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谷

青灯
北岛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青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63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地，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爷”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73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凡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198 9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知识界三十三人签名信的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四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13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五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青灯
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柏克莱执教40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柏克莱，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个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会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按：Kansas City在密苏里州吧？）。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不久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Hucksters）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中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魏斐德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被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 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列文森之间，还是列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却选择了在柏克莱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莱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柏克莱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Lionel 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司法部长的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和他父亲在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式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象没有《史记》，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50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柏克莱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急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 “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 洛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50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棕桐大道17 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Cathy），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柏克莱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他只愿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青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智利笔记
一
随机长预告，飞机开始降落。大地倾斜，安第斯山脉缓缓流动，仿佛再现亿万年前地壳的变迁。安第斯山纵贯南美洲，全长九千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圣地亚哥机场。与其他国家旅客不同，持美国护照的一律要缴一百美元的“买路钱”，我琢磨这是在为美国政府赎罪。
十月下旬是智利的春天，路边鲜花怒放。高楼大厦隐隐闪现在地平线上。在旅馆办登记手续时，有个戴红围脖的人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用微型摄像机对准我。他自我介绍他叫哈罗德（Harold），哥伦比亚诗人，九十年代在北京当过外国专家。他的过度热情外加摄像机的围追堵截，让我无处躲藏，只好倒退着上楼梯。他大声说，在他办的文学网站上有我的诗，让我上网查查。
参加今年智利诗歌节的诗人来自20多个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语世界，美国日本中国各一，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大轿车去聂鲁达故居。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兹（Tomaz）和我同座，邻座是智利诗人萨吉欧（Sergio），我们以前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见过。国际诗歌界是个大家庭小圈子，走亲串户，低头不见抬头见。
海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海的激动。诗歌节主任何塞（Jose）突然站起来宣布：“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我们马上要路过帕拉的家，他在等着我们。”什么什么？我连忙问旁边的托马兹，是哪个帕拉。他说：“当然是他，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只有一个。”可我明明记得，至少有三本国内出版的外国诗选，都提到帕拉于1973年政变后被关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编者还在帕拉的生卒年月一律标明（一九四一年――？）这问号深深印在我脑袋里。帕拉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诗集《诗与反诗》轰动了拉美文坛，是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后最重要的诗人。
大轿车在一栋石头房子前停下。帕拉身穿黄色旧棉衣，在门口跟大家一一握手。他个儿不高，帆布帽下的眼睛锐利如鹰；即使微笑，都有一种帝王的威严。掐指一算他今年九十一岁了，却如此健硕，真是生命的奇迹。轮到和我握手，他突然用中文说“北京饭店”。我知道他多年前去过中国，那年头老外别无选择，只能住北京饭店。
穿过客厅来到后花园。他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临海，巨浪拍岸，溅起白色水雾。我和他合影时，他又蹦出几个中文词“茅台”“干杯”“周恩来”。这几个中文词，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场景：那准是七十年代初，所有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范围仅限于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之间。转念一想，这其实就是他的诗学：把单蹦的词并置在一起，不需要什么连缀。
帕拉和聂鲁达是好朋友。他的《诗与反诗》首次朗读就是聂鲁达在的住所，还有不少诗作是在聂鲁达的黑岛别墅写成的。他俩相差十岁。聂鲁达代表了南美现代主义抒情诗时代的高峰，而帕拉则是这一时代的终结者。这种背景复杂的友情，也许恰好证明了南美诗歌链条的环环相扣的传承关系。在《新英格兰评论》一篇访谈中，问及怎么看聂鲁达，帕拉坦然回答：“毫无疑问，聂鲁达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或许达到诗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则是个十九世纪的人。”
帕拉的“反诗”多少与他的职业有关。他年轻时在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回智利教书。科学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识到诗歌应该和真问题，诸如文化、政治与宗教的现实打交道。他的诗歌原则是简洁，以俗语口语入诗，避免隐喻象征，反对欧化倾向。帕拉这样阐释他的“反诗”：“反诗不过是超现实主义的活力强化的传统诗歌――即所谓本土的超现实主义――来自我们所属的国家及大陆的心理与社会的观点，作为真正的诗歌理想。它应是日与夜婚姻的孩子，反诗所庆祝的，并非黄昏的新形式，而是新型的诗歌黎明。”
告别时，我要给他在房前的花丛中拍照。两条狗围拢过来跟他亲昵，他抚摸他们。我发现在他家门上有歪歪斜斜的“反诗”（Antipoesia）字样的涂鸦，问他是谁写的。他耸耸肩说：“那肯定永远是个谜。”
英文流利的克丽斯蒂娜（Kristina）是诗歌节的协调人之一，也是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瞎子领路人。她事后跟我说，帕拉和聂鲁达不同，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打交道，这次能见到他真是幸运。
从帕拉家开车约半小时，来到聂鲁达的黑岛故居。聂鲁达有三处故居，一处在他出生的港口城市帕拉尔，一处在圣地亚哥，一处就是黑岛。黑岛非岛，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1939年底聂鲁达从欧洲回到智利，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于是从一个上校手里买下了这块约半公顷的地皮，连同一栋小石头房子。对面海中有一个小岛呈黑色，聂鲁达就把他的领地称为“黑岛”，这一命名延续至今。
房子不够用，聂鲁达在一个泥瓦工的帮助下，边设计边施工，终于在海边建起这栋约三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周围种满各种花草。这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在此度过晚年。我想起他的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多好的书名。既简朴又寓意深远。可这“居所”的奢侈程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要说他外交官出身，怎么可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是一个疯狂的收藏家，包括木雕、面具、工艺品、贝壳和酒具。客厅戳着个渔船上的守护女神，丰乳肥臀，目光如炬，面对着大海。聂鲁达是个旱鸭子，却自幼有个水手梦，不，是船长梦，他的一本诗集就叫《船长之歌》，是写给他的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的。这房子就有如一艘搁浅的船，聂鲁达就是那梦想中远航的船长。
餐厅面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想当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餐厅有个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厕所，门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春宫照片，他的老朋友洛尔加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于他是同性恋，“内举不避亲”。
有一次记者问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别的国家。聂鲁达断然回答：“那我就拒绝出生。”他流亡多年，却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宠儿。据说他当年在黑岛想吃什么鱼，只要用手旗给海上的渔船发个信号就行了。
他的书房很大，摆满各种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共计一万五千种，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的书桌特别。据说，他一直想找一张和大海相关的书桌。一天黄昏，潮水卷来一块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这就是我的书桌！”书房中间有一水池。据讲解员说，他每天写作前后都要洗手。中国古人琴棋书画也讲究沐手薰香，那是种仪式，以示对创造的虔诚之心。
伦敦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写道：“我看到两个聂鲁达。一个是贫穷的、劳工阶级的聂鲁达。作为诗人的头三十年他是所有体制的叛逆者；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者的聂鲁达，相信亲身经验。他在印尼、缅甸等远东国家呆了五年，发展出一套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可是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一切。”1945年，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在威尔逊教授看来，在南美洲，加入共产党就解决了所有的归属问题，也解决了感情问题。当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改变了立场，聂鲁达而却无动于衷，受到尖锐的批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就形体而言，也有两个聂鲁达。他年轻时很瘦，随着出名变得越来越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自己编写的食谱。前一个矜持自负，后一个随和幽默，第二个比第一个快活得多。
聂鲁达一生风流韵事不断，结了三次婚。他四十五岁那年在墨西哥流亡，与智利歌手马蒂尔德重逢，瞒着比他大二十岁的阿根廷妻子，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情。一九五二年，马蒂尔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岛上流亡。电影《邮差》（Il Postino）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马蒂尔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黑岛故居后花园一侧是艘小船，旁边是圆木搭成的支架，挂着六个大大小小由于风吹雨淋变黑的铸钟。其中两组小钟平行对应，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响乐，再大的风暴也无法把它们全都敲响。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向临海的山坡，把我们带到聂鲁达与马蒂尔德合葬的墓地。一块黑色的不规则大理石墓碑刻着他俩的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阵阵涛声永远陪伴着他们。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着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十二天后，聂鲁达死于癌症，在圣地亚哥被军人们草草埋葬。皮诺切特垮台后，新政府举行国葬，根据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黑岛，埋在这里。
诗歌、爱情与革命，是一生的三大主题。可以说，聂鲁达的诗首先源于爱情，然后是革命。而爱情与革命有相似之处，如火，热烈而转瞬即逝。革命往往与大众与权力有关，比爱情危险得多。爱情最多转变成婚姻，而革命则会转变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权式专制。
我们在聂鲁达故居的餐厅共进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红酒。诗人多有酗酒倾向，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罗德端着杯酒，摇摇晃晃，跟我絮叨个没完，连他的赞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搀扶着把他哄上车。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黑岛，晴。起床，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并接待来访的朋友。他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从枪炮声中传来阿连德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后的讲话。当他从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总统遇难的消息，对妻子说：“一切都完了。” 马蒂尔德安慰他：“也许没那么严重。”“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不顾医生劝告，一直守在收音机旁，并看了六次莫内达宫被攻占的电视画面。九月十九日，他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两次被勒令停车搜查。马蒂尔德看见他泪流满面。
一个智利诗人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二
在总统府莫内达宫前举行的爵士音乐会，拉开智利诗歌节的序幕。在电闪雷鸣的音乐间隙，诗人轮流蹿上台念诗，如炮火中的蚊子。这多少反映了诗歌在今天的处境。被照亮的莫内达宫，在摇曳的喷水池中不断崩塌。暮色中，阿连德总统的雕像显得那么孤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六点二十分，阿连德被电话吵醒，得知海军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哗变。他打电话向国防部长查问，很快得到证实。而国防部长在前往国防部的途中被捕。七点三十分，阿连德在助手和卫队的陪同下抵达莫内达宫后，挨个给将军们打电话。“无人回答，看来他们全都卷入了。”他说。于是他通过电台向人民通报了政变的可能，要大家保持冷静。八点十五分，阿连德接到政变集团的第一个电话，提出让他乘飞机离开智利的建议。他回答说：“告诉凡•斯高文将军，智利总统绝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 政变集团迅速控制了政府部门和广播电台。八点四十分，农业电台首先播放了政变声明。九点钟过后，尚未被军方控制的麦加伦省电台播放了阿连德的演说：“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麦加伦电台将会沉寂，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没关系，你们会听到的。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至少你们会记住，我忠实自己的祖国……我对智利的命运充满信心。人们总会超越叛国者强加给我们的这一悲苦的时刻……我相信我的牺牲不是徒劳的……它将给卑劣胆怯的叛国行径一个道德教训。”
和政变集团通电话的助手告诉阿连德说，敌人要在两分钟内开始进攻。阿连德取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半自动步枪，戴上钢盔，准备投入战斗。那钢盔显得太大，斜架在他的眼镜上。他身穿西服和花格毛衣，在卫兵的簇拥下向上张望，这是阿连德最后一张照片。
莫内达宫内外对比悬殊。军方是坦克大炮直升飞机；阿连德手下百余人中多是文职官员和家属，只有五挺机关枪等轻型武器。十点四十分，在短暂的停火间隙，阿连德命令身边的内阁成员放下武器离开，他的两个女儿和大部分妇女也随后撤走。他还解除了卫队的职责，让他们自己选择。结果十七名卫兵全都留下来。十一点五十五分，军方出动两家猎鹰战斗机，发射了十八枚导弹，地崩山摇，莫内达宫一片火海。下午一点三十分，军队发起最后进攻，士兵冲入总统府。在二层楼的阿连德对最后几个人说：“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当别人执行命令时，他独自退入独立厅。据最后撤离的总统医生吉洪说：“我看见总统坐在沙发上，用腿夹住抠动扳机。我亲眼所见，却没听见枪声，只见他身体抖动，头盖骨掀飞了。”下午二点二十分，士兵冲进独立厅。带队的帕拉索斯将军命令封锁现场，向聚集在国防部的政变首领报告：“任务完成。占领莫内达宫。总统已死。”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隔千山万水――在中国，在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急忙打开刚到的《参考消息》，头版就是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报道。读罢，他忍不住流泪了。那建筑工人就是我。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和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记得当时正读海明威的《钟为谁鸣》――那为阿连德总统敲响的丧钟也是为我，为一个中国愤青敲响的。“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明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大型纪录片《萨尔瓦多•阿连德》正在智利上映。导演古斯曼在军事政变后流亡到巴黎，当时年仅二十九岁。在这部纪录片中，他以重返祖国的流亡者的个人化角度，通过对一系列见证人的采访，再现了军事政变那一幕的阿连德。
作为社会党创始人之一，阿连德于一九七

忆柏林

我和顾彬（Wolfgang Kubin）面对面坐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连锁餐厅里。我们是最早的顾客。午餐很简单：色拉、金枪鱼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着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厅开幕式 的酒会上，柏林诗歌节的组织者托马斯跟我说，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们的龙王爷）祈祷，明晚千万别……可诸神让位给天气预报，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诵会赶进室 内。我和顾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诗歌节。午饭后，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专题讨论会。
　　柏林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1985年夏，我从北京出发，在巴黎换机前往柏林。顾彬在机场大门外等候。我跟顾彬1981年在北京相识。那时候跟老外接触还得有点儿胆――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那时柏林还有东西之分。刚到西柏林，我就问一位德国人柏林墙在哪儿，她回答倒简单：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会撞上。我们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看来地平线的确是柏林墙以外的想象。
　　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王蒙带队，浩浩荡荡，我是编外人员。王蒙一扫官场作风，带着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场，自己先买了件棕色皮夹克，得意洋洋去见西德政要。我花30马克买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价钱翻了两倍。
　 　顾彬那时住在土耳其移民区，他尚未得到教授职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给我们做麻辣豆腐汤，不怎么正宗，却让远离故土的中国胃激动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 柏林作协在一家餐厅请客。色拉和带血的牛排――中国作家们大眼瞪小眼，基本没动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馆饥肠辘辘，众人又去中餐馆找补了碗汤面。
　　那时候胆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饿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厅。等侍者拿来菜单――光一道菜就30多马克，我们傻了眼，只好说声对不起，撒腿就跑。
　　德国汉学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开车去东柏林看她妹妹，约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到礼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请我们把一份当天的西柏林报纸藏在身上，连同我们在西柏林低价兑换的东德马克“走私”过去。我们成了大款，请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饭，体验到西方游客去“过渡时期”中国的优越感。刚过中午一点半，饭馆就关门了，我们不禁会心地笑了。于我，这笑有一丝酸楚。
　　二十一年弹指间。顾彬依然皱着他那著名的眉头向我微笑。他这忧郁的面具，让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说他过了耳顺之年，却像愤青般奋笔疾书，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种很难归类的人，可这个世界非把他归入汉学家和译者，让他恼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曾于1806年到1808年被拿破仑占领；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时夷为废墟，由美苏 英法四国共管；1948年，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隔离，英美法联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住对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在地平线上出现，西柏林成 了孤岛；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渡河时丧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体的所有镜头都对准狂欢 的人们。那时我刚离开西柏林不久，搬到奥斯陆，在电视前目瞪口呆。据说，德国少数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东德人在统一问题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 并”，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那时只顾追逐西德马克的东德人，很快就领教了那玩意儿的厉害：兔子转身变成猛虎，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东德工业全面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全体老百姓沦为“贱民”。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初读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分裂的天空》的感觉，那还是远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来我半遮半掩告诉德国朋友，我还是更喜欢统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们全都赞同，吓了我一跳。当年那是艺术家和穷人的天下，如今被政 客和商人所主宰；当年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被大国首都的野心和商业化的喧嚣所取代。说到底，我更喜欢的是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 实隐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来柏林，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我住在一个小单元里，常在楼道碰见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礼的老太太。西柏林初夏的平静和客厅那台小电视机里的风暴恰成对比。
6月3日晚，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和我一起看CNN,我们把一瓶威士忌全都喝光了。我在和北京的通话中听见了枪声。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我抱头大哭。说来我们素昧平生，但我相信那一刻就像同样的戳记永远烙在我们身上。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回家的路断了，我再也没有家了，只能背井离乡越走越远。第二天上午，由一辆广播车开路，西柏林人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广播车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人们默默在为地平线以外的某些年轻人送葬。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个家，如果家这个概念还有意义的话。我独自漫步在街头，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过40岁生日。那天在一个台湾朋友开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国汉学家当•斯达（Don Starr）一家，他们专程来柏林看我。有照片为证：我端着一盘鱼朝镜头傻笑，好像推销广告。对，那鱼就是乡愁，关于大海的乡愁。
　 　17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 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 寻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诗歌节结束了，我从旅馆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当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线联系。我几乎每年都来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样招待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国学生会的头头们在餐馆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对耳环在灯下闪烁，露水般晶莹易逝。
　　Y现在吃的是职业翻译这碗饭。她17岁从中国到柏林读书，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还溜。作为单身母亲，她带着八岁的女儿和德国男朋友在一起。他们和别人合住一个大单元，这种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缩写），从名到实都有点儿像当年插队的“集体户”。这是60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缴房租，每周按人头缴25欧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够再分摊；大家做 饭打扫卫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职业翻译，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间。她的男朋友前两年由于中年危机，搬到另一个“集体户”去了。大 概由于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他们俩又和好如初。这里除了Y一家，还有个刚搬进来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老年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刚搬进来，蕾娜特正要出门采购。原来她和几个相识多年的女人定期见面，互相倾诉，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心理治疗。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不能成为朋友，否则就不可能知无不言了。据她说，五年来，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伙伴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厅上网时，门铃阵阵，蕾娜特的心理伙伴高矮胖瘦鱼贯而入，像拉洋片一样。蕾娜特在去厨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诉我：“她们照样喜欢我的通心粉。”
　 　Y的德国男朋友J是音响发烧友，一个房间专门安顿那些带蓝眼睛的昂贵设备。他内向寡言，但音响这话题有如开关，一下打开话匣子。J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两 家自行车铺。这也是60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那时为了提倡环保，十个年轻人，五男五女，合伙投资开自行车铺，同时也出售代表女性权利的毛线。后来女合 伙人纷纷离去才撤下毛线，只卖自行车。
　　离开柏林的当天上午，我和Y谈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她马上开车带我去参观。纪念碑位于勃兰登堡门和希特勒自杀的地堡之间，是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的，散布在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
　　莱亚•罗施（Lea Rosh）是主要推动者之一。她今年70岁，父亲在二次大战中入伍死于波兰。她曾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杂志的读者评为“最令人难堪的柏林人”。这不仅因为她发型怪嗓门大脾气坏，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风格。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别是对犹太人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而罗施偏要触动这最敏感的神经。她花了17年的时间到处游说，逼着政 治家们做出承诺，终于在二战结束60周年建起这座纪念碑。它与柏林雄心勃勃的扩建工程是多么不和谐――在那些修复的古老建筑和闪闪发光的玻璃钢管大厦中， 阴森森的纪念碑触目惊心。关于这一点，罗施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美国著名建筑师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对把纪念碑简单解释成“墓地”不满，按他自己的解释是“起伏的原野”，没有入口没有出口，地势的起伏和水泥块的高低给人一种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这水泥迷宫中。越往深处走就越让人恐慌，好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而不能自拔。我们像孤魂野鬼出没，寻寻觅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德国的理性 主义的一种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陷入战争的疯狂。伟大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 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理性 主义最终把存在等同于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实在，即绝对的存在。按这一批判精神，即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 的缘由之一。
　　一个穿绿衣服的残疾人突然出现，他少了条腿，架着双拐走在我前面。苍天在上，其实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

西风
去年秋天，我和克里斯•麦梯森（Cris Mattison）一家在美国西南部驱车穿越沙漠，开始了我的英文版新书《午夜之门》的推销之旅，克里斯是这本书的编辑。他36岁左右，寸头、络腮胡子、戴着两端上翘的黑框眼镜，像京剧中黑头的脸谱。他夫人邹迪（Jody）长他十岁，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外加墨西哥等血统。混血如调色，造物主对邹迪关爱备至，把她调成个大美人。他们两岁半的儿子怀亚特（Wyatt）金发碧眼，像个小天使。但他对我保持天生的警惕，总是用英文大叫：“No，北岛。”坚决否定我的存在。
第一站是新墨西哥州桑塔菲（Santa Fe）。据说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由西班牙探险家于1607年建成。这无疑是美国最美的城镇之一，地处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所有建筑全部用的是泥坯，门窗装饰得异常鲜艳。到处是旅馆餐厅酒吧画廊首饰店，让游客和狗的瞳孔难以聚焦。这里富人和艺术家混居在一起，他们在最好的意义上互补：富人住久了总算有了点儿品味，而艺术家丰衣足食。
克里斯的母亲开车从凤凰城（Phoenix）专程赶来，特地带我们去一家高级旅馆参观。那儿有克里斯的铁匠舅舅的手艺――由数只站立的铁兔子组成的楼梯栏杆，让我这个半吊子的中国铁匠汗颜。他舅舅已搬到银城（Silver City），我们将会顺道去看望他。
1934年5月26日，柴油动力的火车头“西风”（Zephyr）号客车，在从芝加哥到丹佛的首次运行中以78英里时速打破了记录，把蒸汽火车头远远抛在后头。Zephyr来自希腊文，原意“西风之神”。它对于人们生活的改变，恐怕只有今日矽片的发明可与之相比。1980年，一个名叫艾德•霍根(Ed Hogan)的火车迷以此命名了他创办的出版社。
1997年秋，艾德划独木舟出事死去。在悼念活动中，他的朋友们决定完成遗愿，把“西风出版社”继续办下去。经过三年的整顿重组，自1999年秋天起，他们雇用了克里斯任执行编辑，并调整了方向，把以俄国文学为主的视野扩展到中国，而我那远在中国版图以外的《蓝房子》（Blue House），以及《裂缝》（Fissile,《今天》英文选集）应运而生。
这次旅行也是为了纪念“西风出版社”创办25周年。穿越沙漠，我对时间获得了新的意识：时间长度似乎只有在广阔天地间才得以展现。
第二站是拉斯库塞斯（Las Cruces），我们在“西风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莱欧拉•泽特林（Leora Zeitlin）家落脚。莱欧拉是本地国家公共电台（NPR）古典音乐的主持人。她出生在美国东岸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著名小提琴家，曾在中国办过培训班。她自幼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最终还是得其庇荫，靠音乐吃饭。
第二天上午，我们开车去附近罕见的自然奇景――白沙（White Sand）。克里斯顺手打开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频道，莱欧拉正像催眠师引导听众进入音乐。我突发奇想用手机给莱欧拉打电话，点播了一支由马友友演奏的中国作曲家盛宗亮的大提琴曲。大约十分钟后，莱欧拉用柔和的声音说：“下面是中国诗人北岛点播的曲子。他目前正在本城访问，今晚将在某某大学朗诵 ... ”
骤然间，雪地般的白色沙漠随大提琴曲起伏延伸。白沙和雪的主要区别是温度，随着正午的太阳持续上升。孩子们大叫着冲向那热的雪中。
次日晨，干燥凉爽。我和莱欧拉坐在她家凉棚喝茶，聊起“西风出版社”。首先说起其灵魂人物艾德。“他害羞内向、不善言辞，却意志顽强。他天生就是个出版家。”她从屋里取出几本手绘的小册子――幼稚的字体和插图，右上角标明期号和价格，每本15美分。“这是他十四五岁出版的刊物，主要对象是邻居和同学。”莱欧拉说。
1969年艾德在波士顿东北大学读书时，创办了文学刊物《外表》（Aspect），那年他才19岁。第一期只油印了12本，刊名是手写的。后来谈到办《外表》的初衷时，他这样写道：“ ……在出版业致力于迎合畅销书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外表》经过十年的磨砺，在波士顿地区的文学圈颇有影响。
1978年夏，莱欧拉大学毕业后搬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找到份秘书的工作。第二年春天，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大型书展上，她结识了书展的组织者之一艾德。那晚他们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过了几天，艾德打电话向她约稿。莱欧拉的诗首次变成铅字，发在《外表》上。艾德进一步提出让莱欧拉进入编委会。就在参加编委会例会的路上，艾德突然把车停在路边，对莱欧拉说：“我打算把刊物停了，办一家出版社。”有人告诉他，文学刊物是没有前途的，剩下的将只有文学出版社。这句话让他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拿定主意。在编委会上，大家被他的决定激怒了，除了莱欧拉外几乎全体反对。而艾德坚定地说：“这刊物是我的。”
艾德开始训练莱欧拉打字排版。他自学成材，是这方面的行家。在一本书一张海报传单送印刷厂以前，他要精心检查每个细节，直到满意为止。“西风出版社”没有专职人员。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家各自打工，业余时间来帮忙，从不计报酬。艾德靠排版养活出版社和自己。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实在累了，他就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片刻。莱欧拉问他是否有当作家的打算，艾德说：“世上好作家太多了，可是没有足够的好编辑和好出版家。”
1989年12月的一个早上，他们经过日日夜夜的苦干，终于完成了《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的排校，谁也没料到这本书前后用了七年的时间。他们最后反复推敲了每个细节，然后把1600多页的书稿装进四个箱子。艾德不信任任何人，他要亲自坐火车把它们送到密西根州的一家印刷厂。“我不敢肯定这一切对我对大家来说是值得的。”艾德在火车站对送行的莱欧拉说，“还是我亲自携带安全些。”
孩子们冲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怀亚特一见到我就大叫：“No，北岛。”把孩子们哄走后，我们之间出现短暂的沉默。莱欧拉是那种爽朗大度的女人，此刻显得有点儿忧伤。
1991年她离开波士顿搬到新墨西哥州，继续帮助艾德工作。自1995年后由于生孩子等原因，她开始从出版社淡出。她说：“艾德依然让我吃惊，尽管财政亏损，申请基金失败、发行不利等各种困境，他照样那么乐观。正是由于他的执着，出版社才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有一天半夜两点，他们正在电话讨论申请基金的细节。“我好像听见了火车声？”艾德能记住全美国所有的铁路线，据他所知，没有客车经过拉斯库塞斯。莱欧拉告诉他那是从桑塔菲开来的货车。“哦，孤单的声音，”他喃喃说：“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和莱欧拉一家告别后继续上路。仍由克里斯开车，我坐在他旁边昏昏欲睡；怀亚特在后座用中文大叫“奶、奶，”然后扑进邹迪怀里吃奶。
银城位于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紧靠一个三百万多公顷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家庭旅馆，麦梯森一家住在吉姆（Jim）舅舅家。
吉姆比我小几岁，健壮敦实，眼镜后面是双聪慧的眼睛。从外表来看，他可能是教授、推销员或车行老板，只有握手时才能确定他的身份。铁匠的手粗糙黢黑，永远洗不干净，看来这职业标志是不分国籍的。他从小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在大学主修人类学。毕业后搞考古建筑勘测，在砖瓦厂修理设备。自八十年代初改行当铁匠，跟名师学徒后立业，先在桑塔菲开铺子，七年前搬到银城。
我在七十年代当过五年铁匠。在克里斯怂恿下，吉姆在他的工作坊生起炉子，让我比试比试。我抄起大锤，在吉姆的小锤指点下，叮叮当当击打着烧红的铁条。鼓风机嗡嗡响，正好掩盖了我的喘息。我瞥见怀亚特从窗外盯着我，我猜他准在叫喊：“Yes，北岛。”重操旧业，心随大锤上下忽悠，落点尚准，但力度不足。待我放下大锤，故作镇定，手心汗津津的。吉姆总结道：“你原来只是个轮大锤的。”我得承认，一个美国铁匠对一个中国准铁匠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
离开银城，我们向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进发。一路上，我接着莱欧拉的话题，问起“西风出版社”的现状。克里斯于1999年秋天接手编务工作，单枪匹马，独当一面，办公室就设在他家。他们住在波士顿布鲁克兰一栋古旧的白色木房子里。我到波士顿都在他家落脚。克里斯说话速度比别人快一倍，和他的工作效率及思路相称。只有夜深人静，我们啜饮苏格兰威士忌，他才放慢下来。
克里斯告诉我，自从1990年《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出版以来，“西风出版社”的兴趣转向翻译；艾德死后，出版社重组，进一步调整方向，致力于外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除了我的散文集和《今天》的英文选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夏宇诗选》、《多多诗选》和《张耳诗选》。
“你能想象英语文学如果没有兰波、策兰、托斯陀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会是什么样吗？而大出版社对这样的作者根本没有兴趣。由于其规模，由于在跨国媒体吞并中的格局限制和商业诉求，他们要不断说服读者接受那些所谓的“明星”作家，翻译文学基本不在他们的视野内。除非某外国作家获得大奖，他们才开始包装炒作。”
克里斯特别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数目在持续上升，但真正致力于翻译的却非常有限，这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视野的局限性有关。翻译就其本质来说是作者、译者、原文读者、译文读者、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同行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在一个文化僵死、对‘他者’感到畏惧的社会，这种对话变得更为重要。”这让我想起我的同事、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外国文学译作只占美国出版量的百分之一。
在克里斯看来，对于像“西风”这样的中小出版社，编辑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文学价值为取向，不必像那些大出版社总是把市场营销摆在首位。“这世上总有一些对快餐文化反感的读者，不能让他们在书架那边白白等待，”他补充说。
此时，一列货车与我们平行前进。邹迪叫醒怀亚特，指着车窗外：“看，火车。”我想起艾德，想起他在那静夜中的话：“哦，孤单的声音，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多情的仙人掌
一
大地倾斜，飞机开始降落。房屋很分散，在阳光下呈土红色；闪亮的运河悠然飘过。凤凰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都市，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据说本世纪初的建筑在这儿已经算“古迹”了。
候机室，一个小伙子手持我的书来接头。他身材结实，一脸络腮胡子，但眼睛敏感得像个曝光表。他叫奥利佛（Olive），是第二代菲律宾人，在大学学写作，今年夏天能拿到硕士学位。明天晚上由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问我该怎么读，我告诉他怎么读都成，这是他解释的权利。没聊几句，我们扯到诗歌，口味惊人的一致，都喜欢曼杰什塔姆、特拉克尔和保尔•策兰。
马路宽得像飞机跑道，通向土丘之间的蓝天。州立大学离机场很近。棕榈树下，粉红色的圆形剧场像巨大的生日蛋糕，我就住在蛋糕对面的旅馆。房间里的空调机嗡嗡响。头昏沉沉的，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到旅馆柜台打听附近的酒吧。出门没走几步，汗顺脖子流下来，这刚二月底，太阳发狂，让人无处躲藏。一个黑人学生在教学楼的门廊吹长号，是一首练习曲，音阶单调。我想起一幅逆光中吹号的黑人爵士乐手的照片，汗水唾液星星点点。
晚七时，奥利佛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馆。在座的只有一个写小说的，其余的都是诗人――上诗歌创作课的学生及其情人，能爱上诗人的也该算做诗人了。这儿有种家庭气氛，准是诗的梦想与贫困把大家拴在一起。我旁边的詹尼弗（Jennifer）滔滔不绝。她的未婚夫是个做生意的，不停地在文学中打哈欠。奥利佛坐我对面，话不多，喝着一种墨西哥黑啤酒。当在评论某本书时鄙视地用到“浪漫主义”一词时，他眼睛一亮，反驳说，“浪漫主义有什么错？”
第二天上午，卡拉（Karla）在旅馆大厅等我。她五十多岁，在大学的印刷作坊教学生造纸印书，并协助主持诗歌朗诵活动。她没多问，开车径直把我拉到沙漠植物园，轻车熟路，好像回娘家。她是这儿的会员。只见她那双粗糙的手指指点点，如数家珍。她告诉我仙人掌的骨架很结实，可作房檩；弯嘴鸫鸟为了爱情而决斗。在卡拉面前，我很惭愧。盖瑞•斯耐德说过，大多数人都不

三张唱片
记忆中的第一张唱片，是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那是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初买电唱机后收藏的几张古典音乐唱片之一。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买电唱机这件事多少反应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记得刚刚安装好电唱机，父母在《蓝色的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那是一张33转小唱片，蓝色调封套上是多瑙河的风景照，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　响乐队演奏的。说来惭愧，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斯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口。
“文化革命”来了。在记忆深处，不知怎么回事，想到那场暴风雨就会想到黑色唱片，也许是旋转方式和不可测的音量有相似之处吧。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接着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的多瑙河》借走，带到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1969年秋，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下火车，到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村子寻访大理和其他同学。那还是同吃同住的“初级阶段”。每天下工与夕阳同归，他们抗着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的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茅草屋顶下盘旋，倒还挺和谐。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那种78转的黑色胶木唱片，祖籍不可考。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和同班同学一凡、康成聚一起读书写作。那是一种分享与共存，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外来的冷风。在我们的小沙龙，有危险中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与之相伴相随的除了书籍，就是音乐。我们拉上窗帘，斟满酒杯，让唱片在昏暗中转动。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发出兹啦兹啦的噪音，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这样阐释第二乐章的开端：“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沉沉睡去，唱针在结尾处兹啦兹啦地不停滑动。
有一天我从工地回家休假，发现唱片不见了，赶紧去问一凡。他垂头丧气告诉我，有人告密，派出所警察来查抄，所有唱片都被没收了，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根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的德意志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买的。他在中央乐团吹长笛，文化革命下干校苦力的干活。他家的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特别是这张帕根尼尼。首先，封套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用来播放的全都是单声道收音机，必然造就了一个个单声道的耳朵。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他自言自语道。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在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
我们正在发愁，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
原来这一切与帕根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有人在康成家见过，断言是他偷的。他们一大早结伴找上门来。康成和他弟弟正在昏睡，只见酱油瓶醋瓶横飞。正当火爆之时，“小脚侦缉队”火速报了案警察及时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根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以“扰乱治安”为名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我最近在听活力（Dynamic）唱片公司的一张CD，是由瓜尔塔（Massimo Quarta）演奏的帕根尼尼的第三第四小提琴协奏曲。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用的是帕根尼尼的小提琴，这把琴是1742年由瓜尔内里家族制作的，比帕根尼尼早诞生了整整四十年。这把琴现在属于帕根尼尼的故乡热那亚市政府。重听这首协奏曲，被早年的激动所带来的激动而分神。帕根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广为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年轻的中国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 ( h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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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客房写作。窗外是海湾、小岛和远山，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穿过闪闪发光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1997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1997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he Transit in the 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

大部分文章网上有，我扫的是方教授和智利那2篇。
另外个别字句可能国内版和牛津版有不同，我是按后者校对的。

谢谢司空，同时谢谢蚕推荐，这本书我可真喜欢！

非常喜欢北岛的散文，这些真好看，要存起来多看几次。谢谢司空！

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精辟又有诗的味道。

谢谢谢谢司空。

在北岛和陈丹青的文章里，经常能看到他们女儿的身影，我常想，如果是儿子，他们提到时也许不会是同样的一种深情。（有儿子的不要追杀我）

silkworm wrote:，我常想，如果是儿子，他们提到时也许不会是同样的一种深情。（有儿子的不要追杀我）

北岛现在是有儿子了，咱们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