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好像读过好几次总结摘要了,还是第一次把全书找来看. Jared Diamond 写书如写学术论文,差不多读个摘要后就是反复论证,但是我还蛮喜欢看考古方法, 各种测碳确定年代的手段,观察某时期某部落的饮食成分,什么虫子窝里有各种植物种子可以研究出某年代有啥物种.树木年轮可以推测出每个年份旱涝降雨量.都很有读福尔摩斯般的乐趣.崩溃开篇儿讲的不是古文明而是蒙大拿, 分析当地经济衰退和奇怪现状的形成, 好多问题是其他州也有的, 刀刀见血更加揪心.
他提出的五点框架是：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对某个社会来说不一定非常重要。第五点因素——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
先说蒙大拿,传统的林业缺乏竞争力,因为天冷,长得不如其他林业州快,矿业对环境有害,造成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农牧业同样不景气,一方面牛奶多年没涨价,另一方面本地风景优美,很多人退休来定居,有钱人买牧场,地价飞涨,农民无力扩张农场,只能守着不赚钱的小农场,或者卖掉农场退休. 听上去很熟悉吧？
再说说蒙大拿本地人对政府的态度，大西部垦荒者传下来的态度就是：反政府。极端保守。独立自主。离得大老远的联邦政府管我P事。甚至拥枪自立，拒交联邦税。实际上，他们拿很多联邦钱，每上交一块钱联邦税就得到一块半拨款。他们反对政府监管，反对一切法规，我的土地我做主。结果就是没有任何建筑规范和土地使用限制。结果呢，越来越多外地人搬来定居，农场被地产商买下变为住宅。他们深爱的景色逐渐消失。
现在蒙大拿本州真的不出产什么，靠联邦拨款和外地人带来的资金和消费维持。但是这些因素在不可避免的逐步伤害最初吸引外地人的自然环境。如果有天外来输入终止，这个州的命运是什么？没有答案。
我想到美国。美国吸引移民的是什么？多样性。“民族熔炉移民国家”的美国梦。你只要够聪明够努力就会成功，不管你是谁.upward mobility. 不看出身. 美国吸引投资的是什么?在世界第一大国武力威慑和世界警察名誉维持下的美元霸权. 这有几分真实? 如果按时间轴画个函数图, 一定看得到下降的趋势. 如果开始迫害移民，抽回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投资和移民的主力打破幻觉，停止流入, 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抽干燃料.届时嚷嚷We want america back 的人, 会发现他们的列车,并没有轻装前行,而是出乎意料的停了下来.
维京人来到冰岛和绿岛
－－“天气太冷了，所以他们死了”（考古学家托马斯·麦戈文所言）
这几章也读得我的心瓦凉瓦凉的。我去冰岛玩过以后对这个国家很有好感，经常哼哼唧唧的说打起核战可以躲到冰岛去，离欧美大陆都远，地热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广人稀，农牧产品自给自足，人民教育程度高，脑子清楚有骨气，符合一切我对世外桃源的想象。当然天气和就业机会是差点，太平盛世我不愿意去住，到了核战的地步也就顾不得。
这些想法太天真。所以不读历史是不行的。冰岛的地理条件决定它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维京人刚到冰岛也跟我一样，开心的发现这里气候温和，绿草如茵，森林茂密，土壤肥沃，非常像老家挪威，太赞了！马上掳起袖子大干特干改造环境，把树林子都砍了露出草原养牛羊！木材用来炼铁打船！
谁知道这里的土跟挪威看上去一样其实不一样，挪威老家放牧牛羊，在这里吃完草去那边吃，这边草哗哗的又长起来了。火山灰构成的土壤营养丰富，但是特别轻特别细，风一吹雨一打就流失。这里还是一个风大冰多的地区，经常刮大风，每年春天冰融都要哗哗的流向大海。植被从上一次冰河期后十几万年慢慢积累起来的，没了树林，牛羊再把草皮吃光，水土流失马上及其严重。就秃了。只好继续砍树制造草原。树林子砍一片少一片，冰岛也秃了。
自从人类定居，冰岛有一半原生土壤流入了大海。。。。这就是为什么全冰岛几乎看不见树。（我曾见过寥寥数次小树林，都是过去五十年种的。）中世纪后期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天气变冷，农业收成少，冰岛经常闹饥荒。火山爆发一下，有毒的灰尘就会落进家禽饲料毒死一批。严重的一次是1783年拉奇火山爆发，岛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被活活饿死。冰岛农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扎堆配额控制放牧数量和范围，靠捕捞鳕鱼出口补贴经济，艰难的熬了过来。在贫困和动荡中挣扎了好几百年之后，二十世纪初，冰岛渔业现代化发展壮大，终于混进了发展国家行列，不再依靠农牧业，迅速城市化，一半人口住在首都，青蛙变王子，灰姑娘变公主，成了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终于明白为什么为了鳕鱼他们不惜跟英国开仗，不惜拒绝加入欧盟。看完我彻底放弃了核战以后躲到冰岛的想法.生态环境太脆弱了, 核战带来随便点什么变化都不知道会如何彻底把冰岛搞垮.冰岛又不是自给自足,需要大量进口物资,三大经济支柱是鳕鱼出口,银行业,旅游业,要是全球萧条没人吃鳕鱼没人来旅游没人存款. 没有对外贸易, 冰岛很快会崩溃的.
格陵兰名不符实，比冰岛还冰。冰岛SAGA里有个著名人物挪威人红发诶里克,跟人打仗打败被逐出冰岛，带着儿子跑出去,发现了一个冰雪覆盖的岛,为了吸引更多殖民者前来,起了个假广告作用的名绿岛GREEN LAND. 事实上格陵兰只有西海岸有两小片地气候温和绿草如茵能放牧，叫西聚落和东聚落 格陵兰的气候在严寒和温和之间摆动，每次周期都是几百年，所以人类数次来到这里，落脚，生存了好几百年，后来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猎物减少，死光了。维京人坚持了四百年，因为严峻的自然环境，他们不得不分季节饲养牲畜和捕猎陆地和海洋动物，夏秋放牧打猎挤奶，冬天人吃乳制品和存下来的肉类，牛羊吃存下来的干草，熬到春天青黄不接之际，捕猎迁徙回来的海豹， 这样才能活下去。格陵兰的维京人崇尚神权，社会阶层分明，权力集中，挪威派来神父，权贵和神职人员严格的维持着欧洲人的身份，连衣服和葬礼都亦步亦趋的跟随母国挪威。他们控制大量土地度放牧， 还掌控着船只与欧洲的贸易，喜欢把人力物力投入狩猎出口商品海象牙和北极熊毛皮，跟欧洲交换彰显身份地位的东西，如权贵家庭用的奢侈品、神职人员的祭服和宝器，教堂用的铜钟和彩绘玻璃。 而不是用来多进口一些铁，少进口奢侈品，多派一些船只前往马克兰获取铁和木材，向因纽特人模仿或发明新的造船方式和狩猎技能。但是这些创新会威胁到首领的权力、声望和特权利益。因此在严格控制、相互依赖的维京社会，首领们不希望看到上述创新成真。
过度放牧导致自然环境被破坏，西聚落比较小，在一连串的灾年里所有人在春天陆续饿死和冻死。东聚落比较大，小农场没吃的，农民开始往大农场挤，神父和首领的权威控制不住饥饿的暴民，暴民抢着把牲畜宰杀吃光，然后大家都饿死了。
最后作者凉飕飕的说
总而言之，维京人的社会结构制造了权贵的短期利益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首领和神职人员的价值观最终被证明是有害于社会的，虽然这一价值观无论有利有弊，都已深深成为社会的根源。格陵兰维京人成功地创建出一个独特的欧洲社会，并在欧洲最偏远的一隅生存了450年。我们现代美国人不应该马上就给这些维京人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要知道他们在格陵兰生存的时间长过我们这个英语社会在北美生存的时间。在维京社会最终濒临崩溃之时，首领们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已没有任何追随者，而特权赐予他们的最后一项权利就是成为最后一个饿死的人。
人口人口人口的马尔萨斯理论
卢旺达大屠杀能用马尔萨斯理论解释么？戴蒙德详细分析当时卢旺达人口增长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危机，历史仇恨，政治集团之间竞争白热化，用仇恨煽动来夺回权力。人口稠密并不一定导致大屠杀，他列举几个其他国家，比如荷兰和多种族的比利时，人口密度都高于卢旺达。甚至孟加拉。 二战期间的德国和70年代的柬埔寨，人口密度不大，但是具备了其余几个条件，也发生了了种族屠杀。但是卢旺达屠杀的惨烈，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压力，马尔萨斯的最坏情境的不幸的案例。
人口控制的成功例子是蒂科皮亚岛。这是个小岛，他们认识到岛上的生产力无法供给更多人口，自觉的进行人口控制零增长。他们避孕，堕胎，杀婴，自杀, 出海, 战争. 他们意识到猪吃的多产肉少，十七世纪初做出重大决定宰杀岛上所有的猪。 在一个小小的岛上，酋长捍卫传统而并无绝对权威，决定由下而上集体达成，所以在封闭有限的环境里，也适应各种变化，成功生活了三千余年。
说到人口问题怎么能不提中国，他盛赞了中国领导人雷厉风行推行计划生育的成果，忘了提中国有人口问题全是因为毛主席淳朴的农民价值观鼓励多生。接着一一讨论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耕地流失、沙漠化、湿地消失、草原退化、人为自然灾害规模的扩大、过度放牧、河水断流、土壤盐碱化、土壤侵蚀、垃圾堆积、缺水以及水污染。然后指出即使中国不与外界来往，停止通商与旅游，鉴于中国辽阔的面积和庞大的人口，光是排放到海洋与大气层的水和空气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哦，这本书写于2005年，十一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我们只能祈祷有魄力的中国领导人英明了。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不仅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摇摆不定”。对此，我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讨论过，中国的海岸线相对平直，没有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大型半岛，也没有不列颠和爱尔兰那样大的岛屿，主要的河流大多平行排列，由西向东。因此在公元前221年，中国核心疆域已经实现了大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统一局面。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从未达到政治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
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中国仍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等国的领导人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减少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98年发出禁止砍伐森林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
理性和记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这又可以分好几步。我看的比较触目的是
第二阶段：没有察觉已经发生的问题。常常是缺记性。人的记性有限，尤其是缓慢发生，上下波动很大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察觉到已经发生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上下波动很大。当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全球变暖。我们已经知道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主要是人为引起大气变化造成的。然而，全球气温并非每年都比上一年升高0.01度，而是上下起伏，每年都不一样：某年夏天气温比上一年高3度，次年夏天又升高2度，下一年的夏天则下降4度，再下一年夏天又下降1度，接下来的一年升高5度等。由于这种变化上下波动大，且无规律可言，必须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去除种种干扰信号，才能得出每年平均上升0.01度。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大多数气候学家还在怀疑全球变暖一说的真实性。即使在我提笔写下这几句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仍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提出我们应该对此做更多的研究。中世纪的格陵兰人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他们无法确定气候是否正在越变越冷；同样，马雅人和阿纳萨兹人也判断不出气候是不是变得更为干旱。
政客们常用“悄悄变化的常态”一词来形容隐藏在干扰信号后面的缓慢变化。如果经济、教育或交通等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我们便很难察觉到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常态”的标准也在不知不觉间有所变化。这种斗转星移的变化总要等几十年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今非昔比，而习惯的常态已经大不如前。
另一个和“悄悄变化的常态”相关的名词是“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50年后人们已经不记得当初的样子。例如全球变暖导致蒙大拿的冰川和雪地慢慢融化（参见第一章）。在1953年和1956年，少年时代的我去蒙大拿的大洞盆地过暑假，此后直到42年后的1998年，我才再次重访这个地方，而且每年都来。在我少年时代关于大洞盆地的记忆里，即使是盛夏，远山也永远是白雪皑皑。我还跟两个朋友在一个周末爬上梦幻般的雪山。由于42年来我再没见过在上下起伏的气温中渐渐消融的夏雪，1998年，当我重返大洞盆地时，发现白雪已经快没了。到了2001年和2003年，则完全消失殆尽。我问住在当地的朋友是否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几乎都没觉察到这件事。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只和前两年作比较，“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使他们很难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景象。这种经验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很难注意正在发生的问题，等到发现时，一切都已太晚。
我认为“景观失忆”能够部分回答我那个加州大学学生的问题：“复活节岛民在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会说些什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突发的变化：这一年，复活节岛上还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棕榈树，岛民们吃它的果实、用它酿酒，也利用其树干来运送并竖立石像；而下一年，由于岛民的愚蠢行为，岛上只剩下一棵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复活节岛上的森林年复一年地发生变化，可能微小到难以察觉，今年在这里砍倒几棵，而在荒芜的园地可能又长出几棵新的。只有当最年长的岛民回忆起小时候的景象时，才会发觉其中的变化。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无法想象父母讲述的林木参天的景象，就像我17岁的儿子无法理解我和妻子口中40年前的洛杉矶的样子。年复一年，复活节岛上的树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当最后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棕榈树被砍倒时，这种树早已失去其经济价值。岛民们砍伐的棕榈树苗一年比一年小，慢慢也开始转向灌木，没有人注意最后一棵棕榈树苗是什么时候被砍倒的。在那时，已没有人记得几百年前岛上曾有一大片极具经济价值的棕榈林。反之，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由于森林砍伐的速度过快，所以幕府将军能够较为容易地察觉景观的改变而及早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自私的理性。明明对大众有害，摊到不计其数的大众头上，每个人只有一点，不足导致反弹。所以在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下，‘理性’的结论是因应该损人利己，滥用公共资源。再比如当权的决策者不必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图谋私利，无视其行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
在我看来，解决第二阶段的有效手段是科学和教育。科学的记载研究，能延伸我们的记忆，排除杂乱的信号。教育能让大众接受科学的结论。解决第三阶段的有效手段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奖惩机制，来控制个体的‘理性’行为。虽然难，并非不可能。
但是最后一条就很难解决了。灾难性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本身也许并无对错之分，甚至在某一时期是这个社会得以成功的关键。记得农民出身的毛主席深信人多力量大么？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一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错到底”、“木头脑瓜”、“拒绝从负面信号下结论”、“智力停顿或迟钝”来形容这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心理学家们则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如果我们已经为一个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
我最近经常想这个问题。川普选民和我们，谁的价值观是对的？ 我总以为种族歧视、憎恶同性恋、轻视女性是错的，已经在被历史抛弃的路上，无需多想。但是现实结结实实扇了左派一巴掌。NOT YET， NOT NOW。左派不控制美国。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必然会进入新的纪元。但是新的纪元一定是更好的么?对川普选民, 那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他们几乎肯定自己不会过得更好, 正在紧紧抓住仅存的现有.我们以为他们受骗了。其实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代表自己核心价值观的领导，赌上一赌。现代世界还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们深深信仰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不合时宜。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对英国的身份认同等传统，最后在偏远（除新西兰外）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渐渐承认他们尊崇的价值观也有不好的一面。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卢旺达人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形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我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第一世界的国家们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说。
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徒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也决定情愿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后，维京人输了这场赌博。当五个东欧小国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在1939年到1940年间，浴血奋战，最终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败仗，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的选择最明智呢？谁又能预言只有芬兰才会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左派的那套‘进步’价值观，在长期就一定会胜出么？我对此也抱有怀疑。最近我经常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切顺利发展，最好的情况发生，我们避免了核战和全球变暖的灾难，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一些人的灾难，另一些人的幸运
这回到了另一个贾蒙德喜爱的问题：农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灾难还是幸运？对人类整体来说，农业使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物资可以产生分工，社会阶级分化，更先进的文明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对每个人类个体来说，虽然从此吃饱穿暖不成问题，生孩子更频繁，看似生活水平提高，但是饮食均衡变差，吃的都是空洞廉价的淀粉类，家畜带来病菌，从此身高变矮，体质变差，绝大部分沦为成天劳作的农民和拼命的战士，然后被少数贵族统治，好像又未必好了。
我继续发散的想：工业文明同样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痛苦蜕变。虽然物质极大丰富，农民失去土地，跑到城里当工人，生活环境一下变得很差，从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变成了流水线上一颗螺丝钉，失去许多谈判余地。就英国来说，城里居住环境和工人待遇的改善，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经过很多努力才获得。工业文明的赢家，肯定不是那些失去原有生活方式的农民。
我们正在一个新文明的开端。当这个文明看上去注定打算要淘汰你，你该怎么办呢？是沦为街边的乞丐等着残羹剩饭，还是干脆跳起来打翻桌上的盛宴？当川普的选民看见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恢复，而自己日渐被挤压到乞讨的边缘，他们选择了掀桌子。
我听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如何改变未来的讨论。如果说对环境问题有什么乐观的看法，我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增长模式。人口问题是所有环境问题的根本，人一少，环境压力缓解，一切迎刃而解。到现在为止，农业社会的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工业社会的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和消费者，所以人口的增长一直起了引擎的作用，驱动着资本的增长。但是也许很快，人类就不再按这个模式增长了。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早已脱离对更多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资本再摆脱了每个人消费能力有限的诅咒，无限的卖给有限人口，就像iPhone成功的敦促我们每年换手机，那么富人就真的不再需要穷人。我也很难想象他们会那么好心的像好莱坞电影的未来社会一样千方百计把穷人圈养起来，又要军事镇压又要弄出什么竞技比赛麻醉穷人，简单的把各种社会安全网一撤，教育机构一关，让穷人都死绝了不就完了嘛。wait a minute.....this might actually be happening....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文明前夕，劳工阶层和巨富阶层神奇的殊途同归达成一致，只有我们中上产知识分子们哼哼唧唧抱着‘人人生而平等’，民主是一人一票，life ,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之类的左派核心价值观不放，也许过时的是我们也未可知。
大数据大毁灭 (对不起实在想不出优雅翻译 weapon of math destruction)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disclaimer: 我跟本书作者凯瑟琳奥尼尔泛泛认识，交情不深，不是推销朋友产品。
说人类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很多人想到的是自动驾驶车，社交网络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制造每个人自己的小泡泡，VR， 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有多少人注意到，许多日常生活决策权悄悄从人转到量化模型？量化模型又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悄悄的定型社会？更糟糕的是，因为模型不透明缺乏反馈，有缺陷的模型往往有巨大的杀伤力而无法修正。
卡瑟琳奥尼尔本人是数学系出身，曾经在金融业做过买方投资模型和监管风险控制模型，继而在线广告公司当数据科学家。对各种数学模型应用的观察越多，她就越觉得必须敲响警钟，辞职调查研究写书。她本人的progressive价值观贯穿本书，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她的观察分析是我看过批评现有数学模型应用报道中最客观到位的，不得不说跟她本人是数学家有关。也许因为她做过教授，解释数学建模深入浅出，相信一般人也可以看得懂，有助揭开神秘黑盒的面纱。
枪炮, 细菌, 钢铁 Guns, Germs, and Ste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