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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讲一群东北下岗工人自己造了一架“钢的琴”的故事。下岗工人陈桂林的老婆跟一个卖假药的跑了，也要带走他们的女儿。女儿决断的标准很简单：谁能给她买钢琴就跟谁。（剧组提供/图）
南方周末记者 姜弘 发自北京
“我的电影只讲东北。”电影《钢的琴》导演张猛曾在“本山传媒”任副总裁，还给赵本山写过两个小品，后来砸锅卖铁地去拍了电影。
张猛的头一部电影叫《耳朵大有福》，主演范伟，讲一个东北退休职工略带喜剧的悲惨生活。虽然影片和范伟都拿了一堆大奖，但到院线上映的时候，还是没上几天就下线了。
《钢的琴》讲的是一群东北下岗工人自己造了一架“钢的琴”的故事。下岗工人陈桂林的老婆跟着一个卖假药的跑了，也要带走他们的女儿。女儿决断的标准很简单：谁能给她买钢琴就跟谁。
为了留住女儿，陈桂林先用纸板给女儿画了个钢琴键盘，试图用嘴里哼的调子忽悠女儿，未果。接着他去找哥们凑钱准备买一架，结果兜里的几十元反帮哥们垫上了赌资；想到学校里总有现成的钢琴，陈桂林又召集哥们半夜去偷，不出所料地进了派出所。
被逼上了绝路，陈桂林吆喝曾经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弟兄，他们八仙过海，画图纸、找钢材，愣是一步步做出了一架“钢的琴”——剧组也真的做了一架“钢的琴”，那是在鞍山拍摄期间，在鞍钢工人的帮助下锻造、浇铸、打磨，一步步做出来的。
“这琴能出声吗？”电影中，凋敝的车间里，钢的琴由吊车吊着缓缓降落在女儿面前，女儿问。做琴的大人们紧张地站在旁边，女儿坐下来，弹出了优美的旋律。
真实的“钢的琴”根本没法弹，琴键是鞋垫儿做的。用秦海璐的话说：“发出的声儿那叫一个惨烈。”
这回，《钢的琴》拿了东京和上海两个国际电影节的大奖。2011年7月15日首映，张猛最担心的是它被戴上文艺片的帽子，他只能反复强调：“我这是现实主义故事片，不是文艺片，真不是。”
人被工厂吐了出来
现实生活中，铁岭人张猛真的见过一架“钢的琴”。
1990年代，正值工人下岗大潮，张猛回老家铁岭。他老姑想开个服装店，因为张猛在中戏学过舞台美术，就想让他帮忙设计店面。预算是2000元，张猛也没想从里面赚钱，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所学。他给老姑的店取名“米兰天空”，到现在他也觉得那家店的设计很潮。电影中的不少细节都和装修“米兰天空”的经历有关。
施工要用钢板，铁岭工业已经凋敝，他就去沈阳铁西的一个钢材市场寻料。市场特别大，不少工人下岗后不要补贴，要机床。于是那个钢材市场里就形成了一个工业链条，车钳铣、铆电焊各工种全有。
“估计要做把猎枪都成。”张猛说，“但我不造猎枪，我只想做一架和谐的钢琴。”这个奇特的工业流水线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他到铁岭评剧团找木料，排练厅的木料全是伪满时期铺的，可等他去的时候，木料早就被人偷走了。找来找去，他在墙根儿发现一架钢琴，钢琴下面那几根木料没被偷走，毕竟钢琴太沉了，不好偷。张猛打开钢琴，整个面板全都龟裂了，他弹了弹琴键，发觉这琴很粗糙，也很牛。
没偷到木料的张猛回到家，把这事当成八卦讲给父亲，父亲告诉他：“那琴就是当年我们自己做的。”
1970年代中期，评剧团穷得叮当响，除了日常演出所需，国家不可能掏钱买更多乐器。乐团里都是文艺人，大家就嚷嚷得有架钢琴，于是就找各种书，又画图，愣是攒出了一架钢琴。
“钢”和“下岗”对张猛来说，是两个绕不开的话题。他的舅舅、舅妈、姥姥、姥爷、姑姑、姑父，不是辽钢工人就是铁西铸造厂的工人。
从小到大，张猛觉得沈阳的马路上没什么人，可到了1990年代中期，呼啦一下子，无论白天晚上，到处都是人。国企纷纷倒闭，硕大的厂区原本吞没了数以万计的人，这回全吐了出来。
“原来的工厂五万人。每天早上，这五万人就整齐划一地聚到工厂里去了，下班回家，晚上也看不着。”张猛说，“以前，所有人都在一个集体当中，一瞬间，每个人就必须变成一个个的个体，那会儿的沈阳就是一盘散沙，所有人都‘独立’了。”
脑子活的就自己找出路。一位同学的父亲，下岗大潮来临前就把工厂食堂承包了，工厂倒闭后，很快开起了餐馆。财务人员也比较容易转型。真正在一线锻造、铸造的工人，他们的手艺一旦进入到社会，就什么都不是了。
但日子总得过。张猛记得那时候在沈阳街头看到许多工人摆摊卖手套、卖钳子，大都是日积月累从厂子里顺出来的。
电影《钢的琴》里，帮着陈桂林造钢琴的兄弟就是这样一批人。工人阶级的光环曾在他们头上闪耀，光环消失，他们一下子没了方向。
他可能身怀绝技
大连人秦海璐是《钢的琴》的女主角，她演陈桂林的情人淑贤，也是下岗工人。
秦海璐从小跟母亲下乡到营口，在那里的国营氧气厂长大。家就在工厂宿舍区，每天母亲把姐姐和她放在大篷车，拉到厂办托儿所。工厂车间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每到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出了托儿所，工厂里的叔叔阿姨会轮流抱着她睡觉，如果没人抱，秦海璐的哭声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
稍微长大点，秦海璐经常在母亲的车间办公室里玩。她记得一进厂门那条笔直的大道，有五六个车道那么宽。家附近是一个氧气瓶堆成的小山包，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母亲1980年代末就办了停薪留职，下海当起“倒爷”。先在营口摆摊卖海产品，每天下来手上都是鱼虾扎的刺，秦海璐和姐姐经常帮着母亲摘刺。后来，母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公司开到了大连。国企改制后，秦海璐的母亲偶尔回营口，看到过去同车间的师傅有的在街头修自行车，有的在菜市场配钥匙。“风餐露宿，看着挺让人难受的。你不知道，他们当年可都是手艺特棒的人，都是钳工、铆工里的尖子。”母亲回家后对秦海璐说。
“在东北许多地方的街头巷尾，看到摆个摊做点小生意的，你一定不会知道他可能身怀绝技。”秦海璐说，“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让一批人的生存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又被扼杀了，但这又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挺惨重的。”
进摄制组时，走进鞍山那座废弃近十年的厂房，秦海璐看到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秦海璐感觉自己一下子像是穿越时光隧道。
秦海璐目睹了那架“钢的琴”的锻造过程，造了十几天。鞍钢的工人师傅严丝合缝地按照工业流程一步步来，但剧组拍摄有时候需要颠倒顺序，就得给他们反复做工作，问能不能先做这道工，再回去做另一道工。
“陈桂林给孩子做钢琴这件事太愚昧了，但所有人都融入这件事时，它就变成了单纯。”在讨论剧本时，秦海璐坚持认为“钢的琴”是做不成的，但在电影里，又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这些年，父母执著地做着许多秦海璐并不需要的事情，比如给她买衣服，而那些衣服她完全不需要，而且也从来不会穿。《钢的琴》让秦海璐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对老国企命运的感慨，和对《钢的琴》的喜爱，让秦海璐做了两件事：一是没拿演员片酬，二是影片后期制作时没钱了，秦海璐自己掏钱垫上了。
唰唰割掉，不要废话
沈阳人王千源的父母都是搞艺术的，小时候家住在辽艺家属大院，骑自行车到国企扎堆的铁西区30分钟。
王千源是张猛中戏的同学，比张猛高两三届。张猛要拍《钢的琴》，想起了王千源，两人好几年没见了，张猛说，我想看看你现在啥样。两人见面后，王千源开始减肥，演了陈桂林，拿了东京影帝和上海影帝，成了中国影坛的又一个“大器晚成”。
王千源考入中戏时，国企改造的浪潮还没来临，沈阳马路上最多的就是骑自行车的工人。他每天上学时，看到乌鸦一样的自行车流，一排一排的，“能感觉到工人的力量”。
下岗工人多起来时，王千源已经在北京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人遭遇下岗的不幸，但他用假代的方法理解下岗工人陈桂林。
“陈桂林的婚姻失败了，我搞对象也失恋过，也离过婚。像陈桂林那样的人，直到今天，在北京，一大早到北海公园去看看，遍地都是。还有我和父亲的关系，我和女儿的感情，都能在演陈桂林时找到感觉。”王千源说。
王千源演的这个陈桂林，其实有张猛舅舅的影子。
张猛说，和陈桂林一样，不少东北人哪怕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有情人，而且还要去维系。他一位同学的父亲下岗后还没断了情人关系，同学知道后说：“我爹太不着调了。”
下岗大潮中，不少人到南方寻找出路，家庭就废了，女的就更惨了，再找一个，凑合过日子吧，于是派生出孩子的归属问题。
拍定妆照时，面对陈桂林的扮演者王千源，秦海璐说：“我怎么就喜欢你呢？”她实在找不出自己扮演的淑贤爱上这个男人、做他情人的理由。但她后来意识到“在一定的环境中，他一定有某点会吸引淑贤”，陈桂林会拉手风琴，是淑贤走近他的一个原因。
张猛认为陈桂林是那个时期的“坏男人”，没有家庭观念，可又每天都在奔生活，自私、不懂女人、不懂女儿，在工厂宣传队里拉手风琴，倒也算是有文艺气息。
“有首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听上去特别乐观主义，其实是盲目乐观，特别傻。吃不饱，我也得穿料子裤子、抹头油出去装。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张猛觉得，也许是这种精神，让这段历史被人忽视，别人说你们也没那么苦难嘛。
《钢的琴》中，国营工厂两个烟囱就要拆掉了，给陈桂林造琴画图纸的工程师发表了一通感言，这也是这部电影具体阐述旧工业时代情怀的一个段落。
“那两个烟囱就是工人阶级的阳具，唰唰割掉，不要再废话，从这一刻起跟你没关系了，我们把旧工业时代推掉了，我们进入了全新的工业时代。”张猛说。
现实生活里，张猛的舅舅下岗后，用他一贯的忽悠方式东山再起，在辽钢刚开始不行时，忽悠出一个小型钢厂，专门制造伪劣钢材，很挣钱。后来因为钢材犯了事儿，关了七年。出狱后，想来想去决定开个幼儿园。
舅舅用他在监狱里学到的管理方式管理小朋友，一群小朋友站成一排，每个人都编了号，老师喊：“001，出列。”001号小朋友应声出列，小朋友们都被管理得很好。
张猛说，这将是他的下一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