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上有篇＜纽约客＞驻京记者的文章挺有意思的. 比较长，摘一些好玩的部分.
讲座录音的音频连接：英文
http://tieba.baidu.com/%B6%C1%BF%E2/shi ... 0b8f74511/
主讲：欧逸文（Evan Osnos）
时间：2011年3月10日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翻译：杜可柯
速记：李京威
摄影：郜华欣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在中国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五年半，第一次来中国是1996年，1998年又来过一次。开始来中国是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三年前成为《纽约客》的驻京记者。大家有目共睹，过去的五六年是中国飞速增长和发生巨大变化的几年，预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从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很热衷做的事情。但如今，中国崛起已经不能算是预言了，而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我现在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解释为什么，以及中国怎样在新的世界版图里扮演新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会更好。相反，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人更容易把中国当成一个漫画式的角色或者有一个漫画式的印象。有人觉得中国将来要么统治全世界，要么变成另外一个日本——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一个制高点，然后就进入一个平台，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国内对中国最主流的两种看法。我特别高兴能够为《纽约客》工作，因为《纽约客》也相信，应该为这两种特别极端的看法之间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加有细节、更加有层次的理解。
一张《纽约客》历史上最有名的封面——1976年某期杂志的封面。这是从纽约市中心看过去的世界的图景，充分代表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纽约的纽约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在他们眼里，全世界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纽约之外的所有地方.
这幅封面代表了美国人对中国充分的想象。
我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名人，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别的意义，我也会关注。我非常幸运跟一些很出色的摄影师合作，这些摄影师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我写的人物的神态和气质。
我写过疯狂英语的李阳，写过贾樟柯，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说，广州黑人的专题，广州迦南地区有很多非洲移民，主要讲讲在中国移民的基本状况，还有“中国愤青”，可能大家在《读库》或网上已经看过。
下面讲的是写贾樟柯的专题，这是在北京世界公园。贾樟柯带我去看了一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地方，去山西，看他长大的地方，看他拍第一部电影的地方。我去山西是在冬天，当时贾樟柯在为一家杂志拍大片。起得特别早，到那里开始拍，花好几个小时布景，之后拆了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布置，再拍。整个过程中，贾樟柯对拍摄的每一个细节和微小之处都非常挑剔。更重要的是，当时天气特别冷，是我到中国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周末，我跟着贾樟柯，做了很多的笔记，录了很多磁带。有时候这种现场录下来的磁带或者片子，比一对一的采访更有料。这事结束之后，贾樟柯又邀我一起去沈阳、成都、重庆走一趟。我心里特别虚，担心接下来都要这么冷可怎么办啊？所以当贾樟柯问我去不去，我虽然犹豫，但根据刚才说的第一原则，当然是去了。
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路上我看他做的事，他在这些城市做电影的首映。看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对贾樟柯的电影反应都很热烈。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西方一般认为，贾樟柯的电影在中国只有大城市的文青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现在看到他有更广的受众，我觉得很有收获。这么多天，录了好多个小时的带子，回北京之后，我把这些材料整理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写进去了。写完之后交给在纽约的编辑看，编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关乎这一趟行程的所有东西全删了。
就算编辑最后把你写的这一部分都删了，走这一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不去这一趟，我可能不知道贾樟柯现在在尝试着面对一个不同的受众群体，或者尝试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说话。所以，只要你的文章、这一段经历和采访或跟采访对象的接触里有百分之一、二的东西影响到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那都很值得一去。这段时间有没有浪费？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有多大程度出现在最后的文章里，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本人的观点中。第三个原则，是尽量多地去录。我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随意的评论中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时记录下所有的东西非常必要。
在此之前我先说最后一个原则，那就是你得和采访对象感同身受，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他的世界，而不是总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他。当然，作为一个记者，在写文章的时候也需要做一些评判和判断，帮助读者在更大的语境下去了解采访对象，了解这个事件。更多的时候通过我的眼睛去看，这一点会更加宝贵。我写过的那篇《中国愤青》的主人公叫唐杰，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非常爱国的学生。我想知道在中国这些民族主义者到底是谁，网上这些爱国评论背后到底是哪些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世界观。我找到唐杰，和他的朋友一起聊了很久，之后写了《中国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Angry Youth：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希望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周围这些事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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