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的一篇，发表于《今天》杂志。
转手打版，略有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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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64，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乐得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甚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都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鸡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鸡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鸡巴山下民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鸡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鸡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鸡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有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冲楞，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形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对独裁者到货想像。隔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 林立果当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尤其是独裁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极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到了极权的顶峰，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过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还没完成，党和国家极权仍在，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八十年代，确是是涌入的年代，但确是将两次现代化混淆了，时髦词汇鱼目混珠。但政治权力是清醒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发生64。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1976年的45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漂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漂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未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节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甚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哩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哨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安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时椭圆型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疑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十一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十一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还是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鸡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1971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女知青笑浪虐虐，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刹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靡烂，惟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转帖]听敌台/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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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冬冬照照小杯子……赋格说的好像也是这个专题――“让小鱼咬鸡巴”
（秋季号）
朋友从香港带来他参与编辑的《今天》杂志，新一期冬季号“七十年代专号2”，是上一期秋季号七十年代特刊的延续。
陈丹青回忆1976年9月9日：“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在集体追悼会上，他哭不出来，但认为“此刻必须痛哭”，于是“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颚趁势抽搐”，几秒钟后，他成功地哭了出来。
北岛那天下午和严力在芒克家，“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还能有什么大事？他们几人“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广播里响起哀乐，传出毛的死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
阿城对毛死“毫无感觉”，因为毛“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听敌台的云南知青”，指阿城自己。与北岛、芒克不同，阿城没觉得要变天，该干啥干啥，依旧回云南过他的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阿城仍不明说自己是否感到震动，只说到了队上，“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那天晚上，“明月当空，星辰糜烂”……
陈丹青写的那篇“幸亏年轻”不知哪位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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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清楚出版情况，似乎是出了，书是香港牛津出的，《今天》也是在香港的。
李零也有一篇，我也转，当时的中学生真成熟，我高中三年，只知道好好学物理……
李零: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
，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
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
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
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
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
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
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
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
。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年是
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
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
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
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
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
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
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
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
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
，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
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
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
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
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
。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
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
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
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
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
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
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
”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
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
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
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
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
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
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
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
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
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
，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
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
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
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
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
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
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
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
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
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
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
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
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
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
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
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
，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
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
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
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
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
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
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
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
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
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
（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
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
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
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
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
，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
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
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
，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
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
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
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
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
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
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
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
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
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
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
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
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
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
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
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
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
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
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
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
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
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
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
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
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
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
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
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
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
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
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
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
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
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
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
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
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
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
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
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
。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
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
，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
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
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
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
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
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
牛后”，两只手紧紧
李零也有一篇，我也转，当时的中学生真成熟，我高中三年，只知道好好学物理……
李零: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
，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
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
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
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
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
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
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
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
。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年是
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
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
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
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
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
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
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
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
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
，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
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
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
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
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
。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
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
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
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
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
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
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
”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
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
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
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
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
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
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
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
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
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
，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
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
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
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
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
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
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
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
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
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
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
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
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
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
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
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
，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
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
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
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
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
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
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
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
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
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
（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
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
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
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
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
，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
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
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
，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
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
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
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
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
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
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
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
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
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
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
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
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
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
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
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
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
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
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
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
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
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
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
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
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
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
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
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
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
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
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
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
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
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
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
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
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
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
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
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
。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
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
，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
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
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
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
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
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
牛后”，两只手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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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tabby
- Posts: 310
- Joined: 2003-12-06 12:59
国内会是三联出，不过还没出呢，出的版本也会是洁本吧。
可在淘宝上查查看有没香港牛津版的。
另：阿城小组里正在团购这本书，截止21号，感兴趣想买的人可以参加团购-几乎就是原书价（CNY：106）。负责团购的是在广州经营港台书的店主，豆瓣ID'缺书店太保’。
我自己昨天订了一本。
团购的帖参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896177/
可在淘宝上查查看有没香港牛津版的。
另：阿城小组里正在团购这本书，截止21号，感兴趣想买的人可以参加团购-几乎就是原书价（CNY：106）。负责团购的是在广州经营港台书的店主，豆瓣ID'缺书店太保’。
我自己昨天订了一本。
团购的帖参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896177/
Last edited by ffP on 2008-12-19 6:59, edited 1 time in total.
肯定很太监，愁ffP wrote:国内会是三联出，不过还没出呢，出的版本也会是洁本吧。
可在淘宝上查查看有没香港牛津版的。
另：阿城小组里正在团购这本书，截止21号，感兴趣想买的人可以参加团购-几乎就是原书价（CNY：106）。负责团购的是在广州经营港台书的店主，豆瓣ID'缺书店太保’。
我自己昨天订了一本。
团购的帖参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896177/
我等着你们书到手后上网，嘻嘻
-
emma.in.the.sky
- Posts: 49
- Joined: 2008-12-08 11:29
- Contact: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ffP君指点，我这就订正去。 
又：书的封面原来是这样的――
又：书的封面原来是这样的――
Last edited by emma.in.the.sky on 2008-12-19 16:48, edited 1 time in to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