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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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生到情敌

　　 －－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作者：张耀杰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着为主人公愫方写作舞台提示的机会，给这位异性可人儿绘写了一幅传神写意的美好倩影：“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位异性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图：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杨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写出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玉君》，而受到胡适等人的好评，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议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为此专门邀请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组成接办清华大学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同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还有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初携全家来到青岛担任校医。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主任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门墙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绍，这是位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据传说“那房子闹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2年夏天，从青岛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与张兆和正式结婚后，才搬到同在西城的达子营居住。梁实秋在回忆文章《忆沈从文》中，顺便谈到了杨振声与他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文学季刊》，曹禺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人，都是三座门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曹禺与该委员会中的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连同这次评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都是年龄相当而且过从甚密的文坛新锐。



图：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1930 年代合影。郑秀是《北京人》中思懿的原型。（张耀杰/供图）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


文章版权归《南方周末》所有

“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
方琯德是人艺老演员，儿子是方子哥。

吴祖光在四川，可以参见以前一篇转贴：
听吕恩漫谈吴祖光
http://corner.fabvalley.org/bbs/viewtop ... f=1&t=3088

最近又看到另外一篇吕恩的回忆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3898b010085gf.html
往事悠悠——回顾我的艺术生涯



已经86岁的吕恩有惊人的记忆力，对那些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很多细节，她仍能娓娓道来，言谈间依稀可见当年的爽朗。对于自己的戏剧生涯，吕恩时常慨叹时运不佳——当年在重庆她刚刚登上话剧巅峰时，抗战结束了，她回到上海一切从头开始；在香港拍电影，一部一部向上走时，又离开了香港回到内地；50年代重返话剧舞台，因“繁漪”而大放异彩时，却又赶上政治运动。这也使得她的名字并不像与她同时期的那些演员如秦怡、张瑞芳等那么耀眼。但与外界赋予的声名相比，活在她心底的那些鲜活记忆，却更是一笔财富。

(正文)戏剧启蒙

我本姓俞，叫俞晨，是江苏常熟人。常熟本地没高中，初中毕业后，一般人家都让孩子到苏州继续读，但母亲希望我到上海去。我于是进了上海正风中学，那所高中在上海交大附近，男女同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

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姓任，我们喊他“任先生”，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戏剧大师于伶。他在学校组织了“正风剧社”，组织同学演话剧，我个子高，又会说点普通话，就让我跟着演戏。有一次电影明星篮球队来学校和我们校队比赛，金焰、刘琼、田方、王人美等明星都来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登出后，正风学校的名声格外响。我想能把这些明星请来打球，一定和于伶先生有关。

那时有一个“四十年代剧社”，金山和王莹等都在里面。有一次任先生跟我说，金山他们要到南京演戏，你跟他们个子差不多，暑假跟他们一起去演戏吧！我回去跟母亲商量，但母亲不同意我去演戏，觉得这样败坏了门风。

没想到若干年后，当年没实现的舞台梦会在重庆实现。抗战爆发后，我一路流亡，中间曲曲折折，阴差阳错，1938年在重庆考进了国立戏剧学校。

国立戏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是全国惟一的一所戏剧最高学府，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余上沅被聘为校长。学校人才济济，教务主任是曹禺，张骏祥、黄佐临与金韵芝（丹尼）夫妇、梁实秋、吴祖光等都在学校任过教。我入学时，学制还是两年，一年后改为三年。为了躲避日军轰炸，1939年学校迁到四川宜宾的江安，这是一个小城，十字路口一条街，十分安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但相对闭塞。我们刚到那里时，校长告诫我们：出门上马路男女不能并排走，女生不能光脚，衣服的袖子要足够长。不过我们在这里呆了6、7年，把那里的风气都扭过来了。

戏剧学校有两位老师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其中一位便是曹禺。曹禺当时在学校任教务主任，我们都习惯喊他“万先生”（注：曹禺原名万家宝），那时他还不到30岁，但已经创作了《雷雨》、《原野》、《日出》而名声大震。但他对别人一直很和气，对老师、同学、工友，对所有人都好。戏剧学校并不大，有100多学生，吃、住都在一起，彼此都认识。上课时是老师，下了课像同学一样，一起打球、游泳。曹禺是书呆子型的人物，喜欢看书，谁读书读的多，他就喜欢谁。

曹禺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西洋戏剧史和剧本选读，有时也给我们导戏。我最喜欢上的是“剧本选读”，比如他讲《罗蜜欧与朱丽叶》，用原文朗读，一会扮罗蜜欧，一会扮朱丽叶，有声有色，投入得都听不到下课声，经常是连讲两节课也不休息。万先生的课特别受欢迎，来听课的人很多，经常连窗台都坐满、走廊外都站满了。

生活中的曹禺大大咧咧、不修边幅，他可以穿上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上街而若无其事。有一天他穿着很厚的一件棉袄来，说这几天胃不好，我们在底下看，发现他的肩一抖一抖的，好像的确病得很重。下了课他到休息室休息，一脱棉袄，一只耗子突然从棉衣里蹿出来，吓得他脸都白了，一下子扔掉衣服跑到墙犄角里大喊：“耗子！耗子！”原来天气太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不久曹禺写《北京人》把耗子贯穿在整个剧本中：耗子咬坏了曾文清的字画，愫芳为他修补，加深了他俩之间的感情；耗子啃空了曾家大院使曾家大院门庭墙院倒塌……这也可能和这段“闹耗子”的生活有关。

曹禺的第一位夫人叫郑秀，是他清华时的同学。那时郑秀也住在学校里，我们喊她“万师母”，郑秀大户人家出身，比较讲究，她经常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然后把曹禺推进去，郑秀在门外听见水哗哗的声音，以为曹禺在洗澡就放心了。

有一天郑秀听见里面半天没“哗哗”的声音了，她有点着急，推门一看，发现曹禺衣冠整齐地坐在小凳上倚着浴缸睡着了，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却拿着毛巾放在浴缸里，原来他经常就是这样“应付”郑秀的，这件事在我们学校传为笑谈。

当年，曹禺和郑秀也是经过一番热恋才走向婚姻的，但遗憾的是，这段炽热的感情没有维持多久，有了两个女儿之后，曹禺在江安又爱上一位“愫芳”式的人物。郑秀与曹禺一直分居到1951年，后来还是在万分痛苦中和曹禺离婚，但郑秀还一直深爱着他。有一次我在街头偶遇郑秀，还是习惯地张口就喊“万师……”但又觉得不合适，郑秀听到后，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早就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

另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老师是张骏祥。张骏祥与曹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毕业后考上了庚子赔款去耶鲁大学读戏剧。他和曹禺是同学，后来张骏祥考了赔款出去，而留在学校里的曹禺写出了《雷雨》，名声大噪。1939年冬，曹禺专程到重庆迎接张骏祥来校执教，他们的友谊也维系了一生。

张骏祥来到剧校后，任我们第四届学生的班主任，教“导演”和“舞台美术”两门课。张先生戴幅眼镜，嘴里老含着一个烟斗，仪表堂堂，和他的好朋友曹禺形成鲜明对比。张先生很严厉，又加上外国回来的背景，有的学生非常怕他。他每次讲完课，都要留些作业，下堂课讲评。有一次，一个同学得了疟疾，每天定时发烧，张先生留的作业没交出来。第二堂课，张先生不知道他有病，当场训了他，他一时无法申辩，结果一着急，出了一身汗，当天没有再发烧，竟然把他的疟疾“吓”回去了，此事传开后，大家都知道了张先生的严厉。

我在学校时功课比较好，两年基础课学完之后，第三年我可以从表演、导演、编剧和舞美选一门主科，我选了“编剧”。张先生知道后对我说：“你应该学表演，你个子高，有形象，在舞台上戳得住。我知道你也能表演。”我说我是南方人，语言不好，他说：“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你不许跟上海人在一起说家乡话了，如果见到你说上海话就罚你五分钱一次。”之前我一直对演戏没信心，张先生告诉我：“学，学，学！”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一点点地开始了演戏生涯。从某种程度上说，张骏祥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更大。



?黄金时代

在戏剧舞台上，我不是一夜之间红起来的，而是从跑龙套一直演上去的，但幸运的是，我经历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1941年，张骏祥根据他从美国回来时的经历编了一部喜剧——《美国总统号》，描写了抗战中政客、长舌妇等形形色色的人，我在里面演一个交际花。虽然这部戏我并没有“出来”，但这是我加入中央青年剧社（“中青”）、作为职业演员演的第一部戏。

1942年，《北京人》在重庆复拍，我很幸运成了“曾瑞贞”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在第三幕第一场我演的瑞贞和张瑞芳演的“愫芳”有一场对手戏，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心灵的表白。记得排练时，演着演着我的情绪和“瑞贞”这个角色搅和到一起，我一时泣不成声，连台词都说不出来。这时张骏祥喊了声“停”，他过来跟我说：你的情绪是对的，但演戏不同于生活，要学会控制情绪，到该放开的时候才让它排山倒海般地急泻出来。张先生在这部戏里对我的调教，让我学会如何控制感情和积累感情，使我终生受益。

《北京人》让戏剧界的前辈们认识了我。夏衍、陈白尘、应云卫等戏剧界的老前辈都打听我这个新人，剧社里的人也带我去认识他们。

在当年的重庆舞台，还有一件特别值得回忆之事，便是《安魂曲》的上演。

1942年底，国共关系再度破裂，我们排的很多现实主义的话剧都不让上演，说是为共产党宣传服务。以前每到雾季，重庆舞台上演出缤纷，而那一年很多剧团的戏都停了，一反常态地陷入了萧条。所以大家转而投向历史题材，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因为审查起来，古装戏比较容易通过。

张骏祥找到了也在重庆的焦菊隐先生，请他翻译了匈牙利小说家贝拉·巴拉兹描写莫扎特的话剧《安魂曲》。张先生又找来曹禺扮演“莫扎特”这一角色，曹禺、张骏祥和焦菊隐三位戏剧大师在同一出戏里演出，这可是能中国话剧史唯一的一次吧。

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很多在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都参与其中。比如，第一幕演莫扎特在他情人家中拉小提琴，传到舞台下的琴声是实际上是大音乐家马思聪在后台拉出的。第二幕在歌剧院门前传出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声乐家蔡绍序和胡雪谷在后台唱出来的。第三幕露天街市上小咖啡馆里传出弦乐四重奏，是马思聪和大提琴家朱崇智演奏的——要知道，那时候并没有录音，所以每一场他们都要亲自跑到后台或拉或唱。刚从英国回来参加抗日的舞蹈大师戴爱莲来教我们跳宫廷舞，她要求非常严格，要我们穿高跟鞋、长裙子，先学走路平稳，再教舞步，所以这部戏的阵容，我不敢说是“绝后”，至少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时曹禺的名气已经很大了，“曹禺要演戏”成为山城轰动一时的新闻。曹禺略显夸张的表演风格，正好符合他饰演的外国人的形象。专为他而来的观众也不少，一场比一场演得好，一场也比一场演得多。我在里面演了个裁缝兼跳舞者，虽是个小角色，但记忆非常深刻，张瑞芳、赵蕴如这些大演员们在幕前演，我们这些小演员就在旁边看，“偷戏”。

不久，中国艺术剧社排曹禺新改编的《家》，金山找我去演里面的周氏这个角色，我跟着他到了临江门附近的“中艺”的宿舍，和张瑞芳住同屋。虽然周氏也是个小角色，但是我都是和当时最有名的大导演、大明星和大演员一起合作，从旁学习导演如何把他的意图传递给演员，大演员是如何一步步地塑造人物的。

1943年，我离开重庆，加入到了“中国艺术剧社”，在“中艺”一年多，我参加了《家》、《棠棣之花》、《天国春秋》等很多剧目的演出，也跟随“中艺”在四川很多地方巡回公演，几乎每天在舞台上轮换着演出那几个大剧目。这些经历给我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又让我开阔了眼界，对人物的塑造有了更多的自信。抗战八年，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个人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



从戏剧到电影

1945年抗战胜利，我和秦怡坐着《新民报》复员的车辆，由张恨水领头，离开重庆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干起。

1947年，张骏祥写了一个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戏叫《还乡日记》，他自任导演，约我来演。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不知该如何回答。张骏祥劝我：“这部电影除了白杨一个有拍电影经验外，其余都是第一次参加，包括我自己，我们可以商量着办。”

拍我的第一个镜头是，导演喊：“预备，开始！”，突然我面前有一块木板“啪”地一响，我吓了一跳，顿时也说不出词来，张先生告诉我这是为剪接镜头必须的记录，但如此几次，我还是一听到拍板声，就说不出话来。我想我浪费了不少胶片，肯定要被导演骂了。但没想到，他和工作人员商议后过来告诉我：“这样吧，我一喊‘开始’你就演，我喊‘结束’后再打拍板，让你的镜头倒过来接，我和剪接人员说好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这样拍成的，没有张先生，我不会拍电影。

1948年，夏衍从香港来信，要上海去一批导演、演员到香港，参加拍摄一些进步电影。我、吴祖光、张骏祥等都加入了永华影业公司。“永华”的老板叫李祖永，回国后靠印刷挣了不少钱，后来在香港创办电影公司，他并不懂电影，但有钱，他当时投资了200万美元买了个“背景机”，《虾球传》里面海里的镜头就是用他的背景机拍的。公司有两套人马，他的想法是，一套人马拍商业电影赚钱，我们这一套人马拍文艺片赚名。

吴祖光改编了一个剧本叫《山河泪》，要在香港永华电影公司拍。女主角由白杨来演，而因为种种原因，另一角色“玉娃”一直没人演。老板很着急，有一天他和张骏祥吃饭提起此事，张骏祥推荐我来演。李祖永和张骏祥是耶鲁的同学，他们一直在用英文交谈，我听懂了张骏祥跟他说的一句“I guarantee”（我保证）。老板也答应了，让我第二天就去签合同。张先生嘱咐我，只管好好演戏，其他的事都有他去办，他做我的担保人。

《山河泪》结束不久，张骏祥让我参加了他的另一部电影《火葬》的拍摄，启用的仍是白杨、陶金和我——张骏祥虽然后来还是和白杨分开了，但在我看来，白杨在他导的那几部戏里，都是演的最好的。《火葬》的角色和第一部戏反差很大。演完之后，老板很满意，那时白杨早就出名了，他说吕恩是新人，要多宣传我。等到第三部电影《虾球传》时，已是老板亲自来找我，要我演了。可惜这几部电影都没有被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进去。

这三部戏拍完后，我们都回到了内地，我和张先生一南一北，没有再合作的机会。张骏祥在许多人眼里都是严厉而不可亲的，但对我而言，他是我感激终生的一位恩师。解放后，张骏祥没作导演而从事行政，挺可惜的。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和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又组成了家庭，成为各有成就的一对夫妇。

张先生老年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血压坐着平稳、卧着偏低、站着升高，所以他平时只好一直坐着。文革后我每次去上海，都会约张瑞芳一起去看张先生。有一次我们事先打电话约好了拜访时间，但因为有事迟到一会，按门铃后开门一看，张先生就站在门里，我们赶紧把他扶到屋里坐下，张先生说：“我沏着好茶等你们等不及了，就到门口来等了。”他还是那个急性子。他见到我非常高兴，问北京、问家宝（曹禺）、问吴祖光，眼神已变得慈祥许多。他告诉我们，夫人平时忙着教学生，经常不在家，两个孩子又在国外，家里只有他和一个老保姆，他又出不去，我们听出他有点寂寞。1996年11月，传来张先生去世的噩耗，我还没从伤心中缓过来，又传来曹禺去世的消息。没想到两位老朋友，就这样相偕而去。



?往事如烟

1938年我就认识了吴祖光，他最初的身份是校长余上沅的秘书，后来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吴祖光是个天才，脑子特别聪明，我看他写东西一点也不痛苦，玩着玩着就写出一个剧本。我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年剧社，当职业演员，他是编剧，我们在一个剧团成了同事，他对我说：“吕恩，没事别玩，多看看书、写写字。” 他脾气也好，对人也不错。我也没多想，一直拿他当好朋友，我演我的戏，他写他的剧本。

吴祖光后来写《牛郎织女》，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我们就是那时慢慢好上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他就是没有热恋的感觉，我年轻时脾气比较急，他粘粘乎乎的，我感觉我们更像是好朋友。1944年八九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吴祖光冬天才回来，我们开始了一段同居生活。

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对别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很好。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他还教我写字，我很听他的话。他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有一次我回常熟老家，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了。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他对你不错，又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那时刚刚结束了痛苦的第一段婚姻，还不想就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我想反正我也是要结婚的，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1946年3月，我们在上海梅龙镇酒店结了婚。主婚人是夏衍，叶圣陶证婚。

我们俩生活方式不一样，吴祖光虽然祖籍常州，但他是在北京长大的；而我是南方人，到北京已经很晚了，对北京欣赏而不习惯。他喜欢京剧，我喜欢跳舞，他要吃饺子，我要吃米饭。有一次吴祖光和丁聪带我去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而我在上海，跟赵丹、唐纳、郑君里这些人跳舞时，他就在下面看着。我们那时各住一个房间，他那时作编剧，我晚上出去拍电影回来得很晚，早上醒来时他已经出门上班了。我们俩每天都不见面，有事互相留纸条。这些看似是小事，但时间一长就会影响感情。

我刚认识吴祖光时他还没什么名气，后来他在香港名气大了，很多人围着他，他也跟很多人关系好。我这个人脾气挺怪的，他越是红，我就越不习惯叫我“吴太太”，我喜欢人家叫我“吕恩”。我们在香港就想分开。

吴祖光后来在北京认识了新凤霞，我们决定分手。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没有吵。我们两人分开，朋友们都理解。我花了几千块钱给他买了台莱卡相机和一套设备，那时我还比较有钱，几千块钱已经可以买辆汽车了，我还给他作了12套睡衣带回来，好聚好散。后来我听说吴祖光和新凤霞在欧美同学会结婚，为了筹办婚礼，吴祖光把那台莱卡给卖了，我起初还挺不高兴的。但郁风批评我心眼小，她说：“你送给他就是他的了，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我想想，也是。

其实他和新凤霞在一起非常合适。他们的趣味、习惯什么都一样，新凤霞也很崇拜吴祖光，他们在一起我真的一点也不生气。吴祖光生气“我不生气”，总是觉得我不爱他。

离婚后他还来看过我。我在西苑革大学习的时候。那时我抽烟，他送我一条烟。他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忘了。我说，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以后你不要单独来看我。他说：“为什么呀？朋友还是可以的。”我说：“你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我就不要做那粒沙子。”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2002年，我最后一次看见吴祖光。他是被背下楼、背上车的。他弟弟祖康指着我问他：“你认识她吗？”他点点头。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轮廓变形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吴祖光的字很漂亮，文笔也漂亮，可惜这些信我都没有保留。当年他给我写信，也给秦怡写，那时追秦怡的人很多，他也是其中一个，他给秦怡写信称：“美女孩”，给我写信叫我“傻女孩”。

秦怡是公认的美人，很多人都追过她。赵丹跟叶露茜分开后，追秦怡追得一蹋糊涂。那时我们在拍《遥远的爱》的外景地，好多人开了车来找秦怡，赵丹看到了那些朋友，拉着我的手痛苦地说：“看，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我说：“你怕什么？她如果喜欢你，来了十个你也不怕！”他说：“我在追她，可她不喜欢我啊！我太穷，家里只有一只小板凳，我把她带到家里，坐在那个凳子，上面还有个洞！”解放后我见到赵丹，我还调侃他：“秦怡现在喜欢你了吗？”赵丹笑而不语，他那时已经和黄宗英结婚了，过得很幸福。

这些女明星当中，我比较喜欢张瑞芳的性格，直爽，不拖泥带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张瑞芳演完《家》之后，金山开始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金山追人，也真是有办法。我和张瑞芳到成都一起演《牛郎织女》，我和张瑞芳住在一张床上。每天我收到一封信，上面写“吕恩收”，我拿了信，看上面的字迹并不认识，“谁啊？”张瑞芳一听赶紧把信抢过来。原来是金山写给张瑞芳的，因为张瑞芳那时已经和“怒吼社”的老板余克稷生活在一起，余克稷是重庆的一个电气工程师，出了很多钱，业余搞了“怒吼社”剧社。余克稷在旁边，金山不敢直接给她写信，就用我来作掩护。

我们当时对这种事情也无所谓。演《屈原》时，我们在一个公寓里住着，每天晚上，金山跑到张瑞芳的窗前唱小夜曲。我说“你们是罗蜜欧与朱丽叶啊”。慢慢的，张瑞芳就和他好上了。解放后，张瑞芳与金山都调到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1953年，他们一起参加《保尔·柯察金》的排练，张瑞芳发现演保尔的金山和导演孙维世相恋了，她果断离开了金山，也离开了话剧界到上海演起了电影。



告别舞台



我在香港拍了三部电影，就在一部部上升的时候，我又回来了，一个猛子扎到长春，演了《红旗歌》，电影局把我留在电影界了。呆在北影，但也没电影可拍，我只好到华北革命大学上了一年学。与电影相比，我更喜欢话剧舞台，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拍完之后无法改变，而在舞台上今天演的不好，明天可以再演，不断完善。我仍然眷恋着话剧舞台。

195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我又回到了熟悉的舞台。这一年，人艺决定复排《雷雨》，这也是新中国首次排演“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以前我们演的大部分戏都是延安时期的剧目，比如《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所以当我得知被分配演繁漪时，兴奋的心情不能用语言形容。

但是在实际演出时，我却遇到了自演戏以来最痛苦的一次经历。那时盛行阶级分析法，于是大家把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分为两个集团——周家、鲁家。鲁家是劳动人民自然应该同情，周家是资产阶级，周朴园、周萍是罪魁祸首应该批判。那繁漪呢？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不是也该批判吗？可是为什么曹禺先生在原著的剧本前言中明明写着她是最受同情、也是作家最热爱的一个人物？我困惑了，也始终进入不了创作状态，我找到总导演焦菊隐，哭着要打退堂鼓，焦先生稳住了我的情绪。

《雷雨》首演结束后，原人艺艺术处处长凤子到后台来祝贺，单独对我说邓大姐来看了戏，要我带话给你：对繁漪要同情、同情、再同情！可能邓大姐看出我对繁漪的同情还不够吧。邓大姐的话启发我更要用心来揣摩繁漪的内心世界。这一版的《雷雨》——于是之饰演周朴园、我饰演的繁漪演了十几年，至今被很多人视为经典。文革开始后，《雷雨》被扫下舞台。当若干年后《雷雨》被再次搬上舞台时，我只能坐在观众席里看《雷雨》，百感交集。

1967年，戚本禹一篇文章《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把“二流堂”定性成“反革命集团”。“二流堂”堂主叫唐瑜，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人，和潘汉年、夏衍、蔡楚生等是莫逆之交。唐瑜的哥哥是缅甸一位大资本家，40年代初，唐瑜经滇缅公路回国，哥哥送给他一辆大卡车国内紧缺的物资和一辆轿车，唐瑜在重庆中一路四德新村的坡下建了一座二层楼房“碧庐”，招待那些来重庆后无处可住的朋友们。金山、张瑞芳、盛家伦、吴祖光还有我，都住过这幢房子，黄苗子、郁风、冯亦代、郭沫若等都是常客。有一次郭沫若来访，见大家都互相戏称为“二流子”，便随口说给“碧庐”取个名字叫“二流堂”吧！

没想到文革一来，吴祖光、郁风、黄苗子等等，我们这些“二流堂骨干”一夜间成了“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唐瑜在牛棚里受尽侮辱和皮肉之苦，有一天晚上，他实在受不了，偷偷从牛棚跑到公安局，自愿被关进监狱，但是公安局不收，又把他送了回来。唐瑜带回来的资产，据说可以开间银行，但他生性好客，那些钱都用在结交朋友或为朋友出版书籍上面，如今，已九十多岁的唐瑜和夫人定居在北京昌平，也没什么钱了。

不过我在剧院还不算受冲击最厉害的，曹禺、于是之、舒绣文这几个是“老大”，受冲击最厉害，我们几个是“老二”，是老大被揪斗时陪斗的角色，但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先是被赶下舞台、抄家、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每天在烈日下暴晒，得了“红斑狼疮”，虽然侥幸从死亡边缘上走了回来，但从此丧失了工作能力，提前离休。

文革中，我被抄了四次家，其中最让我担心的是一张很特殊的照片。

1948年冬，唐纳从上海来香港、准备远赴美国。夏衍特地请唐纳在浅水湾一家酒店喝茶，约我们几位老朋友在旁跳舞、聊天作陪。后来吴茂荪给我们拍了张照片留念。因为这张照片有唐纳，文革中成了我的心病，我本想把它偷偷处理掉，但那时我已被人监视，24小时刻房门必须洞开，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革命群众”的眼皮底下，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张照片，在第一次抄家时连同那些书、字画被一起抄走，不久我又被关进牛棚，一想起这张照片我就心惊胆战。

文革后期，一箱破书烂纸被作为“发还抄家物资”，又回给我。在那破纸堆里，我忽然又发现了这张照片，我想大概是年轻的造反派并不认识唐纳，才使它竟然又死里逃生安然无恙地回到我手里。

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在上海，由郁风而认识唐纳。其实唐纳人挺不错的，那时他还是《文汇报》副总编辑，郁风和黄苗子周末总要从南京来上海，和朋友相聚。郁风很早就和唐纳、蓝苹相熟，郁风爱跳交际舞，唐纳是她最好的舞伴。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曾经的蓝苹、今日的江青从延安秘密到重庆治牙，住在市郊红岩新村，她指名要见唐纳。负责照料她的周恩来当然不同意，最后只允许她进城到郁风家作客。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找出当初蓝苹和他结婚时穿的旗袍，让郁风转交，并称蓝苹为“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的一切瓜葛彻底斩断。倒是苗子、郁风夫妇在文革中为这些旧事吃了八年冤枉官司，郁风出狱后还没有悟过来，说：“我对江青确有好感，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

文革期间，我被专政，有一天拉着板车运砖，走街串巷，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唐纳的消息，称唐纳在巴黎开餐馆，为了招揽顾客，竟然在餐厅里贴着他的前妻明星照片，“罪该万死”——大家当然都知道唐纳的“明星前妻”，就是当年上海滩的那位蓝苹小姐、后来的“第一夫人”江青同志。我想起资本论上对资本家本质的无情揭露，推断“资本家”唐纳当然也会作出这种无耻之事。

所幸我们都熬过了最漫长的十年。劫后老友重逢，老友们的谈话自然也提到了唐纳。我后来才知道唐纳确实在巴黎结了婚、开了一家餐馆。他在文革后曾两次回国，第一次见到赵丹，第二次见过夏衍、郁风等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郁风访问法国时，唐纳专门约了郁风去他的餐馆，并引荐了他的夫人。谈到文革中的那些传闻，唐纳平静地对郁风说：“你是我的老朋友，相信我唐纳再穷也不会去做有伤自己人格、有伤国体的事，再说我一人匆匆赴美，哪会带她的照片？真是无稽之谈！”

劫波度尽，时光已逝。1980年人艺复排《伊索》，我在里面演女奴梅丽达，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我退出了话剧舞台，而赵丹、金焰、舒绣文、郁风这些当年的好友，却早已退出人生的大舞台……

真复杂！

是啊，看完就觉得“贵圈真乱”。
我小时候还买过《北京人》那个剧本，看不下去。周末翻出来复习了一下，原来因缘是这样的。

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寒。。。

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I wish he was alive today, feeding us daily gripes and snarkiness on his blog ...

我小时候觉得。。。《北京人》还挺好看地。。。曹禺写东西没有道学面具的成分。后记里说，解放后给周恩来演了《北京人》专场，演完后他问愫方那句“好的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是原剧本就有的，还是（解放后）舞台上加上的。然后要求把“天塌了”一幕又演了一遍。曹禺的女儿后来也说曾文清是曹禺按照自己写的。

Knowing wrote: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寒。。。

再加上

‘哀静’

同寒，令我想起楚楚

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

又是忽而又是突然，再加个凌然，他真不怕罗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