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一路走一路吃
Posted: 2007-07-31 22:10
小爱上周六去UCSD一周。一想到全程十二小时,转机两次,小爱就很懊丧。临行的早晨,我煎了三根香肠两磅烟肉,喂他尽情吃一饱。又烤了两块燕麦面包,夹进去半条香肠,和堆起来与香肠等高的烟肉,做了个史上最腻三明治让他带着上路。谁让他不吃牛油奶酪沙拉酱生菜呢?如果不是美国那边不许带肉类入境,他可能会求我准备两个饭盒:一个红烧排骨,一个辣子鸡。
在路上吃什么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喷气飞行年代――或者说,被运输的年代。在慢慢晃悠的邮轮上有大餐厅,鱼子酱牛排不去讲,至不济也有一碗牛腩饭。张爱玲说她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吃了十几天的炒河粉,也没吃厌。火车停一站就有人蜂拥而上卖零食小吃,就算不吃,看看琳琅满目和别人的踊跃,也是香的。只有坐飞机,闭上眼猜都能猜出有什么:水、果汁、可乐、啤酒、劣质小瓶红酒(比醋还酸);点心是夹点冷肉的小面包,黄油,水果杯,主菜不管是饭是意面,总是鸡牛素三样。飞机餐之天下大同,莫不如是。我很纳闷当年那个发明飞机餐菜谱的厨师,为什么没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少有的在这件事上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听说国泰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饭食选择极多,甚至有镛记的烧鹅濑粉。我不明白烧鹅这么方便的东西,凭什么就不能供应给我们只坐得起经济舱的客人。我宁可花钱买烧鹅饭吃。从香港到加拿大,上飞机之前,我吃下了一整条烧鹅腿和半份乳猪,然后拒绝了一切小圆面包和生菜叶子,数杯酒水以后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路程还不到一半,胃里的烧鹅和乳猪却已经化掉了。那种心情,无比恐慌。
如果卫生条件够好,坐着火车一路走一路吃当中是有不少乐趣的。火车格里格郎地开上几个小时,站台上卖的吃食完全不一样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我小的坐火车从北方到南方,一路除了探着头看山川田野,塘里的水牛,交叉变幻的铁轨,最有趣的就是看站台上卖什么吃的。一般来说,香烟瓜子全国皆有,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小吃。麻酥糖,鱼干,烧鸡。。。面目模糊的人脖子上拴根带子,托着箱子叫卖;旅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讨价还价,挑肥拣瘦。有人下车溜达一趟,回来大包小包带回来许多。这个时候我总是很羡慕,因为我的父母是坚决不会买那些个的。
以前去广州,要在上海转车。上海有我妈的表哥家,当时正值上海住房出名困难的年代,一家六七口住在浦西一个很挤的房子里。表舅比妈妈年纪大许多,已经是儿孙满堂,头发花白。每次去广州,都在他们家住一晚。表舅母是热情的上海老太太,能说能作,厨艺极好。每次在他们那里晚饭,我都贪婪地猛吃表舅母做的炒鳝糊、鸡毛菜。在父母的北方城市,家常是没有这个吃的。火车第二天总是很早,表舅母会连夜给我们做路菜,总是红烧肉,一方方紧紧压着封在罐头广口瓶里;鸡毛菜,青鲜脆嫩,装一个铝饭盒;又是一大饭盒的白米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我一直记得是”两天一夜“。红烧肉鸡毛菜能让我们三口吃过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就要吃方便面了。我这时候就会开始闹着要吃火车上的盒饭,一直觉得那窄长的小钢车十分神奇,里面的东西肯定好吃。在我童年的味觉来说,餐车的鸡腿的确好吃,因为跟家里吃惯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等后来自己长大自己坐火车,就突然回过味儿来站台上卖的东西似乎不那么靠得住。当然,好奇还是十分好奇的。记得路过武汉的时候,满站台上叫卖的都是”武昌鱼“。黄扁扁的一大块,不象是新鲜的,说不上是干鱼还是炸鱼,暗忖名动天下的武昌鱼怎么就这么一副尊容。当然武昌鱼有名是因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是因为“岂其食鱼必河之鲂”,跟美味无关。路过湖南某地的时候,卖的是瓦钵饭,一钵钵的摞着,上边有卤蛋卤肉青菜什么的,很有快餐精神。卤蛋卤肉因为缺乏热量,都相当干瘪,形容委琐。不过我承认若是饥肠辘辘之际,那两大块黄白相间的大肥肉应该还是能浪上人的火来。瓦钵似乎极便宜,卖饭的人不打算回收。火车进了南岭以后很久,满车厢里还能到处看见湖南的瓦钵。车过德州,例牌是“扒鸡扒鸡”的招呼。梁实秋那个年代据说就要小心,恐怕外表油光光,里边大蛆咕咕嚷嚷。后来德州扒鸡都改了真空包装,味道倒比以前强了点儿。我个人以为除了咸与烂,扒鸡并无别的长处。
其实坐火车的旅食经验也不都一无是处,我顶好的一次是在张家界,但不是在站台上吃的。大学四年级,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约好去了张家界。我们的导游是个黄瘦中年汉子,也与我们相处甚安。旅行团定点吃的饭食是没有办法的事,顿顿都有豆豉扣肉,豆豉是纯黑的,肉是纯白的――全是肥膘,蒸得再透也架不住油海战术,再累再饿一两筷子也就打住了。最后一天,临上火车之前,他带我们去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店吃送行饭。小店里炒菜的是个中年女人,眉花眼笑,腰身壮实,估计招待象我们这样的团已经招待过百儿八十了。导游和老板娘之间有一种当地人的默契,一进门就迅速用方言交换了一大通信息,好象大型数据处理设备上的发光二极管一通闪烁。交换完了,他跟我们说,我告诉她不要放辣椒,你们广东人,吃不惯。才落坐喝茶,老板娘那边油锅哗啦啦爆开来准备炒菜,导游又从板凳上弹起来冲出去跟她讲了什么。回来又说,告诉她不放辣椒得看着点,不然习惯动作,手一抖就下去了。那天最好吃的是一个小铁锅煮的腊猪蹄,十分烟韧有咬口,微酸微辣,和腊味特有的陈香。我在别处再没见过腊猪蹄。
我五岁的时候跟祖父母坐船从上海到广州。船起锚几个大人就开始晕船,纷纷睡倒,除了我和爷爷。我小小的一个人昂然直立在船舱地板上,鲜龙活跳,无比自豪。从未料理过家务事的爷爷只好承担带我去餐厅吃饭的重任。好在五岁的我已经是个小吃货,吐骨头挑鱼剌都不怎么用大人操心。那好象是我头一次吃到有砂粒的饭,而且那红烧鱼特别特别的腥,腥得过了二十多年,我把其它坐船旅行的轶事都忘光了,还是记得那一回的鱼。
在加拿大的下一个旅行目标是哈里法克斯。我都盘算好了:到了那儿就天天吃海鲜,临走的时候把龙虾肉剥出来好好做几个三明治,再做一饭盒的葱油土豆泥。无论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就是它了。
在路上吃什么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喷气飞行年代――或者说,被运输的年代。在慢慢晃悠的邮轮上有大餐厅,鱼子酱牛排不去讲,至不济也有一碗牛腩饭。张爱玲说她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吃了十几天的炒河粉,也没吃厌。火车停一站就有人蜂拥而上卖零食小吃,就算不吃,看看琳琅满目和别人的踊跃,也是香的。只有坐飞机,闭上眼猜都能猜出有什么:水、果汁、可乐、啤酒、劣质小瓶红酒(比醋还酸);点心是夹点冷肉的小面包,黄油,水果杯,主菜不管是饭是意面,总是鸡牛素三样。飞机餐之天下大同,莫不如是。我很纳闷当年那个发明飞机餐菜谱的厨师,为什么没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少有的在这件事上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听说国泰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饭食选择极多,甚至有镛记的烧鹅濑粉。我不明白烧鹅这么方便的东西,凭什么就不能供应给我们只坐得起经济舱的客人。我宁可花钱买烧鹅饭吃。从香港到加拿大,上飞机之前,我吃下了一整条烧鹅腿和半份乳猪,然后拒绝了一切小圆面包和生菜叶子,数杯酒水以后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路程还不到一半,胃里的烧鹅和乳猪却已经化掉了。那种心情,无比恐慌。
如果卫生条件够好,坐着火车一路走一路吃当中是有不少乐趣的。火车格里格郎地开上几个小时,站台上卖的吃食完全不一样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我小的坐火车从北方到南方,一路除了探着头看山川田野,塘里的水牛,交叉变幻的铁轨,最有趣的就是看站台上卖什么吃的。一般来说,香烟瓜子全国皆有,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小吃。麻酥糖,鱼干,烧鸡。。。面目模糊的人脖子上拴根带子,托着箱子叫卖;旅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讨价还价,挑肥拣瘦。有人下车溜达一趟,回来大包小包带回来许多。这个时候我总是很羡慕,因为我的父母是坚决不会买那些个的。
以前去广州,要在上海转车。上海有我妈的表哥家,当时正值上海住房出名困难的年代,一家六七口住在浦西一个很挤的房子里。表舅比妈妈年纪大许多,已经是儿孙满堂,头发花白。每次去广州,都在他们家住一晚。表舅母是热情的上海老太太,能说能作,厨艺极好。每次在他们那里晚饭,我都贪婪地猛吃表舅母做的炒鳝糊、鸡毛菜。在父母的北方城市,家常是没有这个吃的。火车第二天总是很早,表舅母会连夜给我们做路菜,总是红烧肉,一方方紧紧压着封在罐头广口瓶里;鸡毛菜,青鲜脆嫩,装一个铝饭盒;又是一大饭盒的白米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我一直记得是”两天一夜“。红烧肉鸡毛菜能让我们三口吃过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就要吃方便面了。我这时候就会开始闹着要吃火车上的盒饭,一直觉得那窄长的小钢车十分神奇,里面的东西肯定好吃。在我童年的味觉来说,餐车的鸡腿的确好吃,因为跟家里吃惯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等后来自己长大自己坐火车,就突然回过味儿来站台上卖的东西似乎不那么靠得住。当然,好奇还是十分好奇的。记得路过武汉的时候,满站台上叫卖的都是”武昌鱼“。黄扁扁的一大块,不象是新鲜的,说不上是干鱼还是炸鱼,暗忖名动天下的武昌鱼怎么就这么一副尊容。当然武昌鱼有名是因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是因为“岂其食鱼必河之鲂”,跟美味无关。路过湖南某地的时候,卖的是瓦钵饭,一钵钵的摞着,上边有卤蛋卤肉青菜什么的,很有快餐精神。卤蛋卤肉因为缺乏热量,都相当干瘪,形容委琐。不过我承认若是饥肠辘辘之际,那两大块黄白相间的大肥肉应该还是能浪上人的火来。瓦钵似乎极便宜,卖饭的人不打算回收。火车进了南岭以后很久,满车厢里还能到处看见湖南的瓦钵。车过德州,例牌是“扒鸡扒鸡”的招呼。梁实秋那个年代据说就要小心,恐怕外表油光光,里边大蛆咕咕嚷嚷。后来德州扒鸡都改了真空包装,味道倒比以前强了点儿。我个人以为除了咸与烂,扒鸡并无别的长处。
其实坐火车的旅食经验也不都一无是处,我顶好的一次是在张家界,但不是在站台上吃的。大学四年级,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约好去了张家界。我们的导游是个黄瘦中年汉子,也与我们相处甚安。旅行团定点吃的饭食是没有办法的事,顿顿都有豆豉扣肉,豆豉是纯黑的,肉是纯白的――全是肥膘,蒸得再透也架不住油海战术,再累再饿一两筷子也就打住了。最后一天,临上火车之前,他带我们去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店吃送行饭。小店里炒菜的是个中年女人,眉花眼笑,腰身壮实,估计招待象我们这样的团已经招待过百儿八十了。导游和老板娘之间有一种当地人的默契,一进门就迅速用方言交换了一大通信息,好象大型数据处理设备上的发光二极管一通闪烁。交换完了,他跟我们说,我告诉她不要放辣椒,你们广东人,吃不惯。才落坐喝茶,老板娘那边油锅哗啦啦爆开来准备炒菜,导游又从板凳上弹起来冲出去跟她讲了什么。回来又说,告诉她不放辣椒得看着点,不然习惯动作,手一抖就下去了。那天最好吃的是一个小铁锅煮的腊猪蹄,十分烟韧有咬口,微酸微辣,和腊味特有的陈香。我在别处再没见过腊猪蹄。
我五岁的时候跟祖父母坐船从上海到广州。船起锚几个大人就开始晕船,纷纷睡倒,除了我和爷爷。我小小的一个人昂然直立在船舱地板上,鲜龙活跳,无比自豪。从未料理过家务事的爷爷只好承担带我去餐厅吃饭的重任。好在五岁的我已经是个小吃货,吐骨头挑鱼剌都不怎么用大人操心。那好象是我头一次吃到有砂粒的饭,而且那红烧鱼特别特别的腥,腥得过了二十多年,我把其它坐船旅行的轶事都忘光了,还是记得那一回的鱼。
在加拿大的下一个旅行目标是哈里法克斯。我都盘算好了:到了那儿就天天吃海鲜,临走的时候把龙虾肉剥出来好好做几个三明治,再做一饭盒的葱油土豆泥。无论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