不起多久了）以前我就乐此不疲地持续做同一模式的梦。尽管是梦，可是那种漂游感早已切切实实地同我的自身融为一体了，以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奥姆的麻原（彰晃）能够在空中漂游或浮升的时候，较之信与不信，第一个念头是“怎么他也会？”因为空中漂游对我来说绝非什么特殊事、离奇事。那个我也做得来，当然是在梦中。
至于定期梦见空中漂游在精神解析上具有怎样的意义，那我不知道，也不太想知道。因为我觉得梦的解析意义没什么重要。这么说或许不无危险――我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恐怕纯属带有启示性的那一类梦。没准迟早我真的能够飘上空中。果真那样该有多妙。即使梦中一无意义二无目的飘忽忽地浮在空中都让人开心得无可形容，情不自禁地笑逐言开，假如能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尽情受用一番，人生该何等美好！
说实话，与此极为相似的“开心”近来在实际生活中品尝了一回。今年夏天可以不间歇地爬泳两千多米了！一天早上突然注意到时，居然游得顺畅无比，而此前全无这样的感觉。记得过去顶多游五六百米且累得气喘吁吁，而现在游上一个小时也不累不喘，不可思议。这种事何以发生在自己身上自是无法理解，但不管怎么说结果好就是一切好。独自在游泳池默默往返之间，不由高兴得咧开了嘴。
这样，铁人三项赛往下只剩自行车了（村上春树跑马拉松很在行）！眼下我村上居然不服老地燃起了青春激情。不过自行车怕是够累人的，肯定。
两片连放的确不错
看新电影时，我总是乘电车去电影院自己掏钱买票看，一般不参加试映招待会。
从前有一段时间曾在杂志上写影评什么的，那时候倒时不时跑去参加试映招待会。大概十几年前吧，发生了一件同某电影发行公司有关的不愉快的事，于是决心此后概不参加试映招待会。我这人较有耐性，很少生气，但真的生起气来就很难忘记。一旦下定决心，就像神经质的灯塔守护人那样坚守到底。这么着，试映招待会就跟我无缘了。光一回想都心生不快，懒得一一交待来龙去脉。
参加试映招待会那一时期，时常在会场看见田中小实昌（日本小说家、翻译家）君。近来不知怎么样了，反正当时一到夏天田中君总是穿一条短裤。但会场放冷气，穿短裤太冷，所以进场前他要找地方换穿长裤。电影放完时又在哪里穿回短裤，优雅地一摇一摆消失在街头。
一次一家出版社在银座一丁目名叫“吉兆”的高级饭店请他吃饭，他也照样身穿短裤脚登运动鞋前往，结果在门口被女店员客气地挡住：“对不起，恕不接待穿短裤的客人。”他本想发脾气说难道你这里的菜肴高级得非穿长裤才能吃不成，但由于担心对方来一句“是的是那样的”致使自己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当场掏出一条长裤套在短裤外面。
“如何，这可以了吧？”女店员目瞪口呆地应道：“可以，请请。”我想这是能够以相当高的概率断言的――在“吉兆”门厅从皮包里掏出长裤穿上的人不至于数量很多。或许是我少见多怪，抱歉抱歉。
闲话休提，接着谈电影。
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开心。座位空时更开心。若门可罗雀，简直美上天了。两片连放也让人欢喜。两部影片之间的休息时间无所事事的空落感也很不坏。学生时代曾在间休时一边啃着从书包里掏出的面包一边看妥思陀耶夫的《死屋手记》，实在惬意得很。看罢如何都不能称为名作的两部影片走上街头时那种无可名状的倦怠感，就好象熟透的硕果让人爱不释手一样。
相反不怎么喜欢的是近来东京城那种带有艺术片“轮替制”（也许应该译成“展映”？）意味的煞有介事的电影院。虽说不是全部，但有的地方的确让人觉得别扭，就像身穿棱角过于分明的衬衫。间休时放唱布赖恩・伊诺，听得人食欲大减。倒不是对布赖恩有什么不满。
还有，在那种电影院里，电影放完后观众也不离座而定睛注视片尾演职员表，这也叫我相当发怵。我一到正片放完出现了字幕就即刻起身出门――结果不时招来白眼。至于助理摄影助理导演是谁，演员顾问是谁，对不起，我毫无兴趣，我可不想看那玩意儿消耗时间。迄今为止在很多国家的电影院看了很多电影，观众如此专心致志地盯视片尾字幕的国家惟有日本。有的电影院更厉害，甚至关门上锁，不看完字幕不放你出去，可怕啊可怕。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以什么为契机使得如此郑重其事的“注视片尾字幕”的做法席卷全国――或者说被大家所认同――的呢？我可是有所不知（莫非和冷战结束有什么关系）。总之这种学习班式的气氛让我心里不释然。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让我释然为目的而存在的，这点我非常非常清楚。
文科和理科
世人大体可以分为文科人和理科人。我压根儿做不来数理化，是个俨然画在画上（也许该译为板上钉钉？）的文科分子，所以选择人生发展方向的时候全然没有迟疑之感。就算再有野心，也绝对没希望当上外科医生或物理学家。进一步说来，法律专家或经济学家也当不上。所以认为只能去文学院，而实际去的也是大学里的文学院。总之几乎别无选择。
我的父母都是专门学国文（日本文学）的，家庭环境原本就有“文科”色彩。家中文学书很多，耳濡目染，以为看书才是正道。关于如何拆卸钟表和配置电线，则认为那是发生在某个遥远世界的事，与己无关。所以作为我去念文科是自然而然的。至于这是起因于遗传因子的先天性决定事项，还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后天结果，我则不清不楚。大致遗传三分环境七分吧，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不料结了婚，我家这个太太是个变本加厉的极端文科分子，以致家中大凡日常“理科事项”都不容分说地派到了我头上。每次机械装置哪里坏了，必然由我鼓捣。若鼓捣不成，便受到斥责：“你也算是男人？”
以前看一本美国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抱怨道：“仅仅因为不巧带着一套男用生殖器生下来，世人就认定我会修理汽车的变速器，这是为什么？”对此我深有同感。世道这玩意儿原来哪里都大同小异！
不过，迄今为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我是一忍再忍的。
汽车的发动机油必须经常检查更新――这个我也学会了。还拼命翻阅厚得像存心拷打你的说明书，记住了烤面包机的调弄方法，以便早上起来顺利烤出面包。时下能够在使用数据线把音乐从CD转录制到微型音响装置的同时用激光影碟看《卡比里亚之夜》了。可以把电子表当闹钟和秒表使用，计下跑一圈四百米跑道所需时间了。可以用按键式电话查询美国银行的存款额了。同过去相比，作为我可谓跨越式进步。非我自吹，的确干得不坏，真想自我犒劳一下。
然而世界是个无比残酷的装置，会把新的障碍物一个接一个恶狠狠地抛到我面前。是的，现在我要说说那台不三不四的苹果牌电脑。家里现在共有四台苹果牌电脑。我有一台台式的，一台笔记本，太太有一台，助手有一台。每台用的软件多少有所不同。不用说，四台电脑必有哪一台出问题。比如现在打印机就昏迷不醒，如腌菜石一样僵死不动。原由一无所知。
我对着桌子高度集中注意力写小说：“于是波子一伸舌头舔了下长毛狮子狗的肚脐。狗突然起身，摘掉人字帽……”正写着，敲门声响了，招呼道：“喂，过来看看呀，不知怎么不灵了啦！”每次都弄得我仰天长叹。
真想跑到大概在天涯海角的文科国文科城文科村去，就这样带着一套男用生殖器在那里静静生活。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
田纳西・威廉斯何以被人看扁
在大学我念的是“电影戏剧专业”。我对电影制作、更准确说来对电影剧本写作感兴趣。当时大学的文学院里有电影专业的，只有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和日本大学艺术学院，遂以“只要和电影有关什么都成”那样的感觉进了早稻田。作为学习剧本写作的设施，早稻田大学固然没起多大作用，但因此转向如今成了小说家，从结果上说也不能太发牢骚。
在学校我最先选的课是用英语读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因为过去看过几个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而且作为我相当中意，如《欲望号街车》和《走向地狱的俄耳甫斯》等等。但是任课老师多少有些怪话，什么“喏，这个地方足以看出他的浅薄”，什么“怎么样，诸位，主人公的名字取得十分低级趣味吧”，如此不一而足。刚开始的时候，震动之余还有些半信半疑。但一学期听下来，渐渐觉得田纳西・威廉斯这个人的确是个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作家。那也难怪，一个二十刚出头、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生持续一学期听博学多识的大学老师翻来覆去强调“这家伙是傻瓜是渣滓是八爪鱼”，思想难免在某种程度上被他拉拢过去，至少我是这样。
至于那位老师何以挑选他如此深恶痛绝的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当教材，我自是无从知晓。也许是想趁机在众人面前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或者自己本来不愿意上课而硬被上头强加于己（“喂，这学期你教田纳西・威廉斯”）也未可知。无论原因如何，对我也好、大概对老师本人也好都是不幸的事，毕竟老师也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阅读并且讲述自己不喜欢的作品。
当然，到了这个年纪回头看去，心里不难明白：那只是老师的个人意见，不同看法世上也是有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并非仅有一种。再说大学老师里边也多少有几个（有不少、有很多）怪人。可是年轻时候脑袋无法冷静到那个地步。对于把田纳西・威廉斯骂得狗血淋头的逻辑――如今向来也批判得相当精彩――甚至怀有钦佩之情。我所喜欢的作家因此得以减少一个。多谢多谢！
我并不是说谴责什么抨击什么本身不对。任何文本都应该而且必须面对所有批评。我想说的只是：某种方向消极的启蒙有时候会无可挽回地损毁很多事物甚至自己本身。那里边应该备有宽厚的、温情的、积极的、类似“代价”的什么才是。必须深深铭记这样一个事实――那种无法证实的持续性消极言行一如速效注射，一旦开始推进恐怕就再也不能退回。
当然，对作家、作品我也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对人也有好恶。但每当我想起在久远的过去听的那门关于田纳西・威廉斯的课，我就打定主意还是不要光写别人的坏话。相比之下，还是要写些好事、有趣的事，还是要尽量发现同样认为是好事、有趣的事并为之欣喜的人。从经验上我的确这么想。这是早稻田大学给予我的为数不多的活的教训之一。
不过，在今天这个讲究速效性的社会上，以这种慢悠悠的步调生活起来，我时不时感到自己有些发傻。与此相比，高声痛骂某个人看上去要潇洒得多。例如批评家就比作家显得聪明。但是，纵然一个个作者有时显得愚昧（即便实际上也是愚昧的），我还是不能一口斥之为“那家伙是垃圾、这小子是狗屎”，因为我深知从零开始鼓捣什么是何等费时费事的活计，虽然好坏另当别论。这是作为作者的我的生存方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尊严问题。
假如可以通过巧妙地说别人坏话来巧妙地写出自己的小说，那么我想我也能够连续四十八个小时将大凡所有的坏话一吐为快。我也并非完全没有那样的才能，但毕竟不能那样，所以我要尽可能动手不动口。
报纸、信息等等
十年来没订报纸，回想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电视新闻也几乎不看。也可能因此错过了重大信息而实际上有所不便，但既然本人没有意识到不便，那么能否称之为“不便”就是个疑问了。信息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进来的信息到何处为止有用、由何处开始无用已经渐渐没了界限。以为没用便似乎一切没用，反过来一旦为缺乏信息感到不安，便不安个没完。正因如此，信息产业才如此生意兴隆。
例如我所利用的网上服务，其大部分信息都是生活所不需要的劳什子，或者不如说即便百分之百没有了，时下也不至于感到不便（有则利用之）。其实现代信息产业这东西就是做出没有信息如何不便的假象，从而在本来不存需求的地方制造出需求来。
那么，对我们来说真正必需的信息一天究竟有多少呢？标准固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报纸有四版大概就差不多了。“啪”一声摊开报纸，作为实感有正反两面足矣。想来，如今的普通报纸未免页数太多、太厚、太重。晚报也大可不必。或许你说只挑必要部分看就行了嘛，问题是森林每天都要为此从地球上消失一些。一想到这点，我的小小胸口便阵阵作痛。
过去刚写小说不久的时候，曾被登门劝订报纸的人折腾得好苦。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当时是相当死缠活磨来着。白天正在家写东西，门铃“丁冬”一声，出去一看，来人劈头一句“订报纸好吗？一个月就行”。我心想喂喂只订一个月报纸能顶什么用！坚决拒绝了事。
“我这人不看报，所以不订报，不需要的”，我解释道。但效果总是不大。抓耳挠腮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这样拒绝：“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我对着镜子练习，练到自己信心十足之后，开始实际尝试。这招见效，立杆见影。哪家报纸的劝订员都瞠目结舌，只此一发便统统让他们落荒而逃。
“从你口中说出，还真有说服力。”老婆心悦诚服地夸奖。但不是那么回事，无非是演技的效果罢了。
不过，这招也失灵过一回。对方是劝订“赤旗”（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的老婆婆。我照例说“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岂料对方毫不气馁，笑眯眯地说：“跟你说，这‘赤旗’还有漫画什么的。就算汉字不认得，漫画总认得吧？”语声甚是和蔼可亲。
当时我深深感到日本共产党实非等闲之辈，不是嘲讽，是真心那么想的。至今每次听到“日本共产党”我都想起那位老婆婆。“赤旗”虽说没订，但自那以来便不再以不识汉字为台词拒绝订报了，因为觉得撒那样的谎毕竟不好。
还有，报纸休报日到底算怎么回事呢？当然，报纸偶然休息一日对我自是毫不碍事，若是想让送报员休息就休息好了。据我所知，以如此理由停出报纸的国家除了日本找不出第二个（顺便说一句，我订的美国报纸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不休息。什么缘故呢？）。这倒也无所谓，就算一天不来报纸地球也照转。
问题是全国的报纸步调一致地同一天休息不是多少有点奇怪？近日我在车站小卖店心血来潮想买报纸，当时不由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报纸那东西（除了体育类报纸）在那里全然没了踪影！又不是小学生闹流感，何苦非在同一天齐崭崭地歇工不可？星期一“读卖”休息，星期二“每日”休息，星期三“朝日”休息……那样岂不更好？就像“三越”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松屋”买东西。那才算是地道的自由竞争和公平服务。而现在这样子，恐怕只能说是沆瀣一气。
难道这是一种热情服务，为的是开导读者“就算一天不来报纸地球也照样转动”？
空中漂游乐不可支
我一般不做梦。不过据学者说不做梦的人世上一个也没有，所以实际我也该是同样做梦的，只是早上起来时脑袋里毫无做梦的记忆。非我瞎吹，我睡觉好得出奇，可以像鳗鱼一样在REM（rapid eye movement）睡眠的泥沼里昏昏然一觉睡到天亮。即使做梦，也像一勺水洒在沙漠里一样，被“吱溜溜”彻底吞进虚无之中，全然不留记忆。作为梦来说，辛辛苦苦花样翻新编出的多彩多姿的有趣梦境若到了早上荡然无存也未免扫兴，我好歹算是小说家，那种心情完全理解。抱歉是觉得抱歉，但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别无他法。
偶尔也会因为什么半夜突然睁眼醒来，那种时候就能清楚记得当时做梦的内容。但也只是醒一小会儿，马上又翻身睡去，因此到了早上还是全不记得做过什么梦。记得起来的惟有似真似幻的一点：一瞬之间曾鲜明地记得做的什么梦。这类似想唱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本来熟知旋律时的无奈感。
不过空中漂游的梦是个例外。过去我就时常梦见自己在空中漂游，而且单单这类梦哪一个都记得一清二楚，清楚得不可思议。梦中的空中漂游并非什么难事，纵身一跃，就势停在空中，如此而已。既无须特别使用肌肉，又不必集中精神，所以全然不累，可以永久漂游不落。想略微向上即可向上，想往地面接近即可接近。为什么别人就无能为力呢？百思莫解。毕竟想做即可做到，简单至极。“喂喂，简单着咧，只要掌握窍门，谁都行！”我对大家说。但由于太单纯太简单了，一下子没办法把窍门讲给别人听。
虽说是空中漂游，其实也没飘多高，也就离地一米上下吧。原因我不清楚，反正心情上不想飘得很高。我觉得最理想的空中漂游是清心寡欲地在距地面五十厘米左右的上方飘飘忽忽。
这种模式的梦我好象定期做了很久……十五六年前我就曾为朝日新闻写过这方面的随笔，其中写道：“我常做空中漂游的梦。”如此说来，从很久很久（久得已经记不起多久了）以前我就乐此不疲地持续做同一模式的梦。尽管是梦，可是那种漂游感早已切切实实地同我的自身融为一体了，以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奥姆的麻原（彰晃）能够在空中漂游或浮升的时候，较之信与不信，第一个念头是“怎么他也会？”因为空中漂游对我来说绝非什么特殊事、离奇事。那个我也做得来，当然是在梦中。
至于定期梦见空中漂游在精神解析上具有怎样的意义，那我不知道，也不太想知道。因为我觉得梦的解析意义没什么重要。这么说或许不无危险――我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恐怕纯属带有启示性的那一类梦。没准迟早我真的能够飘上空中。果真那样该有多妙。即使梦中一无意义二无目的飘忽忽地浮在空中都让人开心得无可形容，情不自禁地笑逐言开，假如能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尽情受用一番，人生该何等美好！
说实话，与此极为相似的“开心”近来在实际生活中品尝了一回。今年夏天可以不间歇地爬泳两千多米了！一天早上突然注意到时，居然游得顺畅无比，而此前全无这样的感觉。记得过去顶多游五六百米且累得气喘吁吁，而现在游上一个小时也不累不喘，不可思议。这种事何以发生在自己身上自是无法理解，但不管怎么说结果好就是一切好。独自在游泳池默默往返之间，不由高兴得咧开了嘴。
这样，铁人三项赛往下只剩自行车了（村上春树跑马拉松很在行）！眼下我村上居然不服老地燃起了青春激情。不过自行车怕是够累人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