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和反腐

入得谷来,祸福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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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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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和反腐

Post by Knowing » 2015-01-06 10:29

转几篇山西和反腐的文章吧。
令计划是山西帮,现在他倒台了,关于山西省腐败的报道就`自由`发布的。
纽约时报关于山西吕梁的报道不错。另有一篇是关于毛左的也不错。柴静有篇 我为什么不想再回山西。当然她写的比较煽情,那种父老乡亲的套路。这不是批评她,她是有情绪的写的小散文,跟全面报道不是一个追求。
贾樟柯2013年编导的<天注定>,里面是四个杀人案,第一个姜武演的四川农民杀人案,据说改编自胡文海案,就非常能够想象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山西吕梁,中国式腐败标本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231/c31chinacorrupt/
张彦

中国吕梁——在蓬勃发展的10年当中,这个中国中部的山区一直代表着中国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经济腾飞。它丰富的煤炭储量为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一段时期提供了支持,把小煤矿的老板变成了百万富翁,把脏兮兮的小镇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城市。

如今,吕梁正处于中国近期规模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整肃运动的中心。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第二年,共产党当局把这个拥有370万人口的地区当成了反面教材,在一系列高调的抓捕行动中,拿下了吕梁的许多政界和商界要员。

在掌管山西省——吕梁所在省份——的13名重要共产党官员中,共有七人或被夺去权力或被投入监狱,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对该地区的反腐行动进行了宣传,以证明习近平对根除腐败持认真态度。

周五,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了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其中又有九名吕梁官员被捕。报道称,这些逮捕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央着重清理地方政府的新动作。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拥有极大的权力,而很少受到限制。

在这里,被当着全国羞辱的人物当中,包括煤炭大亨邢利斌,以及地方官员张中生。前者据称曾在女儿的婚礼上花费1100万美元(约合7000万元人民币),后者则被指曾用非法收入在山顶修建豪宅。在吕梁进行的采访,以及官方新闻中刊载的消息,把这两人放在了一个密切交织的关系网的中心位置。企业主和共产党官员在这张网中私相授受,买卖政府官职,从而把持该地区利润丰厚的煤炭行业的控制权,并攫取金钱支撑其奢侈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中国公众都对邢利斌和张中生等人的倒台表示欢迎。常常靠非法手段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堪称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激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怒。

但是在吕梁及其他地方,习近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持久的反腐运动,还是让共产党的权势集团及其商界盟友感到不安。连普通居民都担心,反腐行动会对就业和增长造成影响,因为私营业主与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一样,也成了打击目标。

“在中国的这个地区,官员掌握在煤老板的手里,”一名店主说。“但这些老板非常有能力,使我们生意兴隆。”这名店主要求匿名,以便能自由地谈论政治敏感话题。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时代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官员和商人享有一种共生关系,官员在政策上做出让步、授予市场准入,以换取企业的资助——有时是直接的贿赂,但也有比较隐蔽的做法,如资助国家项目或重点工程。这种模式,再加上中国对煤炭的无穷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吕梁进入几代人的时间里,首次繁荣发展的时期。但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规则正在改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在过去,存在腐败现象,你可以给官员一些钱,然后把事情办了,”北京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但官员们现在不会收钱,也不会批准什么事。”

吕梁坐落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上的山区里,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充当红军的根据地而闻名。山谷中的道路被卡车上掉落的煤染成黑色,不分昼夜都有卡车驶过,将煤从山区运至焦化厂和炼钢厂。每隔几十英里,山峦逐渐开阔,一些小城市就会映入眼帘。其中包括中阳,张中生曾是这里的风云人物。

个头不高、身体强壮的张中生曾在当地政府工作了39年。公司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开煤矿或工厂,而张中生控制了许可证的发放。张中生扶摇直上,成为吕梁市副市长。随着腐败调查的扩展,张中生于今年3月辞职,此后一直遭到关押。

张中生这样的官员控制着哪些投资者能得到煤矿,而如果他们判定煤矿存在危险,也有权关停煤矿。为了笼络这些官员,邢利斌等煤老板会在春节及中秋节给他们送去大礼。中国新闻杂志《新世纪周刊》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吕梁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地的一些大老板每年要花100万元来贿赂官员。

这些钱不仅让交易得以顺利进行,似乎也损害了共产党的任用和提升过程。财新的调查发现,钱操纵了党内的表决程序,像邢利斌这样的寡头商人通过待提升的官员把钱送给有权做决定的上级官员。在一个例子中,一个政府职位需要400万元。

当地居民说,张中生把他的所得倾注到盖豪宅上,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山顶庄园。有人最近去看庄园时,其入口已被砖头砌上封住了,但仍可看到豪宅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这座用灰砖盖的低层建筑,环山而建,山顶上设有私人花园,还配有宴会厅,而宴会厅的设计类似于窑洞,许多山西较穷的人至今仍住在窑洞里。

张中生有提携他的朋友和亲戚的名声。他的妻子从一个小职员的岗位升为政府高级官员的顾问;给他家人看病的医生成为一个县级医院的负责人;他孩子的家教被提名为一所学校的校长。居民说,他还有一个亲戚成了当地煤矿的老板。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拿他怎么样呢?”一位45岁的五金店老板问道,他要求只写他姓许(Xu,音译),当被问及张中生时,许先生流露出掩饰不住的不屑。“还有不腐败的官员吗?”

但是,虽然涉嫌贪污的党政官员很不受欢迎,但居民对被指控为这些官员提供金钱的企业家则表示了更多的同情。

比如邢利斌,他在吕梁仍广受尊敬。虽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他因给女儿办极为奢华的婚礼而备受嘲讽,但这里的人们仍在自豪地讲述着他从赤贫到暴富的成功和精明故事,把他看成是一位给这个地区创造了真正财富的实干大亨。

现年47岁的邢利斌在一个偏僻山村种玉米的贫穷农民家庭出生,成功地考上了全省最好的大学。但是,与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不同,他拒绝了政府的工作,回到吕梁,在中国新兴的私营行业寻找自己的发财之路。

邢利斌个头高大,带着大眼镜,笑时嘴有点歪,他看上去更像是教师,而不是矿业高管,但是他似乎对采矿行业嗅觉灵敏。他管理过一个铁矿山和一个焦化厂,后来在2002年得到一个机会,他从政府手中买下了巨大的兴无煤矿,人们普遍批评卖价过低,也许是因为官员被收买了。

但是为他辩护的人指出,煤矿当时赔钱,邢利斌投资购买了新技术,而且有好几年,为了确保煤矿的正常运行,他就住在煤矿大门外。一名曾在煤矿工作的雇员说,“他接手后,我的工资翻了一番。他是个讲信用的人。”该雇员现在附近经营一家摩托车店。

不管邢利斌付的价格是否公平,他的时机绝对没错。他在中国的发展正进入最快阶段的时候买下了煤矿,而且正是在政府结束了对用来生产电能的煤价格控制政策的时候。其结果煤用量和煤矿盈利的大增。

很快,山西煤老板就以炫耀性消费而臭名远扬,他们中有的人提着整箱的现金在北京市中心抢购公寓。去年,在中国广受关注的胡润百富名单上,邢利斌的财富被估计为5.2亿美元。

但当地经济也得到了好处。2000年时,吕梁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到了2010年,该地区的主要城市已成为省内经济最强的之一。邢利斌的联盛公司除了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之外,还为当地修建了公园和新学校。

“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但这是这个地区最好的高中,”在柳林四中外等人的陈夏陆(Chen Xialu,音译)说。“这个学校是邢利斌和联盛建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他。”

但是,这种繁荣也很脆弱。邢利斌靠大量借贷来扩大产业。煤价高时,还贷没有问题,但是,随着经济放缓,煤价在2012年开始下降。邢利斌试图扩大业务多样性,利用他与地方官员密切联系,租赁农地,建设公寓楼、小水坝、核桃种植园,还建了一条将城市与自己家乡连接起来的用太阳能灯照亮的道路。

当煤价崩溃时,邢利斌的公司申请对$50亿无法偿还的贷款进行重组。在建的楼房仍只是个水泥空壳,当地农民说,种植园的核桃树还未成熟,不能收获,而且联盛欠着他们的钱。

邢利斌在3月份被拘留,目前下落不明。

“他是个有能力的人,”邢利斌老家槐树沟的66岁村民王振华(Wang Zhenhua,音译)说。“所有这些都是他盖起来的,他有好主意。只是太腐败了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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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山西和反腐

Post by Knowing » 2015-01-06 10:31

山西,山西
柴静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著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著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著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後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著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後边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撲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麽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麽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幹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麽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幹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 後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麽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著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著,乾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彙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著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著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塗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後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著轻沾水面。他和我缩著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著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麽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著了,拽著小铲子,到後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樑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獃獃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麽,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著。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樑上的金字写的是什麽,我爸歪著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後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著「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複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幹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著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著。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衝「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叁十八个,符合环境标準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著镜头对著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麽?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後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麽办?」
「管不了那麽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著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麽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麽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後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掛绿,还遊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著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麽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著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蟲……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著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著,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著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噹噹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桿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盪。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著搪瓷盆子冲著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髮店给我烫个捲毛,隔了这麽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著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著小杯子去管子口接著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著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麽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後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後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託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著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後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後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麽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著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後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著双腿,还是一遍遍数著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麽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麽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麽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鹹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後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叁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於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佈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佈」,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著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著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著,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後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後,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叁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叁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後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叁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著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後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著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後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蔘、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麽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麽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著我:「政府对於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後呢,後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麽叁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麽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準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著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著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著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叁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鎚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幹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著跑来跑去。
後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叁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製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於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塗。这些泥塗被大太阳曬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著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幹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後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遊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叁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叁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後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著一列在地球上绕叁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乾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後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麽,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後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〇二〇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叁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叁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著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叁百人的村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僱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後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著,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著,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檯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著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著,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夥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著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著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著,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檯、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撲,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著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捲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著。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於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幹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遊人头顶著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後,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麽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後从没那样过。我爸後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著口。
我看著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简讯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对。」
「临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著一点讥笑看著我:「你怎麽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髮,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著,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著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幹什麽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幹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後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麽?」
他说:「为什麽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麽不能在污染髮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麽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麽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後,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後,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幹部四人、处级幹部十叁人、处以下幹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叁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於污染过重,在二〇〇叁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叁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後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莊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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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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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山西和反腐

Post by Jun » 2015-01-06 11:08

这完全是个trap。不腐败就当不上官,因为前几年没有商人的合作就拿不出政绩来,而且不打通各个关系网络也办不成任何事,所以官位上的人 by necessity 基本上都是腐败的。现在风向一转,又拿腐败抓人。反正左右是个死,腐败还是赚了,至少可以给亲朋好友实际的好处。
此喵已死,有事烧纸

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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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山西和反腐

Post by Knowing » 2015-01-06 11:22

对商人也一样啊,不行贿就办不了事。行贿又得抱对大腿不然还是办不成。大腿一倒大家通通倒霉。整个制度已经是靠腐败当润滑油运转的,除非啥事都不干,不免要涉及分润。所以我对共产党一权力斗争就用反腐的名义清扫异己很反感。又不真正的改革制度把决策和办事的过程透明化,光打老虎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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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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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山西和反腐

Post by dropby » 2015-01-06 11:56

反腐本来就是清除异己的手段。不靠制度,靠搞运动,反腐能反出啥名堂才怪。国内我觉得现在就和以前的封建王朝末期一样,估计找不出不腐的官员了。

德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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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山西和反腐

Post by 德彪西 » 2015-01-06 22:13

我的政治触觉就是零,居然看到山西豆腐,所以才点进来的。我立刻滚还不行吗 :action077: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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