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摘自译读公众号 编译/eve & 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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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即将过去，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邀请摄像组来到他的办公室，为他录制了一段新年致辞。在年轻的时候，习就被下放农场劳动，当时他体质弱，社员给他评工分，十分满分，他只有六分。后来，习略为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妇女高。”如今，六十一岁的习近平身高一米八，是四十几年来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他的嗓音浑厚，身材结实。接待客人的时候，习静静地杵在那里，双臂自然下垂，头发光亮，有一种不容商量的姿态，来客不由自主地穿过房间，同他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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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近平（左二）
胡锦涛发表新年致辞的地点，是一间光洁敞亮的大厅。2012年11月上任的习似乎更像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奉行军人式的“艰苦朴素”作风。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表了致辞。他身后的书架上摆着几张照片，显示出习“总指挥”和“重家庭”的形象。一张照片上，他身着军装，戴裘皮帽，慰问雪地中的士兵；另一张照片中，他与妻女漫步，推着轮椅上的父亲——伟大的革命家习仲勋。书架上还有成套的书册。因为文化大革命，习的求学路中断了近十年，只好自学成材。也正因为这样，他总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引经据典是常事，去年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他还主动提到，他读过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肖洛霍夫。参观法国时，他说他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蒙，傅里叶，萨特，还细数了其他12个作家。在他的新年致辞中，习要么高喊社会主义口号，“高举反腐利剑”，要么引用网络流行语，“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他立誓要反腐，加强法制，牢记历史。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成就时，他提到了要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确定为法定节假日。
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位领导人，也是建国后出生的首位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共八千七百万党员，比德国总人口还多，他们组成了一个金字塔，而他稳坐塔顶。虽然共产党不像70年代那样无处不在，但习仍然很有存在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他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体量已超过美国。将领、法官、主编、国企CEO都要服从他的绝对命令，正如列宁同志在1902年的指示，“像指挥管弦乐队一样，中央必须知道谁负责拉小提琴，什么时候拉，谁弹错了一个音，为什么会弹错。”
12月31日下午六点半，习的新年致辞在中央电视台和广播频道播出，插在新闻联播之前，一切被他安排控制得妥当。但几个小时后发生了一出重大事故，新闻播报就这样迅速脱离了他的控制：上海外滩聚集了大量人群，他们赶来美丽的黄浦江边，欣赏对岸浦东那标志性的天际线。但人越来越多，外滩已经容不下了。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现场增派了几百名警力来维护秩序，但已经太迟了。某处台阶出现了拥堵，人群惊慌推搡，很快，就演变成了踩踏事件——共36人因窒息或踩踏而死亡。
这次灾难恰恰发生在中国最现代、最繁华的地方之一，震惊了民众。随后的几天，上海市政府举办了死难者祭奠活动，鼓励生者向前看。网络审查部门压制追责的讨论，一些批评政府的网民甚至遭到警察的审讯。死难者家属去事故现场时，警察在旁边盯着，后来，现场竖起了金属围栏，不让人接近。调查性媒体财新网透露，发生踩踏事故时，负责的官员正在附近的奢侈料理餐厅“空蝉”的一间包厢里，挥霍公款吃寿司喝清酒。消息一出，政府脸上无光了，毕竟习刚上台就对公务员提出了“八项规定”，杜绝奢侈腐败，其中一条就包括工作餐只能“四菜一汤”。后来，11名涉事官员因滥用公款和杜绝事故不力受到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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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踩踏事件过去几周后，我拜访了北京的一位资深编辑，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得以一窥党内情况。到了他家，他的孩子在客厅嬉闹，所以我们去了卧室。我问他对于习大的表现有什么评价，他提到了空蝉的那次饭局。他觉得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几个腐败官员的问题，“中央都发话了，不准公款在外面吃喝，他们也没听！”他说。“地方官员总是能想到应对的办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照中国的政治传统，君王与官僚集团之间常有博弈角力，而且很少有君王能最终得胜。但这位编辑却选择相信习。“他天不怕地不怕，外圆内方，外柔内刚。”
先来看一看习上台前，国内外对他的评价：不起眼的省一把手，喜欢美国流行文化（爱看《教父》和《拯救大兵瑞恩》），相比于政治更关心商务，被选中只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都树敌太多。但这种评价不全面。过去30多年他都是个公众人物，只不过在中国因为政治原因，人们没法密切关注他而已。某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问：“你给自己在浙江的五年打几分，是100分还是90分？”习回答，都不是，“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
十年的任期才刚刚过去四分之一，他就已经成为了毛之后权力最盛的领导人。打着“国家安全”和“纯洁性”的旗号，他调查了几万个人，罪名分别是腐败，泄露国家机密，煽动颠覆国家等。他给自己冠上了10顶头衔，有些是揽来的，有些还是自创的，包括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等，中国权力最大的几个委员会——外交、台湾和经济，也都归他管。中国一些新成立的监管机构——网络，机构改革，国家安全，军事改革等，也被划入他的职权范围。他还实际掌控了法院，警力，和秘密警察。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告诉我：“他处在一切的中心。”
在中国，一般是在领导人上任后再造势，而非上任前。为了争取民心，昭告天下，习传达了想改革的强烈信号。他呼吁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繁荣、团结和富强。他提出的改革涵盖了起码60个经济和社会领域：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废除劳教制、限制国家垄断等。他也在国外风光无限：在出访国外的第一站莫斯科，他带着身为著名女高音的妻子彭丽媛，媒体争相报道这对入流的主席夫妇。很快，第一夫人就入选了美国杂志《名利场》的最佳着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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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着装
毛以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其个人形象往往因“集体领导制”而黯淡无光。习不一样。通过旧式新招，他改变了这一模式和他麾下的政府，扩大了影响力。就像毛时代有红宝书一样，习的演讲和文章已经出版了八册，最近的一册是《习近平用典》，总结了他的一些名言，口头禅及出处等。一项针对人民日报的研究发现，习近平在上任的头两年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是他前任相同时间内的两倍。甚至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胃口，还有人制作了关于他的系列动画，比如第一部《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避谈他的家庭背景，称他是贤能政治的典范，说贤能政治是“中国奇迹的秘诀之一”。党的喉舌甚至一反常态，选用了习的昵称：习大大。今年一月，国防部发布了习的油画，画中的他英姿飒爽。几千名艺考生想考北京工业大学，他们面临的一个考题就是给习画像。据北京晚报报道，一个考生太崇拜习主席，“画的时候笔止不住颤抖”。
外人对于习的了解都是零碎拼凑的。香港书店不受大陆管制，所以有各种描写他的书，质量不一。最权威的有梁剑的《习近平新传》和吴铭的《中国未来》，但绝大部分书还是谨慎地用了笔名。想对习的生平和权力有最清晰的把握，还是得看他一路攀升的漫长过程中发表的言论和做出的决策。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会说中文，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和习深谈的习惯，他告诉我：“以我的经验来看，他说出来的就是他的心里话，不会掺什么假。”
中国领导层向来沉闷无趣，而习正相反，展示出一种阳刚之气。他嘲笑那些“书呆子”，并赞赏“群狗吃掉一头狮子的团队精神”。在2013年3月的一场会议上，他对俄总统普京说：“我们性格挺像的。”当然，习还不至于光膀子秀男子气概。习很欣赏《水浒传》的英雄宋江，因为他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宋江既不聪明过人，也不英俊潇洒，但却可以领导一群英雄造反。他在荀阳楼写的诗广为人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习把自己的宏伟大计称作一场救赎：救中国与共产党于贪腐之泥沼，环境之污染，新疆、香港等地之动乱，以及90年代起最慢之增速（尽管在大国间中国7%的增速仍然无人能及）。“党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上面临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我们面临的冲突、威胁与挑战，比任何时候都多。”10月，习近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说道。总部位于香港的机构——中国人权捍卫者称，2014年，政府逮捕了近1000位民众，自从90年代中期广场那件事之后，从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
习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民主理念。2011年和2012年，时任副主席的他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美总共相处了7天。拜登告诉我，习问过他为什么美国“那么看重人权”。拜登回答：“如果身为美国总统不致力于美国人权，那就无法代表美国。你不懂这些，没法儿和我们打交道。奥巴马不谈人权的话，他的位置不保。可以说它是政治标配吧，它并没有让我们更好或更坏，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本质。你还是做你的决定，我们做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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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我们的。”
习刚上任几个月时，西方支持者猜测他可能想先让强硬反对派噤声，然后才考虑开放思想，可能要到2017年他的第二任任期开始。但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基本消失了。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在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中概括了和习十年的来往。他告诉我：“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都直言不讳：中国就是排斥西方价值观和多党制民主。”他补充道：“西方人觉得很自相矛盾。一边又在经济上加强竞争和市场活力，一边又在政治、媒体和互联网上死活不松手。但关键是，习认为固党是稳定的唯一前提，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
习固权固党的决心下，可能隐藏着另一个威胁：他打破了20多年来中国崛起背后的均势，撕开了党内原本就有的裂缝。在习上台前，高官都高枕无忧。小说家余华告诉我：“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成文的规定’开始主导规则。如果制定的规则不够细、不够清楚，立法和执法都落后于现实，你只能靠这些潜规则了。”从给手术医生塞多少红包，到社会组织发展到何种程度会被限制，都是潜规则说了算。余华说：“潜规则在瓦解，这是好事，但问题是立法还没完善。”
共产党致力于最终消除社会的阶级，但其自身的组织体系却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近水楼台。1953年，习出生在北京，家中有四个孩子，他排行老三。其父习仲勋当时是宣传部长。习仲勋14岁时和同学一起试图毒死“反革命”的老师，开始了搞革命的生涯。他被抓起来，在牢里加入了共产党，最终成为高干，卷入党内混战。1935年，一股反对势力指控习仲勋不忠，要求活埋他，但毛出面化解。1952年2月的党会上，毛指示“肃反”力度要大，平均每一千到两千群众中，得抓出一个处决。习仲勋赞成“从严镇压和处罚”，但他的官方传记说，他手下的“处决案相对较少”。
习是听着他父亲的故事长大的。“说起自己怎么开始搞革命的，他会说‘你以后肯定也会干革命’，”这是习在2004年接受党媒《西安晚报》采访时的回忆，“他给我解释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从政60年，对于政界的那些招数，习仲勋要么得心应手，要么司空见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1980年曾和习仲勋共进晚宴，见到他用茅台向几十位宾客敬完酒还面不改色，佩服得不行。“后来才知道他喝的是水。”兰普顿说。
习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副总理，那之后他就常常去中南海——中国高官的独家基地。他就读的八一学校以八一建军节命名，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学校建在清朝的太子寝宫，被称作“领袖摇篮”。那里的学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精英小圈子，住在同一个小区，在同一个景点避暑，也都有一种位高权重的优越感。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演变，中国已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批有钱有势的精英团体。一些人的子嗣从商了，剩下的都身居要职。风水轮流转，共产党在1949年大获全胜，取得了正统。“一般就说，他们已经坐拥天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杨国斌告诉我。“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就是应该掌权。他们的孩子也觉得自己就是未来的领袖。”1993年历史学家米鹤都在他的书《红卫兵这一代》中提到，八一学校的学生会“相互攀比，谁的爸爸官职高，谁的爸爸开豪车。有些人还会说，‘谁爸爸最厉害，我们就听谁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北京“自来红”的学生打出了一句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卫兵想清洗反对派的资产，让其“像水晶一样纯粹洁净”。《作为历史与记忆的文革》一书作者吴一庆说，1966年8月末到9月末期间，北京近两千人被杀，4900多处遗址被破坏。
习究竟是文革的造势者还是受害者，我们很难下定论。1962年，习仲勋因支持了毛反对的一本小说被批判，下放去工厂劳动。习母齐心也被发配至农场。1967年1月，毛主席倡议学生打倒“阶级敌人”，一群年轻人积极响应，将习仲勋拖出来批斗。有人揭穿他几年前去东德参观的时候，曾用双筒望远镜凝视西柏林，还有很多各种名目的指控。他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在那度过了几年的时光。后来他说，当时每天在房间里转圈散步以消磨时光，先走一万步，再倒着走一万步。当时习太小，当不了红卫兵，因为父亲被扣的帽子，他也被打成不良分子。而且，“红色出身”逐渐成了负担。精英学校被指“小宝塔”，遭强行停课。当时还有其他干部被处分，习和他们的子女一起上街打架，从被关的图书馆里偷书。后来，习说那是一段反乌托邦式的梦魇，一切都失控了。红卫兵拘留了他“三四次”，还强迫他批斗自己的父亲。2000年他接受了记者杨筱怀的采访，回忆了有一次被康生（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文革的主要发动者之一）的老婆揪出来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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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批斗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
1968年12月，为了恢复对局势的控制，毛号召红卫兵和其他学生一起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精英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有亲戚朋友的地方，习也去了其父在陕西的地盘。习被分配到梁家河，一个被黄土崖环绕的小村。“劳动量大得惊人。”习在2004年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回忆道。为了偷懒，他开始抽烟——因为没人会打扰正在抽烟的人——或者是一个人躲在厕所。三个月后，他逃到了北京，但后来又被抓住，送回去了。他后来的官方纪实里写道，习经历了一次重生。最近一篇为党发声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神一般的反转剧情：“习和村民一起住窑洞，睡土炕，忍受跳蚤叮咬，挑土肥，建大坝，修公路。”但文章忽略了一些残酷的细节。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他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死了。澳大利亚记者约翰·加诺特写过一本书，研究习近平和他的势力是怎么崛起的。加诺特说：“（习和平）是自杀。好几个认识她的人都公开告诉我，在遭受了十年的迫害后，她在浴帘杆上上吊了。”
习决定加入共青团。但因为其父的身份，他屡次被拒。他细数了一下，总共七次。习和一个当地官员交好后，他的申请就通过了。1974年1月，他正式入党，当上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习对入党的执着让他的很多伙伴困惑不已，有一个教授是他的老相识，他曾经对一个美国外交官说，习这么想“加入体制内”，让他有种“受背叛”的感觉。美国的一封外交电报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位教授的观点，他说习所在的精英团体里，很多人都迫不及待要远离政治，他们恋爱喝酒，读西方文学，想“纵情寻欢，弥补过去的时光”。他总结道，习“异常有抱负”，知道自己离开了中国就会“默默无闻”，所以“决定在红色道路上越走越远”。杨国斌对我说：“毕竟这些人（他指的是前领导人的子弟）还是想当家作主的。他们内心的自豪和优越感还没消失，也相信父辈的苦难都会过去，迟早会有翻身的一天。事实也确实如此。”
第二年，习作为“工农兵”学员（考核标准是政治素养而非考试成绩）就读清华大学。当年春天，受了十六年迫害的习仲勋复职。家庭团聚的时候，他甚至不认识自己已经长大的孩子们。他的信念从未动摇。11月，他写信给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希望重新安排工作，“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落款是：“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因为出身，习见证了政治的很多阴暗面：清洗、报复和平反，他也从中学到不少。2000年，习近平接受了北京记者陈鹏的采访，他说：“对权力接触少的、距离远的人，老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很新鲜，而我看到的更多不只是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权力、鲜花、荣耀和掌声，也看到了牛棚，看到了世态炎凉，对政治的认识也有一层更深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和延安的知青岁月造就了他。2007年，他说道：“延安是我人生的启程点，我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和基本特点就是在那里形成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告诉我：“想了解习近平，你得先了解他对党的忠诚——尽管在生活和从政生涯中，他见证过党最好的一面，也目睹过最坏的一面。”
习的兄弟姐妹分散各地：弟弟和姐姐在香港经商，另一个姐姐据说在加拿大。习留在了中国，而且对党的热情日益增多。1979年，毕业之后的习近平成为了军队高官耿飚的秘书，习父称他为革命中“最亲密的战友”。习一身军装，出入于党的核心机关，打下了重要的关系基础。毕业后不久，习就娶了中国驻英大使的千金柯小明。但那位教授就住在对门，他说两口子“每天都吵架”，后来，柯小明搬去英国，习没有跟着去，他们就离婚了。
中国的“老革命”都年事渐高，共产党需要培育新的接班人。习对教授说，“想抓住中央权力”，去省里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一直呆在北京的党机关，不仅眼界会变狭隘，还会为出身背景不如习的同事们怨恨。1982年，快满30岁的习要求调回农村，被分配到河北省正定县。他想当县里的书记，也就是老大，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很讨厌从党中央来的特权子女，所以只让习当了二把手。相当于一个人从国防部的行政岗调到弗吉尼亚农村地区的中层领导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