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未眠夜》《当哈利遇到莎莉》<you've got mail> <Julie and Julia> 都曾给大批文艺女青年带来欢乐温馨的时刻，机智，俏皮，敬业，自信，她是我们这一代的简奥斯丁。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 ... 0/c30nora/在母亲看来，麦克拉里的一生未必值得效仿；但他对死亡的态度，尤其是他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人生目标，从疾病中得到解脱，这让他成为人之楷模。母亲在罹患绝症的六年中，写了100篇博客文章，两本书，两个剧本，执导了一部电影。除了直面死亡，她别无选择。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药物，尽管当她的疾病又席卷而来时，工作也未能拯救她的生命。
她爱上了一个和她一样对仪表吹毛求疵的男人并嫁给了他。即使是去医院探望患病的妻子，尼克每天的着装还是无可挑剔。他穿着别致的休闲裤和好看的软底鞋。通过精心着装，尼克是想告诉母亲：一切正常，他没有放弃希望。在母亲年轻的时候，她虽然可爱，却谈不上美丽。很多男人婉拒了她的爱情。秉着“万事皆文本”的原则，她没有在写作中回避这些经历，但却把它们变成了富于喜感的桥段。但是私下里，爱情让她心碎。直到尼克这个品行高贵的男人出现。他让母亲觉得自己不但谈吐风趣，外表也同样让人心动。
New York Times China
2013年03月30日
诺拉·艾芙隆的最后一幕
JACOB BERNSTEIN
周五晚上10点，在位于纽约第68街和约克大道的长老会医院第14层一间单人病房的床上，我的母亲躺在床上，眼前出现了幻觉。像许多处于弥留之际的人们一样，她已经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
她说她看见了树木，也可能是森林。她告诉我的继父尼克，她去了正在上演她的剧本的那家剧院——观众爆满。事实是，她已经一个月没有离开过医院了。她的那部剧作《幸运儿》(Lucky Guy)，要在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开演。
我和我的兄弟马克斯站在床边，无法相信眼前的现实。虽然几个星期来她的血球计数一直未见好转，但我们直到这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已经为母亲工作了25年的管家琳达·迪亚兹(Linda Diaz)在房间的角落里啜泣。
这时，一组医生和护士来查看病情。母亲稍微清醒了点儿。
“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他们之中一个问。
“诺拉·艾芙隆，”她点头说到。
“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纽约医院。”
“美国总统是谁？”
问到这儿，母亲面露愠色。她翻了翻眼珠，拒绝回答。我和马克斯后来讨论到她这一反应：在她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就要丧失之际，她还保留着讥讽和幽默吗？或者她只是认为对方把自己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感到气恼。
几个小时以后，她从小睡中醒来，与我和马克斯一起吃了些冰激凌。她谈起当天早些时候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杰瑞·桑德斯基(Jerry Sandusky)性侵案的判决，思路清晰了一些。
马克斯说：“妈妈，我会很想你的。”她说：“想我？我还没死呢。”
三天后，她在昏迷不醒后去世。在这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基本保持清醒，每天要报纸，做填字游戏。星期天，一个来给她吃药的护士好意地问她有没有打算写写生病的经历，她简短地回答说：“没有。”
直到她死后，我才知道她的回答另有含义。当她的剧本《幸运儿》如期上演时（该剧3月1日在百老汇首演，由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担任主角——译注），我意识到，她描写别人死亡的一部分原因是她想通过写作来理解她自己的死亡。
疾病，以及一个人怎么对待疾病，并不是她在1999年开始写作《幸运儿》的初衷。那时她很健康。
《幸运儿》由真人真事改编。剧本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名叫麦克·麦卡拉瑞(Mike McAlary)的小报记者。在90年代初，他是美国薪酬最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之一。在那个时代，纽约犯罪猖獗，互联网还没有给报业带来冲击。母亲说麦卡拉瑞的职业生涯展示了“某种终结”。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里，记者们还相信自己的工作具有影响力；“依莲”（Elaine's，一个名流雅士聚集的餐厅——译注）仍然是纽约最光彩时髦的社交场所之一；时报广场被妓女和毒贩盘踞；西村(West Village)也还没有被对冲基金巨头和俄罗斯金融寡头所占据。
母亲对麦卡拉瑞的世界了如指掌。从中学起，她就梦想成为一名报社记者。她20岁到30岁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纽约邮报》工作。另外，麦卡拉瑞是她所谓的“问题人士”。在创作并执导了十年的浪漫喜剧后，用一个不那么讨人喜爱的人物做主角，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创作上的突破。
但这个剧本的写作却不断被别的项目打断。先是电影《神魂颠倒》(Bewitched)；然后是她和妹妹迪莉娅(Delia)合写的非百老汇戏剧《爱情，失落，我的衣装》(Love, Loss, and What I Wore)。接下来又是一个电影和她两本散文选集。另一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是，《幸运儿》（那时候叫《关于麦卡拉里的故事》[Stories About McAlary]）一开始是她为HBO写的电影剧本。剧本结构另类，由剧里的不同人物打破“第四堵墙”（戏剧术语，舞台三堵墙之外处于演员和观众之间另一堵想像的墙——译注）告诉观众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拉瑞的故事。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不确定这种手法能否适合展现在电视屏幕上。
到了2008年，负责制作《幸运儿》的科林·卡兰德(Colin Callender)离开了HBO。卡兰德认识麦卡拉瑞本人，所以他对这个剧本怀有个人兴趣。在他单干成为独立制片人不久，他打电话给母亲，讲起他的新点子：如果不把她的剧本拍成电影，而是改成舞台剧，那会怎样？因为在舞台剧中，人物对观众讲话是很常见的。
两个星期之后，母亲交给了卡兰德一个新的剧本。这时，麦卡拉瑞这个人物吸引她的地方已经不只是他的职业生涯了。
在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九个月之后，麦卡拉瑞不顾生命危险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1997年，他写稿揭发纽约市警察残暴殴打海地移民艾伯纳·路易玛(Abner Louima)。来年的春天，他因这篇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那一年的圣诞，麦卡拉瑞去世，享年41岁。在去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是医生或是律师，那你就接病案或是诉案。如果你是记者，那你就写稿。我没有想过我的病情。”
2008年，在母亲开始继续写作《幸运儿》时，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是那时这还是个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包括我继父，我弟弟，她的两个妹妹，几个密友和我本人。
2005年末，母亲去看医生。她后来告诉我，那是因为那段时间她感到身体“不适”。她一直有点贫血，现在情况更糟：发烧和不明原因的感染。多年来她一直跟一个教练一周锻炼两到三次；对于一个60多岁的妇女来说，她的健康一直不错。但是现在她却发现自己害怕爬楼梯。
最后，她拜访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血液专家J·格雷戈里·米尔斯(J. Gregory Mears)。专家很快作出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诊断。这种来势迅猛的血液疾病令身体不能制造健康的血细胞来抵御感染。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干细胞移植。但是对于老年患者来说，移植特别困难。可能并发症包括病患身体排斥捐献者的细胞，或是移植细胞攻击正常组织，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
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样死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引起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为她治疗过的多位医生，也同样治疗过我的母亲。桑塔格的儿子大卫·里夫(David Rieff)在2005年写给本报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桑塔格干细胞移植不成功带来的后果。里夫写道：“我觉得用‘折磨’这个词一点也不为过。”
母亲最亲近的朋友朱迪·科尔曼(Judy Corman)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治疗后，最终还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些治疗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亲眼看到朋友的经历，又读到了桑塔格所受的折磨后，她坚决地放弃了与命运的抗争，不愿用痛苦来换取治愈的渺茫可能。她决定“走得舒服一点”。
我不知道，如果母亲可以使用干细胞移植疗法——比如说假设她的妹妹们适合捐献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到那一步。在拜访过米尔斯不久，我们请到了经验丰富的哈佛医学院癌症专家杰瑞米·葛鲁普曼(Jerome Groopman)进行会诊。在一系列测试后，专家的结论是，母亲罹患的很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可以用更温和的方法进行治疗。
渐渐地，我在母亲最初告知我病情时所感到的那种担忧不那么强烈了。我们了解关于疾病的所有数据，尽管数据——就像爱丽丝·麦卡拉瑞(Alice McAlary)对母亲讲述她的丈夫时所说的那样——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再说，我的母亲从来都不是普通人。
低剂量的合成类固醇波尼松使母亲的血球计数在几年之内都保持了稳定。当波尼松不再起作用时，母亲去拜访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的史蒂芬·尼莫(Stephen Nimer)。尼莫给母亲使用了维达扎(Vidaza)，一种副作用很少的低剂量的化疗制剂。每个月的输血加上化疗，使母亲的病情又稳定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到了2010年。在法国南部的一次旅行中，母亲在游泳的时候感到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胳膊。她认为可能是水母，但不是很确定。几个星期后，她因为不明细菌感染住进了洛杉矶的一家医院。感染使她的胳膊上起了一个橘子那么大的肿块。奇迹的是，当她出院时，她不再需要输血了。她的医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受到外界剧烈的威胁刺激，母亲的骨髓又开始产生健康的血球和血小板。母亲不是那种迷信和相信奇迹的人：无神论对她来说是一种宗教；她相信自我的力量。但是她几乎确信，自己病情的好转和那只水母有关。
这些年来，母亲多次考虑过向朋友和同事坦陈病情。但是她知道这样做会对她的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她还可以继续写作。但拍电影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哪家保险公司在知道她的病情后还会为电影投保。她也许可以写作执导一出戏剧，但是由于制作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最终要在百老汇上演也是相当困难。除了这些，母亲不想让人们把她当作一个病人，她不想让所有的谈话都变成“你怎么样了？”这样的关切问询。
母亲毕生都信奉这句话：“万事皆文本。”这是我的外婆菲比(Phoebe)生前说的话。外婆临终前，她甚至让母亲用纸笔记录下她的死亡过程。母亲也这样做了。母女两人都相信写作能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愉快的事件变成艺术（尽管母亲憎恶“艺术”这个词。）在她的散文集《我不喜欢我的脖子》(I Feel Bad About My Neck)里，她写到：“你踩到香蕉皮滑了一跤，路人会笑话你。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你踩到香蕉皮滑了一跤，发笑的人就是你自己。你变成了笑话的主人公，而不是嘲弄的对象。”
母亲在许多时候都践行了这条箴言。她在一篇杂志文章里谈到了《纽约邮报》和她的前老板朵乐西·希弗(Dorothy Schiff)（“《邮报》着实不怎么样，那当然是因为朵乐西·希弗”）；她写到了她的乳房（“如果我的乳房长得哪怕稍微明显一点，我就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她甚至写到了她经历的失败的丰唇注射（“我看上去就像一个非洲乌班吉部落的妇女，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注射了”）。她写了一整本书和电影剧本来讲述她和我父亲的离婚过程。（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
可是，任何人都无法把绝症变成玩笑。这几乎是唯一一件你讲出来只会变成受害人而非主人公的故事。对我母亲来说，悲剧太过俗套。所以她很少在写作中提及她的病情，但是她对疾病和死亡思考的只言片语遍布在她患病六年的作品中。
同样在《我不喜欢我的脖子》中，她写到：“死亡就像一个狙击手。它会夺去你爱的、喜欢的、认识的人的生命。它无所不在。你可能就是下一个，也可能你走运逃过一劫，但是你总得提心吊胆。”
在《遗忘》(I Remember Nothing)中，她这样写道：“我可能只有几年好活了，这真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我想了很多。我想要想出一些深刻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我试图弄清楚我每天到底想干些什么。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做这些我正在做的事吗？这让我情绪低落。对我来说完美的一天就是在Shake Shack奶昔汉堡店吃个蛋奶冻，然后去公园走走。（回来后我还得吃颗帮助消化乳糖的药。）”
在她的绝笔作《幸运儿》中，我们同样可以在她最终的修改稿中看到对于疾病与死亡的思考。
尽管母亲并不认识麦卡拉瑞本人，但她却非常了解他那一类人。另外一些她所不知晓的细节，她也通过采访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同事和亲戚发掘了出来。
麦卡拉瑞出生在夏威夷的瓦胡岛上。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格夫斯敦市长大成人。从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毕业后，他先在《美国波士顿先驱报》采写体育新闻，然后得到了在《纽约日报》的工作机会。在那里，他揭露犯罪和警察腐败，以咄咄逼人的工作风格闻名。那之后，他来回跳槽于《纽约每日新闻报》和《纽约邮报》，每次工作变动，他的薪酬都会增加。
1993年，他单方面与《纽约每日新闻报》解约，加入《纽约邮报》。该报承诺三年之内付给他945750美元，这是该报记者最高的工资。为了防止麦卡拉瑞跳槽，《每日新闻报》向法院申请并得到批准了一个临时禁令。这样一来，麦卡拉瑞有了很多自由时间。一个晚上看完洋基队的棒球赛后，他在罗斯福大道上出了车祸，他的车当场撞毁。他伤势严重，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后又住了一个月的院。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当初把他招到《纽约邮报》的人，不但没来医院看他，连电话问候也没有。但是莫特·祖克曼(Mort Zuckerman)，《每日新闻报》的老板，却不时拜访问候。出院后，麦卡拉瑞留在了《每日新闻报》。
在麦卡拉瑞出院工作后不久，他犯了个毁掉他职业的错误。一位妇女报警说在远景公园被强奸，但是麦卡拉瑞的线人却对此存疑。麦卡拉瑞被告知，医检并没有在那位女性身上发现精子，线人说她迟早会被揭穿报假案。但是麦卡拉瑞稿件里最关键的地方出了错。那位女性确实遭遇了强奸。他的线人不知道，“没有精子”并不意味着没有精液。麦卡拉瑞也没有试图直接采访受害人。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不过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去采访的部分原因是车祸令他身体欠佳。
《新闻报》降低了他的专栏的发稿频率。对外的解释是麦卡拉瑞在创作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麦卡拉瑞开始出现患病迹象。他得了黄疸，体重下降。与人交谈时，他迷迷糊糊，无精打采。
“这些症状他一直都有，” 麦卡拉瑞的遗孀爱丽丝(Alice)解释道。我上个 月去拜访了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刚经历了大手术。所以当他开始觉得结肠、胃和其它地方不适时，我们都以为是那场事故引起的。”
麦卡拉瑞被诊断为得了结肠癌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麦卡拉瑞的密友艾德·海耶斯(Ed Hayes)出面为他谈判了所有的合同。“当时的情况真令人绝望，”海耶斯说，“护士看了他一眼就说：‘别抱什么希望了，这个人死定了。’”
尽管如此，麦卡拉瑞还是接受了手术，尽可能地割除了癌变组织。1997年，他开始化疗。有一天，他正在接受化疗输液时，接到了线人举报：有人遭到了警察严重侵害。麦卡拉瑞停止治疗，开车去医院看望艾伯纳·路易玛(Abner Louima)。他是第一个采访受害人的记者。路易玛讲述的细节骇人听闻 ：他告诉麦卡拉瑞他在一家夜总会门外被警察误抓。带到警察局之后，他被其中一个警察用马桶拔性侵。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稿件中，麦卡拉瑞不但披露了一件警察施暴的恶行，还带头发起了对朱利安尼(Giuliani，曾任纽约市市长——译注)任职期间执法方式的讨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麦卡拉瑞重新树立起了他的职业威信。
在母亲的剧本的将近结尾处，麦卡拉瑞去宾州波诺克斯探访他的朋友，《每日新闻报》的专栏作家吉姆·德怀尔(Jim Dwyer)。那时他已经得了癌症。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麦卡拉瑞12岁的儿子瑞恩(Ryan)想在跳水时做个翻转动作，但是却胆怯不前。麦卡拉瑞脱掉衬衫，走到跳水板边缘对瑞恩说：“做事时不能紧张。如果你老想着会出差错，比如说跳水时肚皮会拍到水面，那你就真的会出错。”
说完这些麦卡拉瑞做了一个翻转入水，非常完美。
麦卡拉瑞说的这番话明显是他对人生观的一个隐喻。我认为母亲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关键是你不能让恐惧占据你的心灵，那样的话，你就成了行尸走肉。
在母亲看来，麦克拉里的一生未必值得效仿；但他对死亡的态度，尤其是他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人生目标，从疾病中得到解脱，这让他成为人之楷模。母亲在罹患绝症的六年中，写了100篇博客文章，两本书，两个剧本，执导了一部电影。除了直面死亡，她别无选择。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药物，尽管当她的疾病又席卷而来时，工作也未能拯救她的生命。
“我的健康出了一点小危机。”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前，她打电话这么跟我说。
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坐出租车直奔纽约长老会医院。在路上，我的电话响了。马克斯告诉我母亲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转变成了白血病。尽管我没有细问过母亲，但是我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前六个月里，母亲的胚细胞不断增多，而这种细胞使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和白血病病患难以产生健康的血小板和白血球。这表示母亲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药性。现在她需要更为强烈的化疗来维持生命。马克斯和他的女友蕾切尔正要从洛杉矶飞来纽约。
当我来到她的病房时，母亲正在哭泣。在入院的第一个晚上她哭了很久。第二天，她哭得更厉害了。因为她确定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名英国作家，后入美国国籍，2011年12月15日因癌症去世——译注）没有哭过。想到自己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希钦斯那样勇敢，她难过极了。
看到她哭成那样，我感到极为震惊。她是个慈爱的母亲，每次我写了什么让她引以为傲的东西时，她从不吝啬给我礼物、写封邮件或者打个电话。我们关系融洽，时不时周末聚餐，一同去度假。我们谈论电影、新闻业、美国债务上限和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但是我还是向来对她有一种敬畏。我很少看到她脆弱的一面。
现在，她穿着香奈儿的平底鞋，奶黄色的裤子和黑白条纹衬衫，时不时地用纸巾抹去眼角的泪水。她看上去既美丽又脆弱。我终于理解了她为什么有一次说自己是只小鸟。她不仅仅是在说自己的外表，而是在说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去看她的第一天晚上，她告诉我们化疗成效可能不到半成。即使有疗效，也只不过可能使她的生命延长最多一年半。“我想活到100岁呢，”她说，“我还想看到你和马克斯过得怎么样。”但是成功率这么低，延长生命的时间这么短，她不确定值不值得进行化疗。
我告诉她我希望她重新考虑。一年半的时间里，医学很可能会发现别的治疗方案。但是我告诉她我会尊重她的决定。我说这是她自己的身体，她自己的生命，她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想她需要我们告诉她：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她多活一些时间，但是一切还是由她做主。几分钟后，她决定接受化疗——用她的话说，接受她的身体被核轰炸。
两天后，她开始了化疗输液。她恢复了幽默感，不再那么悲伤了。化疗的副作用至少要在一周后才会显现出来，所以她利用这段时间和妹妹迪莉娅加足马力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创作一个电视试播剧本。晚上，尼克会带来Shake Shack的甜品和古巴或是中餐馆的外卖。我们一起看HBO的电视剧《遏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宾吉·厄尔班（Binky Urban，母亲的好友兼出版代理）、肯·奥莱塔（Ken Auletta，《纽约客》的撰稿人）和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她的老友，《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不时前来探望。靠着母亲强大的意志力和少剂量的类固醇，剧本在化疗结束前顺利完成。
一开始的情况令人鼓舞。虽然病情没有好转，但是母亲的胚细胞不到20%。而这个数字被认为是白血病的确诊门槛。可是，一个半星期后，母亲却得了肺炎。她的医生解释说，母亲进行的这种化疗会使身体在大概三周后产生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可以帮助身体抵御感染。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每天都不同。晚上，她还会有心悸。这一切让我们大家，包括母亲，都无所适从。
我们只能等待。
在等待中，母亲不时地需要使用吸氧机；在等待中，她渐渐失去了胃口；在等待中，她的头发大把脱落。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没看到她为掉头发而哭泣。我相信哭泣是因为还抱有希望。但是现在母亲却显得有些麻木。
母亲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每个星期她都要去理发店里吹头发。她精心化妆，衣橱里塞满了普拉达和阿玛尼。有一次她意识到自己因为年龄偏大不再适合穿在巴黎买的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设计的一件昂贵的裙子，那可真让她伤心。
她爱上了一个和她一样对仪表吹毛求疵的男人并嫁给了他。即使是去医院探望患病的妻子，尼克每天的着装还是无可挑剔。他穿着别致的休闲裤和好看的软底鞋。通过精心着装，尼克是想告诉母亲：一切正常，他没有放弃希望。在母亲年轻的时候，她虽然可爱，却谈不上美丽。很多男人婉拒了她的爱情。秉着“万事皆文本”的原则，她没有在写作中回避这些经历，但却把它们变成了富于喜感的桥段。但是私下里，爱情让她心碎。直到尼克这个品行高贵的男人出现。他让母亲觉得自己不但谈吐风趣，外表也同样让人心动。
可是现在，她失去了头发，卧床不起，连去洗手间都要护士协助。这是她失去尊严的开始，这种死法可谈不上“舒适”。
接下来的那些天，谈话变得越来越困难，沉寂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些远离父母的儿女通常会因为没能陪伴父母临终时日或是赶到最后送别而内疚。但是每天陪护着患病的母亲让我感到另一种伤感。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回避一些沉痛的话题（这些话题肯定是有的）。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每天呆在医院里，我没有新的新闻八卦向她汇报，没有新书新电影与她探讨。我甚至相信，如果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霍尔姆斯(Katie Holmes)早一个星期宣布他们分居，我们或许能让母亲多笑一个晚上。
6月18日（2012年——译注），也就是母亲入院四个星期后，公众剧院举行了为“公园里的莎士比亚”项目筹款的一年一度的义演活动。十多年来，母亲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晚会，这个活动对她来说标志着夏天的开始。经常，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会下起雨来。人们会撑开雨伞，等待雨停。雨水并不会扫兴。在母亲情有独钟的城市里，她最喜爱的公园在这个夜晚里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森林。
义演的前一晚，母亲虽然能够下床，却不能说话。她写下了那一年里她邀请跟她同一桌参加活动的朋友们的名字，并帮我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顺序。那天晚上，当我赶到中央公园时，我发现事情一团糟：有两位客人不能来；到场的客人有的知道她在医院却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有的则完全不知情，当我告诉他们母亲和尼克不能出席活动时，他们显得非常诧异。
我完全不知所措，甚至都忘了告诉侍者把那两张空椅子从桌前挪走。我无助地坐在那儿，在桌下拧着双手，尽量回避着十多位客人关切的目光。他们突然猜到了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出于礼貌，不好意思询问。
回家后，我对我的失态耿耿于怀。虽然这只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我多么无能啊。母亲是纽约最成功的社交女主人之一。我在她身边耳濡目染差不多34年，却不知道怎样得体地让侍者拿走两把椅子。很显然，这些年来我没有足够用心，到现在母亲快要去世了，我连她交付我的一件小事都做不好。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她是否有预感死亡即将降临？她是否知道她再也不能从病床上起身？
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在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差不多都在医院里陪伴着我们。他说：“她一定知道。我很确定她一直清楚得很。”
我却不那么确定。
毫无疑问，母亲做好了临终的安排。去年春天，当她的血球计数显示病情恶化时，她重写了遗嘱。她在电脑上敲出了告别信，并且写下了死后的愿望：在家里举行一个聚会，来宾享用香槟和威廉·普尔餐厅(William Poll)的黄瓜三明治；几天后再举办一个告别仪式，她甚至还列出了致辞者名单。用一句话概括她的指示，就是“早完早了”。
尽管如此，当她时日不多时，她仍旧不愿公开承认她的病情严重程度。去世前五天的一封电邮里，她这样写给她的电影代理人布莱恩·劳德(Bryan Lourd)：“你能想象到我是多么悲伤地向你告知我得了白血病。初步的检测结果并不乐观，但是好转的希望还是有的。”
在她昏迷不醒前的那个周末，杰里·格鲁普曼（Jerry Groopman，癌症专家——译注）从波士顿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告诉母亲她的癌症已经进入晚期——如果她想知道的话。但是母亲没有给专家回电话。
还有她和马克斯的对话，她说：“我还没死呢。”
在《我不喜欢我的脖子》里，母亲这样写到60岁生日：“拒绝接受现实是我多年来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拒绝接受现实是我的信仰。在我看来，捱过这种生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不去想它。”
我有点想相信她在临终时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拒绝考虑死亡表示她直到死前还存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她太过于悲伤，不想和我提起死亡这个话题。或是我太悲伤，不想和她谈论这个话题。
6月24日是个礼拜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母亲差不多一下午都坐在病房前部的一张沙发上，和马克斯做填字游戏。宾吉、理查德·科恩以及科恩的伴侣莫娜都在。艾米（母亲的另一个妹妹——译注）和她的丈夫艾伦也来了。“我们正要去古根海姆，”艾米说，“你要我们从外面给你带点什么吗？”
“好啊，” 母亲说，“给我带幅德·库宁(de Kooning)的画吧。”（威廉·德·库宁， 出生于荷兰，美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译注）
另外她还想要一个菠萝奶昔。于是马克斯从依麦克-博利欧(Emack and Bolio’s)甜品店买了新鲜菠萝做的奶昔回来。但是母亲对奶昔有自己的看法。别的甜品需要用新鲜水果制作，但是奶昔用罐头菠萝做出来却会更好吃。都乐的罐头菠萝就能搞定。
“出院后，我就回家用罐头菠萝、菠萝汁和香草冰激凌做个菠萝奶昔。喝了它我就可以去死了。”说“死”的时候母亲好像在充分体味这个字的含义，“能这么死那真是太好了。”
这一天我向她坦白了一些心事。她躺回床上后，我告诉她有时我会想，如果她不在人世，我是否还能够写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写作的意愿。她告诉我我会继续写下去，因为写作是我的天赋。她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她都希望我和马克斯能做出一些成就好让我们偶尔会说：“哇，我真希望妈妈能看到这个。”
我们看着窗外的第59街大桥，试着把所有连接曼哈顿与外界的大桥都数一遍。布鲁克林大桥，威廉斯堡大桥，昆士博罗大桥，特里博罗大桥。我们数到一半的时候她睡着了。
星期一，尼克打电话说头一晚母亲又遭了不少罪。我赶到医院，母亲又在验血，结果都很糟糕。她的血液里充满了胚细胞，可是连一个中性粒细胞都没有。
几个小时后，她的意识开始时有时无。我们轮流握着她的手——迪莉娅，马克斯，我，艾米，然后是宾吉，然后是理查德。尼克坐在她的床边啜泣。
“进，出，进，出，”她一边朝窗子挥着手一边说道。接着她说：“这就到头了。”说这话时，她的口吻半是询问半是陈述事实。稍后，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她一生里唯一的她不确定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刻。
我开始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他们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很抱歉没有更早地告诉他们。朋友们都很吃惊和困惑，但是都很大度地接受了事实。
我告诉他们其中几位，母亲希望他们在她的告别仪式上致辞。母亲写下了这个遗愿，而且要求他们每个人致辞不超过五分钟。
一遍又一遍，他们对我说：“你一定很难过。”但是打这些电话没有让我难过，反而奇怪地给我一种美好的感觉。这些朋友对我讲起母亲给过他们的绝妙建议，她写来的令人感怀的邮件，但她有的时候也很惹人烦。这都是些有意思的轶事，是母亲真实的一面。
在我打电话时，马克斯脱掉了他穿的正装衬衫想喘口气。他的两个胳膊上布满了纹身。多年前，母亲看到了马克斯一只胳膊上的纹身，反响不佳。所以马克斯去纹另一只胳膊时，他决定再也不给母亲看到。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穿短袖衬衫。
“哇，马克斯，你的纹身好酷啊，”宾吉说。
“嘘！”马克斯对她笑了一下。
母亲睁开了双眼。
“妈妈，我真抱歉去弄了这些纹身。”
“你。才。不会，”她耸了耸眉毛，好像虽然气恼却又无可奈何。然后她又陷入了沉睡。
©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