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一路走一路吃
Posted: 2007-07-31 22:10
小爱上周六去UCSD一周。一想到全程十二小时，转机两次，小爱就很懊丧。临行的早晨，我煎了三根香肠两磅烟肉，喂他尽情吃一饱。又烤了两块燕麦面包，夹进去半条香肠，和堆起来与香肠等高的烟肉，做了个史上最腻三明治让他带着上路。谁让他不吃牛油奶酪沙拉酱生菜呢？如果不是美国那边不许带肉类入境，他可能会求我准备两个饭盒：一个红烧排骨，一个辣子鸡。
在路上吃什么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喷气飞行年代――或者说，被运输的年代。在慢慢晃悠的邮轮上有大餐厅，鱼子酱牛排不去讲，至不济也有一碗牛腩饭。张爱玲说她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吃了十几天的炒河粉，也没吃厌。火车停一站就有人蜂拥而上卖零食小吃，就算不吃，看看琳琅满目和别人的踊跃，也是香的。只有坐飞机，闭上眼猜都能猜出有什么：水、果汁、可乐、啤酒、劣质小瓶红酒（比醋还酸）；点心是夹点冷肉的小面包，黄油，水果杯，主菜不管是饭是意面，总是鸡牛素三样。飞机餐之天下大同，莫不如是。我很纳闷当年那个发明飞机餐菜谱的厨师，为什么没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少有的在这件事上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听说国泰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饭食选择极多，甚至有镛记的烧鹅濑粉。我不明白烧鹅这么方便的东西，凭什么就不能供应给我们只坐得起经济舱的客人。我宁可花钱买烧鹅饭吃。从香港到加拿大，上飞机之前，我吃下了一整条烧鹅腿和半份乳猪，然后拒绝了一切小圆面包和生菜叶子，数杯酒水以后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路程还不到一半，胃里的烧鹅和乳猪却已经化掉了。那种心情，无比恐慌。
如果卫生条件够好，坐着火车一路走一路吃当中是有不少乐趣的。火车格里格郎地开上几个小时，站台上卖的吃食完全不一样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我小的坐火车从北方到南方，一路除了探着头看山川田野，塘里的水牛，交叉变幻的铁轨，最有趣的就是看站台上卖什么吃的。一般来说，香烟瓜子全国皆有，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小吃。麻酥糖，鱼干，烧鸡。。。面目模糊的人脖子上拴根带子，托着箱子叫卖；旅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讨价还价，挑肥拣瘦。有人下车溜达一趟，回来大包小包带回来许多。这个时候我总是很羡慕，因为我的父母是坚决不会买那些个的。
以前去广州，要在上海转车。上海有我妈的表哥家，当时正值上海住房出名困难的年代，一家六七口住在浦西一个很挤的房子里。表舅比妈妈年纪大许多，已经是儿孙满堂，头发花白。每次去广州，都在他们家住一晚。表舅母是热情的上海老太太，能说能作，厨艺极好。每次在他们那里晚饭，我都贪婪地猛吃表舅母做的炒鳝糊、鸡毛菜。在父母的北方城市，家常是没有这个吃的。火车第二天总是很早，表舅母会连夜给我们做路菜，总是红烧肉，一方方紧紧压着封在罐头广口瓶里；鸡毛菜，青鲜脆嫩，装一个铝饭盒；又是一大饭盒的白米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我一直记得是”两天一夜“。红烧肉鸡毛菜能让我们三口吃过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就要吃方便面了。我这时候就会开始闹着要吃火车上的盒饭，一直觉得那窄长的小钢车十分神奇，里面的东西肯定好吃。在我童年的味觉来说，餐车的鸡腿的确好吃，因为跟家里吃惯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等后来自己长大自己坐火车，就突然回过味儿来站台上卖的东西似乎不那么靠得住。当然，好奇还是十分好奇的。记得路过武汉的时候，满站台上叫卖的都是”武昌鱼“。黄扁扁的一大块，不象是新鲜的，说不上是干鱼还是炸鱼，暗忖名动天下的武昌鱼怎么就这么一副尊容。当然武昌鱼有名是因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是因为“岂其食鱼必河之鲂”，跟美味无关。路过湖南某地的时候，卖的是瓦钵饭，一钵钵的摞着，上边有卤蛋卤肉青菜什么的，很有快餐精神。卤蛋卤肉因为缺乏热量，都相当干瘪，形容委琐。不过我承认若是饥肠辘辘之际，那两大块黄白相间的大肥肉应该还是能浪上人的火来。瓦钵似乎极便宜，卖饭的人不打算回收。火车进了南岭以后很久，满车厢里还能到处看见湖南的瓦钵。车过德州，例牌是“扒鸡扒鸡”的招呼。梁实秋那个年代据说就要小心，恐怕外表油光光，里边大蛆咕咕嚷嚷。后来德州扒鸡都改了真空包装，味道倒比以前强了点儿。我个人以为除了咸与烂，扒鸡并无别的长处。
其实坐火车的旅食经验也不都一无是处，我顶好的一次是在张家界，但不是在站台上吃的。大学四年级，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约好去了张家界。我们的导游是个黄瘦中年汉子，也与我们相处甚安。旅行团定点吃的饭食是没有办法的事，顿顿都有豆豉扣肉，豆豉是纯黑的，肉是纯白的――全是肥膘，蒸得再透也架不住油海战术，再累再饿一两筷子也就打住了。最后一天，临上火车之前，他带我们去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店吃送行饭。小店里炒菜的是个中年女人，眉花眼笑，腰身壮实，估计招待象我们这样的团已经招待过百儿八十了。导游和老板娘之间有一种当地人的默契，一进门就迅速用方言交换了一大通信息，好象大型数据处理设备上的发光二极管一通闪烁。交换完了，他跟我们说，我告诉她不要放辣椒，你们广东人，吃不惯。才落坐喝茶，老板娘那边油锅哗啦啦爆开来准备炒菜，导游又从板凳上弹起来冲出去跟她讲了什么。回来又说，告诉她不放辣椒得看着点，不然习惯动作，手一抖就下去了。那天最好吃的是一个小铁锅煮的腊猪蹄，十分烟韧有咬口，微酸微辣，和腊味特有的陈香。我在别处再没见过腊猪蹄。
我五岁的时候跟祖父母坐船从上海到广州。船起锚几个大人就开始晕船，纷纷睡倒，除了我和爷爷。我小小的一个人昂然直立在船舱地板上，鲜龙活跳，无比自豪。从未料理过家务事的爷爷只好承担带我去餐厅吃饭的重任。好在五岁的我已经是个小吃货，吐骨头挑鱼剌都不怎么用大人操心。那好象是我头一次吃到有砂粒的饭，而且那红烧鱼特别特别的腥，腥得过了二十多年，我把其它坐船旅行的轶事都忘光了，还是记得那一回的鱼。
在加拿大的下一个旅行目标是哈里法克斯。我都盘算好了：到了那儿就天天吃海鲜，临走的时候把龙虾肉剥出来好好做几个三明治，再做一饭盒的葱油土豆泥。无论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就是它了。
在路上吃什么真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喷气飞行年代――或者说，被运输的年代。在慢慢晃悠的邮轮上有大餐厅，鱼子酱牛排不去讲，至不济也有一碗牛腩饭。张爱玲说她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吃了十几天的炒河粉，也没吃厌。火车停一站就有人蜂拥而上卖零食小吃，就算不吃，看看琳琅满目和别人的踊跃，也是香的。只有坐飞机，闭上眼猜都能猜出有什么：水、果汁、可乐、啤酒、劣质小瓶红酒（比醋还酸）；点心是夹点冷肉的小面包，黄油，水果杯，主菜不管是饭是意面，总是鸡牛素三样。飞机餐之天下大同，莫不如是。我很纳闷当年那个发明飞机餐菜谱的厨师，为什么没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少有的在这件事上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听说国泰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饭食选择极多，甚至有镛记的烧鹅濑粉。我不明白烧鹅这么方便的东西，凭什么就不能供应给我们只坐得起经济舱的客人。我宁可花钱买烧鹅饭吃。从香港到加拿大，上飞机之前，我吃下了一整条烧鹅腿和半份乳猪，然后拒绝了一切小圆面包和生菜叶子，数杯酒水以后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路程还不到一半，胃里的烧鹅和乳猪却已经化掉了。那种心情，无比恐慌。
如果卫生条件够好，坐着火车一路走一路吃当中是有不少乐趣的。火车格里格郎地开上几个小时，站台上卖的吃食完全不一样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我小的坐火车从北方到南方，一路除了探着头看山川田野，塘里的水牛，交叉变幻的铁轨，最有趣的就是看站台上卖什么吃的。一般来说，香烟瓜子全国皆有，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小吃。麻酥糖，鱼干，烧鸡。。。面目模糊的人脖子上拴根带子，托着箱子叫卖；旅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讨价还价，挑肥拣瘦。有人下车溜达一趟，回来大包小包带回来许多。这个时候我总是很羡慕，因为我的父母是坚决不会买那些个的。
以前去广州，要在上海转车。上海有我妈的表哥家，当时正值上海住房出名困难的年代，一家六七口住在浦西一个很挤的房子里。表舅比妈妈年纪大许多，已经是儿孙满堂，头发花白。每次去广州，都在他们家住一晚。表舅母是热情的上海老太太，能说能作，厨艺极好。每次在他们那里晚饭，我都贪婪地猛吃表舅母做的炒鳝糊、鸡毛菜。在父母的北方城市，家常是没有这个吃的。火车第二天总是很早，表舅母会连夜给我们做路菜，总是红烧肉，一方方紧紧压着封在罐头广口瓶里；鸡毛菜，青鲜脆嫩，装一个铝饭盒；又是一大饭盒的白米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我一直记得是”两天一夜“。红烧肉鸡毛菜能让我们三口吃过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就要吃方便面了。我这时候就会开始闹着要吃火车上的盒饭，一直觉得那窄长的小钢车十分神奇，里面的东西肯定好吃。在我童年的味觉来说，餐车的鸡腿的确好吃，因为跟家里吃惯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等后来自己长大自己坐火车，就突然回过味儿来站台上卖的东西似乎不那么靠得住。当然，好奇还是十分好奇的。记得路过武汉的时候，满站台上叫卖的都是”武昌鱼“。黄扁扁的一大块，不象是新鲜的，说不上是干鱼还是炸鱼，暗忖名动天下的武昌鱼怎么就这么一副尊容。当然武昌鱼有名是因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是因为“岂其食鱼必河之鲂”，跟美味无关。路过湖南某地的时候，卖的是瓦钵饭，一钵钵的摞着，上边有卤蛋卤肉青菜什么的，很有快餐精神。卤蛋卤肉因为缺乏热量，都相当干瘪，形容委琐。不过我承认若是饥肠辘辘之际，那两大块黄白相间的大肥肉应该还是能浪上人的火来。瓦钵似乎极便宜，卖饭的人不打算回收。火车进了南岭以后很久，满车厢里还能到处看见湖南的瓦钵。车过德州，例牌是“扒鸡扒鸡”的招呼。梁实秋那个年代据说就要小心，恐怕外表油光光，里边大蛆咕咕嚷嚷。后来德州扒鸡都改了真空包装，味道倒比以前强了点儿。我个人以为除了咸与烂，扒鸡并无别的长处。
其实坐火车的旅食经验也不都一无是处，我顶好的一次是在张家界，但不是在站台上吃的。大学四年级，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约好去了张家界。我们的导游是个黄瘦中年汉子，也与我们相处甚安。旅行团定点吃的饭食是没有办法的事，顿顿都有豆豉扣肉，豆豉是纯黑的，肉是纯白的――全是肥膘，蒸得再透也架不住油海战术，再累再饿一两筷子也就打住了。最后一天，临上火车之前，他带我们去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店吃送行饭。小店里炒菜的是个中年女人，眉花眼笑，腰身壮实，估计招待象我们这样的团已经招待过百儿八十了。导游和老板娘之间有一种当地人的默契，一进门就迅速用方言交换了一大通信息，好象大型数据处理设备上的发光二极管一通闪烁。交换完了，他跟我们说，我告诉她不要放辣椒，你们广东人，吃不惯。才落坐喝茶，老板娘那边油锅哗啦啦爆开来准备炒菜，导游又从板凳上弹起来冲出去跟她讲了什么。回来又说，告诉她不放辣椒得看着点，不然习惯动作，手一抖就下去了。那天最好吃的是一个小铁锅煮的腊猪蹄，十分烟韧有咬口，微酸微辣，和腊味特有的陈香。我在别处再没见过腊猪蹄。
我五岁的时候跟祖父母坐船从上海到广州。船起锚几个大人就开始晕船，纷纷睡倒，除了我和爷爷。我小小的一个人昂然直立在船舱地板上，鲜龙活跳，无比自豪。从未料理过家务事的爷爷只好承担带我去餐厅吃饭的重任。好在五岁的我已经是个小吃货，吐骨头挑鱼剌都不怎么用大人操心。那好象是我头一次吃到有砂粒的饭，而且那红烧鱼特别特别的腥，腥得过了二十多年，我把其它坐船旅行的轶事都忘光了，还是记得那一回的鱼。
在加拿大的下一个旅行目标是哈里法克斯。我都盘算好了：到了那儿就天天吃海鲜，临走的时候把龙虾肉剥出来好好做几个三明治，再做一饭盒的葱油土豆泥。无论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就是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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