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深情回忆父母亲：乔冠华与龚澎
Posted: 2008-04-23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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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闻午报
这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以精细、绵密的笔触，饱蘸思念的真情，生动再现了乔冠华和龚澎的传奇人生，以及两人30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让人备受感动。
“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1942年是动荡的一年。那一年姥爷染上霍乱去世了；与妈妈在革命中结为夫妻的刘文华也遭遇不测。连失去两位亲人，妈妈悲痛万分。这年岁末，命运之神把我的爸爸从千里之外牵到了妈妈身旁。爸妈相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几十年后，爸爸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情景：“从冯亦代家到曾家岩50号需要一些时间，这在当时习以为常了。见了周恩来同志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从青年时代我就梦寐向往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周恩来请爸爸稍候片刻，他将要为爸爸引荐外事组的几位同事。几分钟之后，门口出现了两个人，一个陈家康，他礼貌地和爸爸握手问候；后面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瘦高苗条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随意盘起。看见新来的战友，她爽朗地微笑起来，眼中闪动着真诚和快乐：你好，欢迎你！
周恩来对爸爸说，这位就是龚澎同志。于是他们四目相视――妈妈的眼睛像两泉清澈的葡萄酒，爸爸一眼望见就醉了，从此他们守望了一辈子。
1943 年深秋，爸爸妈妈结婚了。在以后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看到了一对相得益彰的夫妻。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一切都非常简单朴素，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买了水果糖和花生米请道喜的同事们吃。
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双双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爸爸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谱写过许多精彩的乐章，在那些高亢的音符里，始终有一个委婉流畅的和弦与他默契地配合着，那是妈妈的声音。妈妈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也是爸爸的主心骨。爸爸是个心里有事存不住的人，多少年来，他遇到问题总要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在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19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准备提升妈妈担任部长助理，妈妈得知这个安排后找到了周总理，她诚恳地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是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了，龚澎随和，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或许正因为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妈妈就更加注意维护爸爸的自尊，经常“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家庭的和谐比官职更重要！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爸妈共同参与了很多大型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7年周总理访问阿富汗三国、 1957年访问匈牙利、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访问亚非14国、1965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至于他们夫妇在一个大事件中的分工合作就更多了，爸爸主管的业务中就有新闻司的工作。
爸爸晚年的回忆里谈到的很多活动，里面都有妈妈的身影：重庆时期的国际论评与外事活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香港时期的《中国文摘》、开国大典的感慨、文革中的磨难……
妈妈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信念坚定，她不断和爸爸交流，给他以支持。1968年开始解放老干部，在筹备革委会的时候，几方力量都倾向推举妈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妈妈得知此事后说，我认为老乔担任这项工作更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作用（后来他们都没有任这个职务）。
爸妈互唤“达令”
爸妈一起上下班、一起开会、一起出国，他们各有各的天地，又相互支持体贴，更多的时候，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翻脸争吵过。
从小到大，爸爸在家里都是称呼妈妈“达令”，我一直认为这是妈妈的小名，和“小石头”、“小三子”一样平常。直到有一次听到妈妈也叫爸爸“达令”，我感到十分好奇。我问妈妈，真奇怪！你怎么也叫爸爸“达令”啊？妈妈听后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那也是你爸爸的小名嘛！我不解地问，那你们两人的小名怎么会一样呢？
妈妈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省得浪费时间，你爸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喊我，我叫这个名字那就是在喊你爸。”妈妈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
对妈妈的说法我深信不疑。直到我后来在学校里学习了英语。在《新英汉词典》上，我终于看到了“真相”，Darling：亲爱的！原来如此啊!
“达令！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1968年初，在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后，妈妈恢复工作，在东交民巷8号院的主楼内上班，当时部里半天上班，半天搞运动，新闻司仍旧是她主管的单位之一。在这里，妈妈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妈妈都是完成工作后再写检查，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从那时起，她几乎每天都服用安眠药。一天深夜,周总理召集外事口负责人开会，他照例向妈妈提出了问题，可坐在后排的妈妈却回答得含含糊糊，原来，挨了一天批判的妈妈刚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周总理对下属干部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当他望着面色苍白的妈妈时，周总理沉默了。
妈妈在医院住院清醒的日子里似乎有某种预感，她料想到了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就在生命的最后，妈妈仍然惦念着工作，惦念着爸爸、哥哥和我。妈妈首先向秘书和有关同志交代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
在病情稍稳定后，她和爸爸单独谈了以后的嘱托。可是妈妈刚刚张口，爸爸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谈话无法进行下去，“达令！达令！不要说了！”爸爸大声哽噎着：“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妈妈试图谈到万一自己遭到不测后，爸爸以后的生活选择和今后的安排，可是爸爸泣不成声。
第二天下午，妈妈利用自己病情尚稳定的空当，准备再次和爸爸冷静地谈谈。可是谈话还是无法进行下去。恰巧那天我从妈妈的病房走过，病房的门轻轻掩着，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妈妈和爸爸在谈什么呢？为什么爸爸这么伤心呢？
我悄悄向病房里面望去，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爸爸守在床边，他们四目深情地对望着，妈妈依然很沉静，可爸爸却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当爸爸意识到我站在门口时，他站起身，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边扶着门低头从我身边匆匆走出了病房。
我佩服我的妈妈，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周恩来探视：冠华同志，你要坚强一些！
1970年4月初,妈妈因为一直住院卧床引起便秘，每天排便时都非常吃力，她痛苦呻吟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着。后来，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护理环节疏忽大意，妈妈脑部第二次出血，这次出血比上次严重多了――这一天是4月10日。
妈妈昏迷后再没有醒过来。她的脑血管再次出血，由此引起的脑水肿颅内压增高需要紧急开颅手术，爸爸痛苦地守候在病房里无法下决心。最后周总理作了决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不手术就没有希望。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等候在电梯旁边，爸爸难过得几乎站不起来了，哥哥搀扶着他等候着妈妈的病车进入手术室。我顿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大姨紧紧拽着我的胳膊，当妈妈躺在手术车上被推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全家都放声痛哭起来。电梯门轻轻关上了，宣武医院的王忠诚教授等人为妈妈作了开颅手术，可是，妈妈再没有苏醒过来。
得知妈妈做了开颅手术的消息后，周总理很快来到医院探望妈妈。他神情庄重地来到妈妈身旁亲自把脉，关切地注视着妈妈消瘦的脸，默默站了十多分钟，并向主管医生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抢救措施。之后，他又来到我们陪住的房间看望我们全家。我们都站起来迎接周伯伯，爸爸挺起身子坐在床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见到总理，爸爸就像孩子见到家长一样，靠在床栏上放声痛哭，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周总理走到爸爸身边，他的神情十分沉痛，见爸爸悲痛得无法自制，便镇定地对他说，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爸爸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周总理又走过来和大姨、哥哥谈话，后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就问身边的人,龚澎到北京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现在北京吗？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周伯伯，告诉他我在内蒙古当兵。周伯伯慈祥亲切地和我握手，他看着穿着军装的我说：“噢!你还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呢！”
1970 年9月20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身边永远没有了仙客来花。妈妈最后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穿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
周末，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了贝多芬的交响曲，没有了轻快的竹笛声，也没有了往日快乐的吟唱。爸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过去，爸爸回家后总是头戴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看书，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给爸爸准备好，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妈妈开玩笑说，你爸爸早上不用梳头就可以上班了。现在，爸爸头上的小帽子也不见了。
妈妈去世后，爸爸心里很苦。我常常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静静地读书。爸爸的抽屉有一枚放大镜，那是专门看照片用的。近来爸爸时常把它放在桌面上，我们入睡后，爸爸就用它来细细查看和妈妈在一起的老照片。过去，爸爸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依赖于妈妈，此刻正是他们两人情意融融谈心的时候，可如今……爸爸不禁老泪纵横，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在爸爸最孤独的时候，哥哥是他可以交心的知己和朋友。在漫长的深夜里，他们谈了许多人生的曲折和为人的准则,并且交换了许多看法。这正是父子间的情谊。
不久，桂花盛开。爸爸还是像妈妈在时一样,把一大盆桂花摆到了家里。亲人不在了，那沁人心脾的花蕊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芬芳。爸爸说，怎么这桂花就没有过去香了呢？泪水在他的眼圈里涌动着。此后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繁忙的工作冲淡了惆怅，或许，这是对妈妈最好的纪念。
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二十几年想说的话终于写了出来，追寻往事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享受。
近些年来，有不少回忆或传记或多或少地提到父亲，无论人们说父亲成也好，败也好，具体是非功过，只有留待历史评说。我在这里说的和所能说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我的感慨和我的感悟。 ――乔松都
爸爸的心事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面对生与死的现实就是母亲的过世。一位老医生提醒我，如果爸爸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对全家也会有好处。
爸妈有很多老朋友,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对我都很和善。妈走后，几位阿姨像老朋友一样来家里，她们悄悄带来小礼物，轻轻问我是不是想妈妈，星期天是不是一个人去逛街，还细心帮我把脱落袖口的旧毛衣用新线织补好。那会是谁呢?谁会在爸爸身边洒满阳光？谁会为我们全家带来温馨？
从联合国回来以后，爸爸的事业在蒸蒸日上，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近来时常有中年女士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总是用简短的英文“all right”作回答。爸爸的话很少，接完电话，他轻轻叹口气，独自坐在书房小沙发上沉默良久。在我眼里，爸爸是一个开朗爽快的老头儿，这回是怎么啦？
1973年初的一个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爸把我叫到了客厅，夕阳的余晖穿过玻璃斜照在沙发上，他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爸爸很久都没有说话，他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斟酌着怎么进行开场白，我静静地陪他坐着，等待他先开口。
其实，两个月前哥哥就告诉我，爸爸已决意再婚，对象是一位中年女性。哥哥还说，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谈到这位女士当时的婚姻状况及一些做法时，都感到忧虑（2007年当事人已就这段经历在香港出书）。他们认为，爸爸已经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正走向事业的高峰，现在“文革”尚未结束，还是谨慎为好，不要辜负了老同志们的期待。哥哥将这些议论中的部分内容极其婉转地转述给爸爸，可是爸爸听不进去。一向轻松幽默的爸爸不同以往。哥哥说，若不是妈妈临终前曾嘱托哥哥要多帮助爸爸，他实在不愿多问这事。考虑到父子之间的关系，哥哥以后就不再谈了。
哥哥说，我们希望爸爸今后生活幸福，不反对他再婚，但我们希望爸爸能确实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他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爸爸的事情最终只能由爸爸自己决定，子女不能说反对的话，否则一旦有他人挑拨，连最起码的关系也难维系了。
哥哥长我9岁，中学时就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在清华大学又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般情况下，他说的话我都听，可这回，情况不一样。哥哥成家了，只有我跟着爸爸过。我想，爸爸要找就找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她不但接受现在的爸爸，也接纳爸爸的过去。对爸爸好的人也会对孩子好的！这是我心里的小九九。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的香烟味儿，一根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我默默地点点头，眼泪先流了下来。爸爸绝望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妈妈呀！可是，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她？我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妈妈呀！提起妈妈，我们都哭了。
爸爸告诉我，他只是想找个人做伴儿，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爸爸说，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你和你哥哥都不要走，我们几个谁也不离开谁！咱们三个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爸爸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
作为子女和这场家庭变故的“接受者”，我当时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我瞪大了眼睛，爸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不依靠外力处理家事，这会儿是怎么啦？在“文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爸爸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们头对头地坐着沉默了很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谈论起我们搬家的事。爸爸让我不要考虑太多，到时跟着他走就是了。周末，爸爸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大声念叨着：“我还要这个家，我还要这个家！”似乎他正沉浸在内心的自我争辩中。爸爸，你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题呢？
几十年来，爸爸在精神和生活上几乎完全依赖于妈妈，爸爸总是征求听取妈妈的意见，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可如今，妈妈突然离开，爸爸的精神失去了依靠，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寻觅。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又一个牛年来到了。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为了彼此互不干扰，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这可是大难题，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买房就更没有这一说了。爸爸说，他在部里想想办法，至少在院子里安排一处简易的地下室也成。哥哥住在附近，家里有事也好照应。
爸爸委托有关部门协调此事，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准备把哥嫂和即将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条胡同的另一座宿舍楼里，房子很简单，但好处是距离父亲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过去。爸爸生性不喜欢求人，能够有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我还记得他回家告诉哥哥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欣慰和慈祥，让人感到暖融融的。可是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实不下来。
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变了主意，这样反复了两次，我猜出来了，爸爸准是遇到了难题！爸爸让哥嫂自己想办法解决。尽管无处分房，更无处买房，可是，不管父亲有什么样的难言之苦，做儿女的只有体谅和理解。
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为了使哥嫂带着刚出生的小侄子能尽快建起一个简单的家，爸爸说，哥哥可以搬走他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于是，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说，家中一切摆设保持母亲生前原样，谁也不许动。可不到两年，情况大变，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哥哥的同学帮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车运走了这些物品。
当时，家里够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练琴用的东方红牌立式钢琴；我的东西是两个约60×40×50厘米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儿时攒起来的小人书、各国糖纸、在海边收集的贝壳、爸妈出国为我买的洋娃娃……
爸妈一生两袖清风。妈妈常说，共产党员没有私人财产，除了买药看病等临时费用外，他们没有其他储蓄。唯一值点钱的，大概算是爸妈留下的几幅字画、册页等，但这些东西我们连动也没有动过。
那天父亲上班还没回来，我在一张便条纸上给爸爸写了几行字，拜托他一定要替我保存好这架妈妈留下的钢琴，然后用胶水将其贴在钢琴头上。可是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此后不久,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架东方红牌钢琴。
30 年后，一些媒体在从未与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对乔家的事情作了片面失真的描述，一些误传在弥散着。而哥哥搬家这件事亦被刻意渲染，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乔冠华的儿子从家中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经历“文革”抄家浩劫之后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作为亲历者，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我是怎样离开家的
当我照例从医院倒休回家时，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大门重新换了锁，原来的老钥匙不能用了。十几分钟后，家里新来不久的保姆M（化名）买菜回来了，我跟着她进了家门（在我家做了十几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不管怎样，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钥匙，M顿时紧锁眉头说，已经有人交待过，她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我手里。我不想和她多纠缠。我不愿别人参与家里的事情，我直接去找爸爸要！
“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他！不是我不给你钥匙，是有人交待了，我不这么做就别想在你家干下去，我家还有孩子等着我供养上学呢！我要是没工作了可怎么办啊？”M又变得可怜兮兮的。“那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M一个健步横在我面前，她用身子挡住电话说：“你别，别找你爸！这几天他工作特别忙！”
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好笑，这里面肯定有诈！“不让我给爸打电话我就去找他！”M极力劝阻我，她说我爸这些日子每天都回来得特别晚，我是等不到他的。又吞吞吐吐地说：“反正你一找你爸我就闯下大祸了！”我更奇怪了：“我找我自己的爸爸关你什么事？”见我刨根问底，她垂头叹气说，唉！这下我可闯大祸了！
我家怎会出现这等局面？过去，爸妈都是采取正面交谈的办法及时与孩子交流。而现在，一切都面目全非。我隐约感到，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爸爸自由沟通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使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难道世事就是这样反复无常吗?
我冲动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随身用的小挎包中……M紧跟着进了屋，“呦！你这是去哪里啊？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有个交待啊!”对我来说，离开家只有回单位宿舍，可是M对我的回答似乎不满意：“宿舍是临时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长住在哪里？”这话从何谈起？M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里不走，“快说，你准备去哪里呀？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爸交待啊!”
我能去哪儿？我是爸的亲生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的根就在这里！可M一步步逼问得紧，想想还是先出去逛一圈吧！“我去王府井！”“那不行！你能住在那里吗？”“住五六天的地方不行，要到能够多住一些日子的去处，最好能住十天半个月以上的……”
我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M的絮叨我已经听不清了，但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了！M此刻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把打手板的尺子罢了！我不想靠家里，我自己能独立生活！正在犹豫的心逐渐坚定起来，也不知怎么走到的大门口。
我惊讶地看到，M早已站在门口恭候，我家的大门第二次被最大限度地开到90度角（“文革”时来我家的造反派就是这样把大门打开的），她如释重负地说：“你走好啊！”
望着那一张脸，我只觉得一道暗绿的幽光从那混浊的黑洞里射出，仿佛那后面还有一只眼睛，我打了个冷颤，M在门口唠叨着：“我没办法啊！真的不是我让你走的!你不走，我在你家就干不成啦！”
走到306室外面我站住了。我有一种预感，我将永远和我的家告别，此时,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一样。
爸爸最后的日子
时光飞转，爸妈走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的儿子佑航已经15岁了。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经常听妈妈讲起姥姥和姥爷，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我希望能把新鲜的空气和阳光带给孩子，更希望他脚踏实地地学习，认真地做人。――乔松都
少年已识愁滋味
哥哥一家搬到北海后门那座小四合院里，一住就是8年。在小小的煤球炉边，哥哥继续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嫂子下班后一边拉扯孩子，一边里里外外忙家务。当我坐在火炉边的小板凳上喝一碗热汤时，小侄儿总会翻出一样好吃的东西塞到我的手里，“姑姑，给你留的！”
每年春天，哥哥都像妈妈在时一样，选一个晴朗的上午，细心地把妈妈留下的老衣服拿出来，一件一件挂在阴凉处，让新鲜的空气吹一天。傍晚时分，再把这些衣物叠放整齐收到樟木箱子里。我时常搬一把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望着那些随风起伏飘荡的旧衣物发呆。其实，这些衣服很少有我们能穿的，样式也过了时，可是，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念，看着那一件件旧衣服就像是看见了妈妈熟悉的身影。
离开报房胡同以后,我开始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新征程，而那架浅棕色的老钢琴也在众人面前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独自静静地躺在单位仓库里，渴望小伙伴能来看它一眼。
老钢琴凝结着我们全家的一份深厚感情，爸爸曾经对一位熟悉的同事谈起这件事：“钢琴是孩子的妈妈给她买的，我一直想带过去，可是我说的话不管用，只有先存放到仓库里。”由于单位仓库存放物品的空间有限，有关部门曾打电话询问过对这架钢琴的处理意见。
“我怎么办呢?”爸仍旧保留着老习惯，妈不在了,他就征求老朋友的意见。
“你就给孩子留着吧!”可是，这架钢琴还是没有被保留住。几年以后我才得知,她最终被卖走,流落他方,不知去向。老钢琴似乎已被人遗忘。
有一架自己的钢琴，是我的“痴心梦想”，多年以后，我用自己全部的转业费买了一架星海牌钢琴。而过去家里那架东方红牌老钢琴却和我们失散，至今下落不明。
我细心珍藏着那把幸存下来的钢琴钥匙，每当看到它，眼前总是浮现出和爸妈在一起的日子。曾经，在与钢琴失散以后，我又见到了爸爸。在我们单独谈话的片刻，我抓紧时间悄悄问爸爸:“爸！咱家的钢琴呢？”爸爸听后满脸通红，他无言地把头垂到了胸前。我再次问道：“爸爸，咱家钢琴放在哪里了？这事不用你出面，我可以自己去找。”爸爸听后再次深深低下头迟迟不肯抬起，并且沉默良久。
我读懂了这沉默。望着父亲满脸内疚的神情，我不再追问了。这是我和爸爸心里永远的痛。走过人生的风和雨，我不再追问，也不再寻找。
后来，我又去看爸爸了，和他聊天，谈流行歌曲，谈我后来学会的手风琴。爸爸合着拍子唱着他喜欢的《军港之夜》和《四季歌》。
可是，他却小心翼翼地从不提起“钢琴”二字,也不谈他最喜欢的那首《那不勒斯舞曲》。我知道，这首曲子在我们心灵深处跳动着，永远不会消失……
过去的事情一风吹
1982 年春季，爸爸的肺癌复发，他不得不再次住院进行化疗，浓密的头发一绺绺脱落下来。爸爸一生很少有长期住院的经历，面对着惨白而毫无生气的病房，曾经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在医院的阳台上，他一圈圈地散步，就像在北戴河海边一样。当听说外交部的老同事住在同一医院治病，他就要说一句“为什么不来看我啊？”（这些细节是我事后才逐渐得知的）见到老熟人，爸爸总是希望他们多坐一会儿。
1982年12月，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委托习仲勋同志和陈丕显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爸爸，询问了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
陈丕显对爸爸讲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
面对这些,爸爸遗憾地说：“我已经得了肺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组织的信任给了父亲巨大的安慰。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在医院碰到了爸爸，爸爸见到他就笑着指指自己说：“现在我是一个好人了！”
这时，爸爸正在具体筹划写他的外交回忆录，对与他打交道的许多对手，他都将做出自己的评价，爸爸已经对书中具体的章节进行了构思和设想。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没有完成这个心愿。一切都无法重新再来。
和爸爸最后的晚餐
1983年9月3日是爸爸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关于那次住院的消息，我第二天上午就知道了。那一段时间，单位安排我在师大对面的工业卫生研究所进修，每天我都在显微镜下忙忙碌碌。
9月3日夜里，我平静入睡以后做了一个梦，爸爸又住院了，仍是肺部的病变与咯血。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冥冥之中通知我的是来自血亲之间的“第六感觉”。
9月4日清晨醒来，总觉得有一个隐约的警示和感觉无法说清，虽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可我觉得这一次病情不同以往。想来想去还是打个电话询问一下，顶多是自己过于迷信。但是一切疑虑都被证实了：前一天（9月3日）下午，爸爸因咯血加重已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先在水果铺买了爸爸最爱吃的香蕉，然后就径直向北京医院北楼走去。当时心中只环绕着一个感觉，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爸爸！那是来自天上的声音在召唤我。
在病房里我看到了爸爸，他睡了午觉刚起来，似乎状态还不错，我松了口气。看到我出现在面前，爸爸的眼睛里闪动着快乐的光芒，他惊喜地对我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可是我们还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呢，你是怎么知道我住院消息的？”
离开报房胡同以后，爸爸生病住院的消息我都是间接打听到的，过一段时间我就主动问一下，不过这次可没人告诉我，我是凭感觉与爸爸沟通的。我随口回答说：“做梦做的呗!没人告诉我。”爸爸听后又认真地追问下去：“你梦见什么了?”
望着窗外的苍穹，我吞咽着苦涩的泪水，诉说了梦中的画面：“我梦见我的爸爸咳血需要住院，在梦里我爸爸是下午去的医院。我很想看看他，就来到了这里。”
爸听了欣喜地说：“确是这样的！”他仰起头轻轻叹口气还想说什么，我打开书包拿出我买的水果，“爸爸，这是我给你买的香蕉，一会儿你就吃了吧！”爸爸说：“我这里有水果，你钱不多就别买东西了！”
屋子里很暗，我走过去帮助爸爸拉开病房里的窗帘，他面对窗户背着我，从口袋里拿出手绢轻轻擦拭着眼睛。爸爸，你要点眼药吗？爸爸摇摇头。原来他在悄悄擦眼泪。见我在注视他，爸爸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这些年你爸爸老多了，眼睛也大不如我们在家的时候了……
黄昏时分，金色的晚霞洒在爸爸身上，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弯曲着。弹指间，爸爸已经成了一个暮年老者了。这时，护士把爸爸订的饭菜送来了，我该告辞了。
爸爸，我走了，有时间我会经常来看你，我回去马上告诉哥哥你住院的消息，他现在正在香港（那时哥哥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不久即到香港新华分社担任领导工作）。我想他会尽快赶回来看你的！你好好休息吧！
见我要走，爸爸急忙拦住了我，他真切地说：“你别走，再多坐一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爸爸执意挽留我。
“爸爸，你是病号，我可是医生，医生是不能吃病号饭的，我不打扰你了！”
可爸爸认真起来：“哎呀，你在爸爸这里是什么医生啊！在爸爸面前就是我的女儿，饭很多，够我们吃的，快过来吧！”
这一天爸爸吃的主菜是炖鸡汤，那是家里特意为他熬好送到医院的。我们相对坐在医院的小饭桌上，爸爸拿起筷子用力夹起一只大鸡腿一下子就放到我的碗里，“快吃吧,就着饭一起吃下去！”我看到了爸爸黑色的眸子里闪出了一束温暖的光，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眼神，那是小时候我每天看见而后来又似曾生疏的。
一股热流在心底涌动，那块没有完全融化的冰悄悄地融化着。我使劲儿把头埋在饭碗里，拼命吞咽着嘴里的米饭和涌出的泪水，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我又看见了那个熟悉老爸爸，他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吃着，一边用勺子把汤浇到自己的米饭上,爸爸仰头高兴地说：“我吃汤浇饭就很好,我就是愿意这样吃饭！”此时我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在报房胡同的家。
这是我和爸爸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离他去世仅仅两周。上苍,是你安排爸爸和我最后的团聚吗？
两天之后，哥哥赶回了北京，他和嫂子带着我的小侄儿来到了父亲身旁。
妈妈把爸爸呼唤去了
在住院的日子里，爸爸经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次，爸爸半夜醒来情绪很不平静，他向身边的熟人询问起哥哥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并哭泣道，我这个人很可怜啊！“是不是想孩子了？”爸爸默默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正准备动身回单位的哥哥带着嫂子和小侄儿再次来到了爸爸身旁，祖孙三代留下了合影。爸爸高兴地大声说：今天真是大吉大利呀！
9月2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又一次代表党中央到医院看望爸爸，并问他对中央还有什么要讲的话，爸爸的回答是“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
第二天（9月22日）上午将近10点的时候，我在进修的工业卫生研究所血液实验室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得知爸爸报病危的消息后，我扔下电话立即骑上了自行车。
那时候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如果不能很快坐上车，再骑车过去可就耽误时间了。从北太平庄穿过市中心，我拼命蹬着车轮，一口气骑到了东单附近的北京医院。
我飞奔着来到了病房，几个医护人员正在整理物品，病床已经清空了。爸爸！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我又赶到了太平间，师傅！请让我看爸爸最后一眼吧！我得知爸爸报病危的消息后，马上就骑车赶了过来！老人取出钥匙，拉开了冷藏柜……在香港，陈楚叔叔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哥哥。
最后的日子是我不想再重复一遍的。当爸爸最后无法说话的时候，他的双眼始终盯着病房的门口，苦苦等待着和他的亲生子女最后见上一面，爸爸的眼神里充满了最后的期待……
这一幕将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
1983年9月22日（9月20日是妈妈去世的日子）这一天是中秋节，在这家人团聚的日子里，妈妈把爸爸呼唤去了。
在遥远的天国，嫦娥轻轻拉开了广寒宫的大门，在妈妈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高高的身影，他面对妈妈说，达令！我们生离死别整整13年！
妈妈微笑着，什么都不用说了，让我们一起跨过鹊桥，走到神曲之门去看望总理和我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吧！
摘自《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乔松都 著 中华书局 2008年3月
来源: 新闻午报
这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以精细、绵密的笔触，饱蘸思念的真情，生动再现了乔冠华和龚澎的传奇人生，以及两人30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让人备受感动。
“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1942年是动荡的一年。那一年姥爷染上霍乱去世了；与妈妈在革命中结为夫妻的刘文华也遭遇不测。连失去两位亲人，妈妈悲痛万分。这年岁末，命运之神把我的爸爸从千里之外牵到了妈妈身旁。爸妈相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几十年后，爸爸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情景：“从冯亦代家到曾家岩50号需要一些时间，这在当时习以为常了。见了周恩来同志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从青年时代我就梦寐向往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周恩来请爸爸稍候片刻，他将要为爸爸引荐外事组的几位同事。几分钟之后，门口出现了两个人，一个陈家康，他礼貌地和爸爸握手问候；后面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瘦高苗条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随意盘起。看见新来的战友，她爽朗地微笑起来，眼中闪动着真诚和快乐：你好，欢迎你！
周恩来对爸爸说，这位就是龚澎同志。于是他们四目相视――妈妈的眼睛像两泉清澈的葡萄酒，爸爸一眼望见就醉了，从此他们守望了一辈子。
1943 年深秋，爸爸妈妈结婚了。在以后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看到了一对相得益彰的夫妻。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一切都非常简单朴素，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买了水果糖和花生米请道喜的同事们吃。
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双双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爸爸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谱写过许多精彩的乐章，在那些高亢的音符里，始终有一个委婉流畅的和弦与他默契地配合着，那是妈妈的声音。妈妈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也是爸爸的主心骨。爸爸是个心里有事存不住的人，多少年来，他遇到问题总要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在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19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准备提升妈妈担任部长助理，妈妈得知这个安排后找到了周总理，她诚恳地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是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了，龚澎随和，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或许正因为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妈妈就更加注意维护爸爸的自尊，经常“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家庭的和谐比官职更重要！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爸妈共同参与了很多大型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7年周总理访问阿富汗三国、 1957年访问匈牙利、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访问亚非14国、1965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至于他们夫妇在一个大事件中的分工合作就更多了，爸爸主管的业务中就有新闻司的工作。
爸爸晚年的回忆里谈到的很多活动，里面都有妈妈的身影：重庆时期的国际论评与外事活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香港时期的《中国文摘》、开国大典的感慨、文革中的磨难……
妈妈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信念坚定，她不断和爸爸交流，给他以支持。1968年开始解放老干部，在筹备革委会的时候，几方力量都倾向推举妈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妈妈得知此事后说，我认为老乔担任这项工作更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作用（后来他们都没有任这个职务）。
爸妈互唤“达令”
爸妈一起上下班、一起开会、一起出国，他们各有各的天地，又相互支持体贴，更多的时候，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翻脸争吵过。
从小到大，爸爸在家里都是称呼妈妈“达令”，我一直认为这是妈妈的小名，和“小石头”、“小三子”一样平常。直到有一次听到妈妈也叫爸爸“达令”，我感到十分好奇。我问妈妈，真奇怪！你怎么也叫爸爸“达令”啊？妈妈听后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那也是你爸爸的小名嘛！我不解地问，那你们两人的小名怎么会一样呢？
妈妈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省得浪费时间，你爸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喊我，我叫这个名字那就是在喊你爸。”妈妈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
对妈妈的说法我深信不疑。直到我后来在学校里学习了英语。在《新英汉词典》上，我终于看到了“真相”，Darling：亲爱的！原来如此啊!
“达令！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1968年初，在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后，妈妈恢复工作，在东交民巷8号院的主楼内上班，当时部里半天上班，半天搞运动，新闻司仍旧是她主管的单位之一。在这里，妈妈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妈妈都是完成工作后再写检查，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从那时起，她几乎每天都服用安眠药。一天深夜,周总理召集外事口负责人开会，他照例向妈妈提出了问题，可坐在后排的妈妈却回答得含含糊糊，原来，挨了一天批判的妈妈刚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周总理对下属干部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当他望着面色苍白的妈妈时，周总理沉默了。
妈妈在医院住院清醒的日子里似乎有某种预感，她料想到了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就在生命的最后，妈妈仍然惦念着工作，惦念着爸爸、哥哥和我。妈妈首先向秘书和有关同志交代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
在病情稍稳定后，她和爸爸单独谈了以后的嘱托。可是妈妈刚刚张口，爸爸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谈话无法进行下去，“达令！达令！不要说了！”爸爸大声哽噎着：“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妈妈试图谈到万一自己遭到不测后，爸爸以后的生活选择和今后的安排，可是爸爸泣不成声。
第二天下午，妈妈利用自己病情尚稳定的空当，准备再次和爸爸冷静地谈谈。可是谈话还是无法进行下去。恰巧那天我从妈妈的病房走过，病房的门轻轻掩着，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妈妈和爸爸在谈什么呢？为什么爸爸这么伤心呢？
我悄悄向病房里面望去，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爸爸守在床边，他们四目深情地对望着，妈妈依然很沉静，可爸爸却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当爸爸意识到我站在门口时，他站起身，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边扶着门低头从我身边匆匆走出了病房。
我佩服我的妈妈，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周恩来探视：冠华同志，你要坚强一些！
1970年4月初,妈妈因为一直住院卧床引起便秘，每天排便时都非常吃力，她痛苦呻吟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着。后来，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护理环节疏忽大意，妈妈脑部第二次出血，这次出血比上次严重多了――这一天是4月10日。
妈妈昏迷后再没有醒过来。她的脑血管再次出血，由此引起的脑水肿颅内压增高需要紧急开颅手术，爸爸痛苦地守候在病房里无法下决心。最后周总理作了决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不手术就没有希望。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等候在电梯旁边，爸爸难过得几乎站不起来了，哥哥搀扶着他等候着妈妈的病车进入手术室。我顿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大姨紧紧拽着我的胳膊，当妈妈躺在手术车上被推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全家都放声痛哭起来。电梯门轻轻关上了，宣武医院的王忠诚教授等人为妈妈作了开颅手术，可是，妈妈再没有苏醒过来。
得知妈妈做了开颅手术的消息后，周总理很快来到医院探望妈妈。他神情庄重地来到妈妈身旁亲自把脉，关切地注视着妈妈消瘦的脸，默默站了十多分钟，并向主管医生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抢救措施。之后，他又来到我们陪住的房间看望我们全家。我们都站起来迎接周伯伯，爸爸挺起身子坐在床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见到总理，爸爸就像孩子见到家长一样，靠在床栏上放声痛哭，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周总理走到爸爸身边，他的神情十分沉痛，见爸爸悲痛得无法自制，便镇定地对他说，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爸爸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周总理又走过来和大姨、哥哥谈话，后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就问身边的人,龚澎到北京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现在北京吗？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周伯伯，告诉他我在内蒙古当兵。周伯伯慈祥亲切地和我握手，他看着穿着军装的我说：“噢!你还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呢！”
1970 年9月20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身边永远没有了仙客来花。妈妈最后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穿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
周末，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了贝多芬的交响曲，没有了轻快的竹笛声，也没有了往日快乐的吟唱。爸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过去，爸爸回家后总是头戴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看书，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给爸爸准备好，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妈妈开玩笑说，你爸爸早上不用梳头就可以上班了。现在，爸爸头上的小帽子也不见了。
妈妈去世后，爸爸心里很苦。我常常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静静地读书。爸爸的抽屉有一枚放大镜，那是专门看照片用的。近来爸爸时常把它放在桌面上，我们入睡后，爸爸就用它来细细查看和妈妈在一起的老照片。过去，爸爸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依赖于妈妈，此刻正是他们两人情意融融谈心的时候，可如今……爸爸不禁老泪纵横，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在爸爸最孤独的时候，哥哥是他可以交心的知己和朋友。在漫长的深夜里，他们谈了许多人生的曲折和为人的准则,并且交换了许多看法。这正是父子间的情谊。
不久，桂花盛开。爸爸还是像妈妈在时一样,把一大盆桂花摆到了家里。亲人不在了，那沁人心脾的花蕊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芬芳。爸爸说，怎么这桂花就没有过去香了呢？泪水在他的眼圈里涌动着。此后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繁忙的工作冲淡了惆怅，或许，这是对妈妈最好的纪念。
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二十几年想说的话终于写了出来，追寻往事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享受。
近些年来，有不少回忆或传记或多或少地提到父亲，无论人们说父亲成也好，败也好，具体是非功过，只有留待历史评说。我在这里说的和所能说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我的感慨和我的感悟。 ――乔松都
爸爸的心事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面对生与死的现实就是母亲的过世。一位老医生提醒我，如果爸爸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对全家也会有好处。
爸妈有很多老朋友,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对我都很和善。妈走后，几位阿姨像老朋友一样来家里，她们悄悄带来小礼物，轻轻问我是不是想妈妈，星期天是不是一个人去逛街，还细心帮我把脱落袖口的旧毛衣用新线织补好。那会是谁呢?谁会在爸爸身边洒满阳光？谁会为我们全家带来温馨？
从联合国回来以后，爸爸的事业在蒸蒸日上，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近来时常有中年女士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总是用简短的英文“all right”作回答。爸爸的话很少，接完电话，他轻轻叹口气，独自坐在书房小沙发上沉默良久。在我眼里，爸爸是一个开朗爽快的老头儿，这回是怎么啦？
1973年初的一个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爸把我叫到了客厅，夕阳的余晖穿过玻璃斜照在沙发上，他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爸爸很久都没有说话，他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斟酌着怎么进行开场白，我静静地陪他坐着，等待他先开口。
其实，两个月前哥哥就告诉我，爸爸已决意再婚，对象是一位中年女性。哥哥还说，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谈到这位女士当时的婚姻状况及一些做法时，都感到忧虑（2007年当事人已就这段经历在香港出书）。他们认为，爸爸已经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正走向事业的高峰，现在“文革”尚未结束，还是谨慎为好，不要辜负了老同志们的期待。哥哥将这些议论中的部分内容极其婉转地转述给爸爸，可是爸爸听不进去。一向轻松幽默的爸爸不同以往。哥哥说，若不是妈妈临终前曾嘱托哥哥要多帮助爸爸，他实在不愿多问这事。考虑到父子之间的关系，哥哥以后就不再谈了。
哥哥说，我们希望爸爸今后生活幸福，不反对他再婚，但我们希望爸爸能确实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他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爸爸的事情最终只能由爸爸自己决定，子女不能说反对的话，否则一旦有他人挑拨，连最起码的关系也难维系了。
哥哥长我9岁，中学时就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在清华大学又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般情况下，他说的话我都听，可这回，情况不一样。哥哥成家了，只有我跟着爸爸过。我想，爸爸要找就找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她不但接受现在的爸爸，也接纳爸爸的过去。对爸爸好的人也会对孩子好的！这是我心里的小九九。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的香烟味儿，一根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我默默地点点头，眼泪先流了下来。爸爸绝望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妈妈呀！可是，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她？我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妈妈呀！提起妈妈，我们都哭了。
爸爸告诉我，他只是想找个人做伴儿，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爸爸说，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你和你哥哥都不要走，我们几个谁也不离开谁！咱们三个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爸爸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
作为子女和这场家庭变故的“接受者”，我当时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我瞪大了眼睛，爸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不依靠外力处理家事，这会儿是怎么啦？在“文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爸爸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们头对头地坐着沉默了很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谈论起我们搬家的事。爸爸让我不要考虑太多，到时跟着他走就是了。周末，爸爸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大声念叨着：“我还要这个家，我还要这个家！”似乎他正沉浸在内心的自我争辩中。爸爸，你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题呢？
几十年来，爸爸在精神和生活上几乎完全依赖于妈妈，爸爸总是征求听取妈妈的意见，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可如今，妈妈突然离开，爸爸的精神失去了依靠，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寻觅。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又一个牛年来到了。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为了彼此互不干扰，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这可是大难题，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买房就更没有这一说了。爸爸说，他在部里想想办法，至少在院子里安排一处简易的地下室也成。哥哥住在附近，家里有事也好照应。
爸爸委托有关部门协调此事，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准备把哥嫂和即将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条胡同的另一座宿舍楼里，房子很简单，但好处是距离父亲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过去。爸爸生性不喜欢求人，能够有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我还记得他回家告诉哥哥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欣慰和慈祥，让人感到暖融融的。可是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实不下来。
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变了主意，这样反复了两次，我猜出来了，爸爸准是遇到了难题！爸爸让哥嫂自己想办法解决。尽管无处分房，更无处买房，可是，不管父亲有什么样的难言之苦，做儿女的只有体谅和理解。
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为了使哥嫂带着刚出生的小侄子能尽快建起一个简单的家，爸爸说，哥哥可以搬走他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于是，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说，家中一切摆设保持母亲生前原样，谁也不许动。可不到两年，情况大变，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哥哥的同学帮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车运走了这些物品。
当时，家里够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练琴用的东方红牌立式钢琴；我的东西是两个约60×40×50厘米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儿时攒起来的小人书、各国糖纸、在海边收集的贝壳、爸妈出国为我买的洋娃娃……
爸妈一生两袖清风。妈妈常说，共产党员没有私人财产，除了买药看病等临时费用外，他们没有其他储蓄。唯一值点钱的，大概算是爸妈留下的几幅字画、册页等，但这些东西我们连动也没有动过。
那天父亲上班还没回来，我在一张便条纸上给爸爸写了几行字，拜托他一定要替我保存好这架妈妈留下的钢琴，然后用胶水将其贴在钢琴头上。可是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此后不久,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架东方红牌钢琴。
30 年后，一些媒体在从未与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对乔家的事情作了片面失真的描述，一些误传在弥散着。而哥哥搬家这件事亦被刻意渲染，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乔冠华的儿子从家中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经历“文革”抄家浩劫之后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作为亲历者，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我是怎样离开家的
当我照例从医院倒休回家时，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大门重新换了锁，原来的老钥匙不能用了。十几分钟后，家里新来不久的保姆M（化名）买菜回来了，我跟着她进了家门（在我家做了十几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不管怎样，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钥匙，M顿时紧锁眉头说，已经有人交待过，她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我手里。我不想和她多纠缠。我不愿别人参与家里的事情，我直接去找爸爸要！
“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他！不是我不给你钥匙，是有人交待了，我不这么做就别想在你家干下去，我家还有孩子等着我供养上学呢！我要是没工作了可怎么办啊？”M又变得可怜兮兮的。“那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M一个健步横在我面前，她用身子挡住电话说：“你别，别找你爸！这几天他工作特别忙！”
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好笑，这里面肯定有诈！“不让我给爸打电话我就去找他！”M极力劝阻我，她说我爸这些日子每天都回来得特别晚，我是等不到他的。又吞吞吐吐地说：“反正你一找你爸我就闯下大祸了！”我更奇怪了：“我找我自己的爸爸关你什么事？”见我刨根问底，她垂头叹气说，唉！这下我可闯大祸了！
我家怎会出现这等局面？过去，爸妈都是采取正面交谈的办法及时与孩子交流。而现在，一切都面目全非。我隐约感到，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爸爸自由沟通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使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难道世事就是这样反复无常吗?
我冲动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随身用的小挎包中……M紧跟着进了屋，“呦！你这是去哪里啊？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有个交待啊!”对我来说，离开家只有回单位宿舍，可是M对我的回答似乎不满意：“宿舍是临时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长住在哪里？”这话从何谈起？M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里不走，“快说，你准备去哪里呀？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爸交待啊!”
我能去哪儿？我是爸的亲生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的根就在这里！可M一步步逼问得紧，想想还是先出去逛一圈吧！“我去王府井！”“那不行！你能住在那里吗？”“住五六天的地方不行，要到能够多住一些日子的去处，最好能住十天半个月以上的……”
我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M的絮叨我已经听不清了，但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了！M此刻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把打手板的尺子罢了！我不想靠家里，我自己能独立生活！正在犹豫的心逐渐坚定起来，也不知怎么走到的大门口。
我惊讶地看到，M早已站在门口恭候，我家的大门第二次被最大限度地开到90度角（“文革”时来我家的造反派就是这样把大门打开的），她如释重负地说：“你走好啊！”
望着那一张脸，我只觉得一道暗绿的幽光从那混浊的黑洞里射出，仿佛那后面还有一只眼睛，我打了个冷颤，M在门口唠叨着：“我没办法啊！真的不是我让你走的!你不走，我在你家就干不成啦！”
走到306室外面我站住了。我有一种预感，我将永远和我的家告别，此时,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一样。
爸爸最后的日子
时光飞转，爸妈走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的儿子佑航已经15岁了。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经常听妈妈讲起姥姥和姥爷，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我希望能把新鲜的空气和阳光带给孩子，更希望他脚踏实地地学习，认真地做人。――乔松都
少年已识愁滋味
哥哥一家搬到北海后门那座小四合院里，一住就是8年。在小小的煤球炉边，哥哥继续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嫂子下班后一边拉扯孩子，一边里里外外忙家务。当我坐在火炉边的小板凳上喝一碗热汤时，小侄儿总会翻出一样好吃的东西塞到我的手里，“姑姑，给你留的！”
每年春天，哥哥都像妈妈在时一样，选一个晴朗的上午，细心地把妈妈留下的老衣服拿出来，一件一件挂在阴凉处，让新鲜的空气吹一天。傍晚时分，再把这些衣物叠放整齐收到樟木箱子里。我时常搬一把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望着那些随风起伏飘荡的旧衣物发呆。其实，这些衣服很少有我们能穿的，样式也过了时，可是，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念，看着那一件件旧衣服就像是看见了妈妈熟悉的身影。
离开报房胡同以后,我开始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新征程，而那架浅棕色的老钢琴也在众人面前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独自静静地躺在单位仓库里，渴望小伙伴能来看它一眼。
老钢琴凝结着我们全家的一份深厚感情，爸爸曾经对一位熟悉的同事谈起这件事：“钢琴是孩子的妈妈给她买的，我一直想带过去，可是我说的话不管用，只有先存放到仓库里。”由于单位仓库存放物品的空间有限，有关部门曾打电话询问过对这架钢琴的处理意见。
“我怎么办呢?”爸仍旧保留着老习惯，妈不在了,他就征求老朋友的意见。
“你就给孩子留着吧!”可是，这架钢琴还是没有被保留住。几年以后我才得知,她最终被卖走,流落他方,不知去向。老钢琴似乎已被人遗忘。
有一架自己的钢琴，是我的“痴心梦想”，多年以后，我用自己全部的转业费买了一架星海牌钢琴。而过去家里那架东方红牌老钢琴却和我们失散，至今下落不明。
我细心珍藏着那把幸存下来的钢琴钥匙，每当看到它，眼前总是浮现出和爸妈在一起的日子。曾经，在与钢琴失散以后，我又见到了爸爸。在我们单独谈话的片刻，我抓紧时间悄悄问爸爸:“爸！咱家的钢琴呢？”爸爸听后满脸通红，他无言地把头垂到了胸前。我再次问道：“爸爸，咱家钢琴放在哪里了？这事不用你出面，我可以自己去找。”爸爸听后再次深深低下头迟迟不肯抬起，并且沉默良久。
我读懂了这沉默。望着父亲满脸内疚的神情，我不再追问了。这是我和爸爸心里永远的痛。走过人生的风和雨，我不再追问，也不再寻找。
后来，我又去看爸爸了，和他聊天，谈流行歌曲，谈我后来学会的手风琴。爸爸合着拍子唱着他喜欢的《军港之夜》和《四季歌》。
可是，他却小心翼翼地从不提起“钢琴”二字,也不谈他最喜欢的那首《那不勒斯舞曲》。我知道，这首曲子在我们心灵深处跳动着，永远不会消失……
过去的事情一风吹
1982 年春季，爸爸的肺癌复发，他不得不再次住院进行化疗，浓密的头发一绺绺脱落下来。爸爸一生很少有长期住院的经历，面对着惨白而毫无生气的病房，曾经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幕幕在脑海里闪过。在医院的阳台上，他一圈圈地散步，就像在北戴河海边一样。当听说外交部的老同事住在同一医院治病，他就要说一句“为什么不来看我啊？”（这些细节是我事后才逐渐得知的）见到老熟人，爸爸总是希望他们多坐一会儿。
1982年12月，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委托习仲勋同志和陈丕显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爸爸，询问了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
陈丕显对爸爸讲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
面对这些,爸爸遗憾地说：“我已经得了肺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组织的信任给了父亲巨大的安慰。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在医院碰到了爸爸，爸爸见到他就笑着指指自己说：“现在我是一个好人了！”
这时，爸爸正在具体筹划写他的外交回忆录，对与他打交道的许多对手，他都将做出自己的评价，爸爸已经对书中具体的章节进行了构思和设想。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没有完成这个心愿。一切都无法重新再来。
和爸爸最后的晚餐
1983年9月3日是爸爸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关于那次住院的消息，我第二天上午就知道了。那一段时间，单位安排我在师大对面的工业卫生研究所进修，每天我都在显微镜下忙忙碌碌。
9月3日夜里，我平静入睡以后做了一个梦，爸爸又住院了，仍是肺部的病变与咯血。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冥冥之中通知我的是来自血亲之间的“第六感觉”。
9月4日清晨醒来，总觉得有一个隐约的警示和感觉无法说清，虽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可我觉得这一次病情不同以往。想来想去还是打个电话询问一下，顶多是自己过于迷信。但是一切疑虑都被证实了：前一天（9月3日）下午，爸爸因咯血加重已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先在水果铺买了爸爸最爱吃的香蕉，然后就径直向北京医院北楼走去。当时心中只环绕着一个感觉，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爸爸！那是来自天上的声音在召唤我。
在病房里我看到了爸爸，他睡了午觉刚起来，似乎状态还不错，我松了口气。看到我出现在面前，爸爸的眼睛里闪动着快乐的光芒，他惊喜地对我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可是我们还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呢，你是怎么知道我住院消息的？”
离开报房胡同以后，爸爸生病住院的消息我都是间接打听到的，过一段时间我就主动问一下，不过这次可没人告诉我，我是凭感觉与爸爸沟通的。我随口回答说：“做梦做的呗!没人告诉我。”爸爸听后又认真地追问下去：“你梦见什么了?”
望着窗外的苍穹，我吞咽着苦涩的泪水，诉说了梦中的画面：“我梦见我的爸爸咳血需要住院，在梦里我爸爸是下午去的医院。我很想看看他，就来到了这里。”
爸听了欣喜地说：“确是这样的！”他仰起头轻轻叹口气还想说什么，我打开书包拿出我买的水果，“爸爸，这是我给你买的香蕉，一会儿你就吃了吧！”爸爸说：“我这里有水果，你钱不多就别买东西了！”
屋子里很暗，我走过去帮助爸爸拉开病房里的窗帘，他面对窗户背着我，从口袋里拿出手绢轻轻擦拭着眼睛。爸爸，你要点眼药吗？爸爸摇摇头。原来他在悄悄擦眼泪。见我在注视他，爸爸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这些年你爸爸老多了，眼睛也大不如我们在家的时候了……
黄昏时分，金色的晚霞洒在爸爸身上，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弯曲着。弹指间，爸爸已经成了一个暮年老者了。这时，护士把爸爸订的饭菜送来了，我该告辞了。
爸爸，我走了，有时间我会经常来看你，我回去马上告诉哥哥你住院的消息，他现在正在香港（那时哥哥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不久即到香港新华分社担任领导工作）。我想他会尽快赶回来看你的！你好好休息吧！
见我要走，爸爸急忙拦住了我，他真切地说：“你别走，再多坐一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爸爸执意挽留我。
“爸爸，你是病号，我可是医生，医生是不能吃病号饭的，我不打扰你了！”
可爸爸认真起来：“哎呀，你在爸爸这里是什么医生啊！在爸爸面前就是我的女儿，饭很多，够我们吃的，快过来吧！”
这一天爸爸吃的主菜是炖鸡汤，那是家里特意为他熬好送到医院的。我们相对坐在医院的小饭桌上，爸爸拿起筷子用力夹起一只大鸡腿一下子就放到我的碗里，“快吃吧,就着饭一起吃下去！”我看到了爸爸黑色的眸子里闪出了一束温暖的光，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眼神，那是小时候我每天看见而后来又似曾生疏的。
一股热流在心底涌动，那块没有完全融化的冰悄悄地融化着。我使劲儿把头埋在饭碗里，拼命吞咽着嘴里的米饭和涌出的泪水，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我又看见了那个熟悉老爸爸，他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吃着，一边用勺子把汤浇到自己的米饭上,爸爸仰头高兴地说：“我吃汤浇饭就很好,我就是愿意这样吃饭！”此时我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在报房胡同的家。
这是我和爸爸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离他去世仅仅两周。上苍,是你安排爸爸和我最后的团聚吗？
两天之后，哥哥赶回了北京，他和嫂子带着我的小侄儿来到了父亲身旁。
妈妈把爸爸呼唤去了
在住院的日子里，爸爸经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次，爸爸半夜醒来情绪很不平静，他向身边的熟人询问起哥哥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并哭泣道，我这个人很可怜啊！“是不是想孩子了？”爸爸默默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正准备动身回单位的哥哥带着嫂子和小侄儿再次来到了爸爸身旁，祖孙三代留下了合影。爸爸高兴地大声说：今天真是大吉大利呀！
9月2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又一次代表党中央到医院看望爸爸，并问他对中央还有什么要讲的话，爸爸的回答是“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
第二天（9月22日）上午将近10点的时候，我在进修的工业卫生研究所血液实验室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得知爸爸报病危的消息后，我扔下电话立即骑上了自行车。
那时候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如果不能很快坐上车，再骑车过去可就耽误时间了。从北太平庄穿过市中心，我拼命蹬着车轮，一口气骑到了东单附近的北京医院。
我飞奔着来到了病房，几个医护人员正在整理物品，病床已经清空了。爸爸！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我又赶到了太平间，师傅！请让我看爸爸最后一眼吧！我得知爸爸报病危的消息后，马上就骑车赶了过来！老人取出钥匙，拉开了冷藏柜……在香港，陈楚叔叔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哥哥。
最后的日子是我不想再重复一遍的。当爸爸最后无法说话的时候，他的双眼始终盯着病房的门口，苦苦等待着和他的亲生子女最后见上一面，爸爸的眼神里充满了最后的期待……
这一幕将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
1983年9月22日（9月20日是妈妈去世的日子）这一天是中秋节，在这家人团聚的日子里，妈妈把爸爸呼唤去了。
在遥远的天国，嫦娥轻轻拉开了广寒宫的大门，在妈妈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高高的身影，他面对妈妈说，达令！我们生离死别整整13年！
妈妈微笑着，什么都不用说了，让我们一起跨过鹊桥，走到神曲之门去看望总理和我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吧！
摘自《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乔松都 著 中华书局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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