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后来回忆这一件事的时候，已在半世纪后，作为当年簇拥在鲁迅身边的文学青年，此时已做到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文联副主席。只有淡淡一句话，“‘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有熟人从上海火线逃出来避难。不幸另成刑事案件”[1]。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至此时大约已无太多人记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丑闻或传奇，喧腾一时后，终会湮没无闻。
一 我要作一伟大情场中的英雄者
这一件刑事案件叫许钦文吃足了苦头。那一年他三十六岁，孑然一身，兢兢业业地在杭州高级中学教书。三年前好友画家陶元庆的死让他彻底崩溃，他疯狂地拿出多年来的积蓄，为他起了坟，又另造了“元庆纪念室”，住在里面看守着亡友的画作。案子就发生在“元庆纪念室”，涉案二人与他关系微妙――一个是元庆的妹妹思瑾，另一个是思瑾在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刘梦莹。他应该永远不会忘记1932年的2月11日下午，当他因无法开门，攀着河沿绕到房后撞开后门之时，看到的是草地上两个浑身血淋淋的女人。
死去的是刘梦莹，陶思瑾亦神志不清。
恶性凶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自杭州到北平，各大报纸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两个艺术女青年果然未叫人失望，伴随调查的步步深入，峰回路转，高潮迭起，叫记者们日日有猛料可报。先是发现刘陶二人为“同性情侣”，刘梦莹所受的伤绝无可能是陶思瑾所说的自杀能造成；而后宣称被逼服毒的陶思瑾，原来是假扮昏迷，顿成最大嫌犯。许钦文本是嫌疑人，刚刚宣布清白，立成三角恋爱男主角，外界揣测二女争夫以致自相残杀，孰料情海翻波，不数日又传出消息，三角形可以画成，那一端却是另一位女性……事情已经离奇到不像是真的了，再高明的编剧大概也度不出这精彩桥段。无怪乎两个月后上海爵禄新剧场就赶排出了哀情悲剧《陶思瑾惨杀刘梦莹》：（本剧场）派人至杭州实地调查，并加入当地法院旁听，探得许多秘密材料。……准于今夜初次开演，爱观诸君，务乞早临是幸。[2]
余生也晚，既不得旁听秘密材料，亦未能观看话剧一探究竟，所幸现仍能见到此案判决书，并有许钦文诸多回忆文章，大致可拼凑出二女交往的大致情形――判决书中摘录的大量“证据”，均来自二人的日记，无意中为这段暴烈的爱情留下了最生动的说明。
死去的刘梦莹，又名雪帆，字斯卜，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一位名医。1928月2月入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初进绘画系，后转雕塑系，死时年未满二十，是三年级生。杀人犯陶思瑾时年二十二，与许钦文同为绍兴人，1928年9月跟随来做教师的哥哥进入艺专，入绘画系，其时已是四年级生。
1928年秋天两人认识后，感情很快发生。日后，许钦文将二人愈走愈近归因到陶元庆的身上，刘梦莹“钦佩他而注意他的妹子”，陶元庆死后，对陶思瑾“竭力安慰”；而后梦莹的父亲亦不幸死去，思瑾“以同情相报”，终于二人“同病相怜”。[3]这一种解释，将原因绕到他最亲爱的老陶（元庆）身上，于他大约是心理安慰，可惜与事实似乎相差甚远。
最直截了当（当然也很粗暴）的原因大抵就如判决书所言，“民国十八年春到廿年夏，复同宿舍，情好甚笃，有时大被同眠，因而发生同性恋爱”[4]。陶元庆死于1929年8月，而在当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刘梦莹就说“爱是神秘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5]，并不待成为孤女后同病相怜。
民国时期，甫出家门的女学生，学校中的友情对她们的吸引力似乎远大过学业。跳出父母兄长的管束，却又并不十分敢与男性交往，女扮男生假凤虚凰是她们热衷的暧昧游戏。杨静远记述武汉大学的生活时，说女生宿舍中都是“一对一对”的。王东杰在30年代一个成都女中学生的日记中，发现同宿舍的女生在旁人眼中是特别的存在，而她们同样也常常“大被同眠”。
她们或许在同屋后迅速坠入爱河，或许是早已眉来眼去故而特意调换宿舍，不管怎样，从1929年春到1930年初这一段时间，是美妙的浓情蜜爱时期。1929年11月16日、1930年1月25日、1月28日，两人的日记中都有“词近秽亵，从略”的内容――大约是详细描述交欢经过。许钦文称她们是“高度的同性爱”，并举出两人均体弱多病的例子，说明他“高度的同性爱，对于精神是很损害”的观点。[6]
在此甜蜜时光，判决书中写道，二人“缔结一种永久盟约，为永久保持情爱，绝不与男子结婚”.这个盟约是刘梦莹在1929年12月26日提出的，目的是使思瑾“渡过那道难关”――指的应该是许钦文的求婚。是的，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在某个时期似乎并不满足于做思瑾的兄长。然而有趣的是，对照判决书和此后几十年内许钦文的各种回忆，却会发现不知是有意或无意，这个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人从未提起过曾向陶思瑾求婚。
判决书中所摘录的陶思瑾日记，非常明确地显示他在1929年10月（陶元庆死后才2个月）就曾经向她讲起“同居和结婚”一类事，《大公报》记录的某一次庭讯上，他亦承认“有许多人造谣，说我同陶有关系，因此我曾想同陶兄妹说我们不妨结婚，但陶不愿”[7]。按陶思瑾的理解，许钦文建造“元庆纪念室”，除了纪念她哥哥，也有想用来和她结婚的意思。思瑾何止不愿，简直是厌恶，认为他用金钱控制她――因为她家境贫寒，学杂费全由许钦文负担。
这种盟誓使思瑾非常高兴，她在28日的日记中兴奋地宣称：“今晚上我是感到怎样的快活啊，梦莹对我是轻轻的呢喃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说她已属于我的了，她是再不去爱别人了，她说她是不会去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她说她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在灵感上的爱，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放心她，她始终是我的了啊！这一切话，使我的心坎中，感到无限的兴奋呀！她是真的属于我了吗？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的高兴呀！我们的同性爱，是多么的伟大与圣洁呀！”[8]
这条盟约是否真的用来拒绝过许钦文？不得而知。因为他所表现出的，是完全不知道她们的超友谊关系。或者知而不理，因为1930年9月，陶思瑾的日记中还说他“时常跟随着我，吻我的发，吻我的臂”――已是性骚扰程度了。她厌恶却无法，因为没有钱缴费住宿舍，要钱又只能问他要。
许钦文是否是表面上的实诚君子背地里引诱少女的色狼？真是很难说清。他自己不会记述这方面的事情，其他材料又零碎不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日记里骂他的同时，陶刘二人仍然和他保持着不错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关系。刘梦莹和他的四妹八妹都十分熟悉，会一起打球看展览；也曾请他来看自己演剧，并让他帮忙发表作品。费笔墨写这一段小插曲，不过因为在今日较易看到的许钦文的叙述中，它早已消失无影。
然而好景不长，纵然曾情好到订下盟约，或者从一开始她们的感情中就包含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两人总是不断怀疑对方出轨劈腿。1929年11月7日，思瑾疑心梦莹“专一地在爱着她的还有一个朋友”，哀叹“我是深深地爱着她，对她我是不知耗化了多少的精神和金钱了，然而对我，她是这样地冷淡，我是怎样的感到悲伤呵”！过了4个月，换作刘梦莹偷看思瑾日记时发现“她在迷恋于男性了么？给我十足的信心一个动摇”，于是也在日记中呼喊“我的心在惨然了，一切都是无真实么？天呀，我的瑾，是不会爱他的”！[9]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疑心对象，有“她”也有“他”。虽然丰子恺说陶思瑾“肤色雪白，可惜鼻子稍有些塌”，不若刘梦莹是“花容月貌”[10]，然而她的桃花运似乎从未间断过。例如，他哥哥的朋友，一个叫黄启衡的男子就曾为追求她两跳西湖――幸而最终都被救起了。
随之而来的是戏剧性的争吵。1930年9月30日，陶思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昨晚因为我对她说了讽刺话，她今天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见我不理睬。到了晚上，她对我的神气还是不更改，在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痛苦，为了这样一句话，而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吗？昨夜我是怎样的痛苦着，我哭，我几乎哭得疯了，但是我得不到她的一点怜悯和同情。我是对她诉了不知多少的言语，求她饶我恕我，而竟说我会向你下跪，你发一点慈心，答我一声，原谅爱我。唉，她没有应许，而简直连回音也没有。”[11]会“哭到疯了”的绝不只有她一个，刘梦莹也会“在半夜哭起，一直哭到天明，其哭声之大可使隔墙宿舍里的同学也能听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潘光旦这位朋友的调查的话，那么这两位小姐还是忠实的“爱比死更冷”信徒：“有时二人因细故忽起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亦是“我爱你爱他”的忠实执行者：“后来陶有了恋人，刘查到了以后，常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陶有一个，即被刘破坏一个。有时刘探得陶之恋人为某人时，刘竟会用方法与某人实行同居。”[12]除此之外，她们也曾写过血书，预备去法国日本，用种种方法挽救关系。
除了感情纠葛，思想上的分歧似乎也是他们日渐隔膜的原因。判决书中对二人的评价，梦莹是“思想趋新，求进甚切”；年龄较长的思瑾却是“性情天真，思想简单”。许钦文说得更厉害，“她好像是愈大愈天真，其实是愈变态的”。刘梦莹是面面俱到的十佳青年，“她所研究的主科是雕塑，可是绘画也不错，音乐会中曾经数次表现钢琴演奏，课外又研究木刻，文学也有不少作品发表，又屡次公开演剧，篮球排球她是担任队长”[13]。相对她的上进，思瑾却是“以懒散的态度来过目前的生活”，这一点让梦莹非常失望，她向姐姐抱怨思瑾“近年来态度变更，家境甚寒，而喜奢华，好虚荣，而不勤学，以友谊劝勉，非惟不听，反加讪笑，以致时有口角”[14]。
不过在学业上虽然一个上进一个落后，她们的政治态度倒相当一致。十五岁就曾“一度加入危险团体”的刘梦莹，是左翼美术团体中的活跃分子。1929年加入了西湖艺专的“一八艺社”，1930年夏天去上海左联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旁听，“听到了一些报告，看到一些进步文艺刊物（如《拓荒者》）日本柳籁正梦的漫画，也听到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15]。而“天真”的思瑾同是“一八艺社”成员，也去参加了这次左联的补习班，并且和梦莹一起“在葛岭保
[分享]很黄很暴力――许钦文的“无妻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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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称她们是“高度的同性爱”，并举出两人均体弱多病的例子，说明他“高度的同性爱，对于精神是很损害”的观点。[6]
乡音无改鬓毛衰
许钦文和陶元庆的关系是我很头疼的，所以本来想再写一篇他们的故事，却终于因为觉得难以把握而放弃。
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不是弯男，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弯男了――但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关系？这是个问题。近代百年，对感情的界定和理解变化极大。譬如我看晚清狎妓小说，嫖客相见，时常亲热地携手走来走去――现在让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条路上的人都会“道路以目”吧，可当时以为常态，不出亲兄热弟的纯洁。
陶刘二人的关系比较简单，确乎有肉体关系，并且她们亦自觉这是“爱情”。但是陶元庆早亡，许钦文只是痛苦得死去活来，并没有自爆说曾与老陶大被同眠，互相发射液体――之后更不会有人说什么。我只见过一个叫张稚庐的老头，言之凿凿，说他们是同性恋，他是许钦文的旧相识，也许当时确实周围人有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但不留下只言片语，终究说起来底气不足。我很怕家属，许钦文虽然成就不高，终归靠了鲁迅的关系在浙江省作协和文联做到高位，老干部家属不能惹，还是不写为妙。
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不是弯男，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弯男了――但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关系？这是个问题。近代百年，对感情的界定和理解变化极大。譬如我看晚清狎妓小说，嫖客相见，时常亲热地携手走来走去――现在让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条路上的人都会“道路以目”吧，可当时以为常态，不出亲兄热弟的纯洁。
陶刘二人的关系比较简单，确乎有肉体关系，并且她们亦自觉这是“爱情”。但是陶元庆早亡，许钦文只是痛苦得死去活来，并没有自爆说曾与老陶大被同眠，互相发射液体――之后更不会有人说什么。我只见过一个叫张稚庐的老头，言之凿凿，说他们是同性恋，他是许钦文的旧相识，也许当时确实周围人有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但不留下只言片语，终究说起来底气不足。我很怕家属，许钦文虽然成就不高，终归靠了鲁迅的关系在浙江省作协和文联做到高位，老干部家属不能惹，还是不写为妙。
别说，就90年代初，我先生当时的老板是台湾生美国长的华人，到了北京，看见大街上俩男的拉手，也给吓得不轻。说给下属听，大家都不以为意。阿冬 wrote:现在让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条路上的人都会“道路以目”吧，可当时以为常态，不出亲兄热弟的纯洁。
而20世纪初学校里女生之间的关系，张爱的同学少年里也写过很亲密的细节。我外婆1930年代上大学时生了当时相当于绝症的肺病，不得不休学回家休息，休养曾经在中学教了一阵子书。等她病好复学，临走女学生们送她纪念册什么的，粉红色花边兮兮的，写满了象情书一样甜蜜热情的话，落款是单字昵称，琼啊玲啊的。
我外婆居然也没丢掉，几十年都留着。直到80年代末他们搬家，我们去帮忙收拾，从壁橱里拖出一个表面都斑驳了的金属盒子，里面是这些纪念册。我们开始还怀疑是情书呢，后来经我妈鉴定，才确定不是。
不是，不是，他的子女似乎都默默无闻。笑嘻嘻 wrote:阿冬是说许钦文的子女现在掌权？ 这样的信息超8的
但是我因为和鲁迅纪念馆的人很熟悉，知道这些“老作家”的子女们是多么难伺候，继续得势的当然鼻孔朝天，落魄的也不忘自己当年是高级干部子女，住过小别墅，坐过小汽车，唧唧歪歪没完没了，稍微把父辈面孔上的金粉擦掉点，就一跳三丈高又要打官司又要闹事情。但凡学术研究，他们总要指手画脚一番。所以知道，少惹为妙。
以前的女学生比这个更厉害呢。杨静远40年代读武汉大学，就说寝室里都是“一对一对”。我看过王东杰研究30年代成都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和女同学简直相思缠绵到一个地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夜里也要粘在一起，可疑得不得了，但当时就是这种风气。我外婆1930年代上大学时生了当时相当于绝症的肺病，不得不休学回家休息，休养曾经在中学教了一阵子书。等她病好复学，临走女学生们送她纪念册什么的，粉红色花边兮兮的，写满了象情书一样甜蜜热情的话，落款是单字昵称，琼啊玲啊的。
据说现在女校也仍是这样的意思，算是青春期的“情境型”同性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