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在小说《留情》中这样写道，「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这句话，用於张爱玲母女间的感情，也正合适。张母黄逸梵，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留洋的先驱女性之一。她出身名门，优雅美丽，社交广泛，又敢於走出封建婚姻，远赴英伦。她到巴黎学画，与徐悲鸿丶常玉为友；虽是三寸金莲，却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滑得比天足的小姑还要好；又在马来亚侨校教过书，在印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姊姊的翻译，「都很过瘾」。她的一生，过得比张爱玲更为精彩。张爱玲从小以一种仰望的姿态深爱着母亲；但母女相处中诸多琐碎的难堪，犹如华丽睡袍上的蚤子，令她一生不曾释怀。
一九五七年，黄逸梵在伦敦病故，身边无一至亲。六十二年过去了，张家或黄家，从未有人去伦敦的墓地寻找或探望过她。曾经她那些英伦的友人，交情或深或浅，皆早已零落散去，不知所踪。黄逸梵静静地，栖身在伦敦一座古老的墓园里，一直无人问津。
几经周折，我终於在不久前找到了黄逸梵的墓地，前去拜访这位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传奇女子。正是人间四月天，黄昏的暖阳落在墓园前马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上，恍惚是黄逸梵年轻时住过的上海法租界。我来到墓园最深处的玫瑰花园，在刻有黄逸梵名字的小小的石碑前默然良久。这位独立而勇敢的传奇女子，一个人在这里，这麽多年了。她应该不曾想到，会有人穿过时光的尘埃寻觅她的芳踪。我把带来的一束白玫瑰，轻轻献上。若她泉下有知，或能有一丝丝安慰。
20190807-黄逸梵在纪念花圆墙上的石碑。（石曙萍提供）
我与黄逸梵结缘，始於几个月前。《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余云与记者林方伟，十几年来一直追寻黄逸梵在南洋的踪迹，终於在今年一月找到了黄逸梵生前在马来亚教书时结识的闺蜜邢广生老师，并从邢老师保存的书信中得知黄逸梵在伦敦的住址。我因受馀云之托，得缘走访黄逸梵生前居处，後来也寻获了黄逸梵的入籍证书丶死亡证书丶遗嘱，并找到了黄逸梵长眠的墓地。张爱玲母亲晚年在伦敦生活的踪迹，一点点出土重现。
一丶 入籍证书：「女工张逸梵」
黄逸梵曾前後三次赴英，生活了前後十三年，最後在伦敦病故。
一九二四年黄逸梵陪小姑张茂渊赴欧。「她终於藉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一九二八年由英国返回上海。《对照记》图六张爱玲这样写到：「我们抱着从英国寄来的玩具。他带着给他买的草帽。」文中没有注明年分，但张爱玲姊弟的样子，看起来不过三丶四岁，应该就是一九二四年黄逸梵赴欧不久後的事。《对照记》中图十三是黄逸梵，张爱玲在下面注明说：一九二六年在伦敦。可见，黄逸梵第一次出国应该是英国。期间可能也去了法国旅行，《对照记》图十一的文字又提到她去过瑞士滑雪。
一九三二年，黄逸梵只身到法国。一九三三年徐悲鸿夫妇第二次到法国时，与黄逸梵同住在巴黎第十五区的一幢楼。双方是早前在南京相识的故友。蒋碧薇在《我与悲鸿》中回忆，自己曾在夫妻闹矛盾无处可去时，在黄逸梵屋中过了一夜。此次到法後，黄逸梵到过英国的线索目前所知只有一次。二○一九年一月四日的《每日头条》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你还能记起几位》一文显示：一九三六年春，黄逸梵曾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员的身分，参加「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英伦中国艺术展览会参观团」，到伦敦逗留过六天。除了中国艺术展览会之外，黄逸梵还和其他会员一起，参观了多家博物馆丶画廊丶私人藏家以及英国皇家美术学会。同年底，黄逸梵从法国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黄逸梵一九三○年中叶在法国时期的照片，出现在今年一月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展。（石曙萍提供）
一九四八年，黄逸梵到吉隆玻，於年底重返英国，原因之一是英国有良好的福利制度。这次抵英後，黄逸梵长居了九年，直到一九五七年离世。
黄逸梵在英国的生活一向鲜为人知。我从英国的国家档案馆开始查找。最先找到的，是黄逸梵的英国入籍证书。我惊讶地发现，上面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首先，黄逸梵入籍的名字是Yvonne Chang（张逸梵）。其次，上面写黄逸梵的出生年分竟然是一九○五年。再者，黄逸梵填写的父母名字并非完全属实。最後，入籍证显示她的职业为machinist（机械女工），住址却是伦敦肯辛顿区一处高尚住宅区。这都是为什麽？一张入籍证书，疑团重重。
黄逸梵於1956年8月27日加入英国国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入籍证书上，她的姓名一栏写着：Yvonne Chang（张逸梵），曾用名Yvonne Whang（黄逸梵）。当时，距离一九三○年与张爱玲父亲张志沂离婚已过去整整二十六年了，她却还在官方文件里自称Yvonne Chang（张逸梵）。在一九三○年的上海，女方主动提出离婚，并果断地请了英租界的洋人律师办理，是非常大胆而前卫的事。用九莉的话来说，「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当然，这与黄逸梵有足够的陪嫁和分得的大批古董有关，更与她超出同时代人的先锋意识有关。但这样一位现代娜拉，为何拖拖拉拉二十六年，仍对张太太的名分恋恋不舍？
保留夫姓，是因为内心对前夫一直馀情未了麽？我们在《对照记》图三的文字中得知，张爱玲後来收到的遗物中，有一张黄逸梵收存的前夫照片，大约是张志沂在直奉战争时寄去给首次出国的妻子的。张志沂并不想离婚。在张爱玲的回忆中，父亲始终对前妻怀着柔情。黄逸梵也并不那麽绝情，离婚前帮丈夫戒了毒瘾，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离婚後也是相当通达大方，告诉张爱玲不要恨父亲。记者林方伟在《传奇的传奇──五封信解码张爱玲之母异乡晚景》中提到，黄逸梵曾这样劝说邢广生：「如果有合适的人和你同志，爱你的才，不是爱财，那就千万别怕人言，还是结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这样看来，晚年的黄逸梵还是向往婚姻和家庭的。但言辞之间，并无对当年离婚的悔意，只透露出因「自傲」而曾错过姻缘。若是这样，她也没有理由一直保留着「张」姓，称自己为Mrs. Zhang（张太太）。
这个费解之谜或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蕊秋到香港的一所教会学校看望寄宿的盛九莉：「亨利嬷嬷知道她父母离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认离婚，所以不称盛太太，也不称小姐，没有称呼」。天主教徒不能离婚，因此身在英国的黄逸梵沿用夫姓，或以此缓解与周围人交往时的尴尬？
另一个谜团是她的出生年月。中国国内的资料显示黄逸梵出生於一八九六年。但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黄逸梵入籍证书上，出生年月一栏却写着：一九○五年二月四日。相应地，她的死亡证书显示去世年龄为：五十二岁。我先收到档案馆发来的死亡证书，以为年龄被算错了，後来看到她的入籍证书才明白缘由。
一九○五年二月四日若是黄逸梵出生的真实年月，照这样推算，黄逸梵在十五岁时就生下了张爱玲。张爱玲的祖母二十三岁才定亲，若母亲十四岁就嫁人育子，为何张爱玲从未在文字中提及？再则，一九二四年时黄逸梵如果是以十九岁之龄做小姑出国的监护人，似乎也显得勉强。
《联合早报》记者访问邢广生时得知，黄逸梵在马来亚时，大家都知道她的年龄：「黄逸梵一九四八年从上海重返新加坡，经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引荐，到吉隆玻坤成女中教书。……两女结识时，邢广生二十三岁，黄逸梵五十一岁。」「……黄看起来消瘦丶憔悴丶疲累，黄在吉隆玻的邻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气死爱美的黄逸梵。」按照年分计算，一九四八年黄逸梵应该是五十二岁。可能邢老师记忆有误，但显然与实际出入不大。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也提到母亲是十九岁时结的婚：「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十九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看来，黄逸梵很可能是到英国之後，才修改了自己的出生年分。 那麽，为什麽黄逸梵要刻意隐瞒年龄，为自己「减龄」九岁？
一九四八年底再度入境英国时，离她上次来英国已十二年了。黄逸梵不再年轻貌美，经济情况也大不如前。难道，她特意修改出生年分，是为方便申请工作及成为公民？本来东方人就比西洋人显得年轻，五十一丶二岁说成四十三岁，也不难让人接受。而黄逸梵如何修改护照上的出生日期，又是一桩悬案。
入籍证书上父母一栏，黄逸梵填写的是「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盛氏及张氏）。这相当令人困惑。黄逸梵父亲姓「黄」，「张」是前夫父亲的姓。为什麽她不填写生父的姓？而她前夫母亲姓李；自己生母姓氏不详，难道姓「盛」？张爱玲《小团圆》里的女主角九莉也姓「盛」，莫非两者有什麽关联？显然，这入籍证书上的父母姓氏有被乱点鸳鸯谱的嫌疑。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黄逸梵「乱凑」了一对父母给自己，很是有些顽皮。
入籍证书是黄逸梵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签署的。英国的移民法令显示，当时在英国住满五年就可申请国籍。黄逸梵却在居住了八年後的一九五六年才成为公民，原因不详。
档案馆同时寄来的，还有一份入籍宣誓书。当时英国法律规定，拿到入籍证後的一个月内必须向女王宣誓效忠，否则入籍证书就无效。於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黄逸梵在离家不远的18 Shepherds Bush Green宣誓效忠，宣誓内容如下：「我，张逸梵Yvonne Chang，曾用名黄逸梵Yvonne Whang，对着万能的上帝发誓，将对伊莉莎白二世女王以及她的後代及继承者忠诚不渝。」宣誓处距离她Upper Addison Gardens的住址步行约五分钟，大概是当时这个街区的地方政府部门所在地。英国内务部遂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宣誓书上敲章，黄逸梵这才算正式注册为英国公民了。此时，离她告别人世，仅剩最後一年光阴。
一九五六年，张爱玲三十六岁，是她赴美後的第二年；也是黄逸梵一九四八年抵英後的第八年。当时黄逸梵身体尚可，还未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八月十四日，张爱玲与赖雅领取了结婚证。两周後，远在大洋彼岸的张母黄逸梵拿到了英国入籍证。
黄逸梵的入籍证上还透露了另外两个重要资讯：
首先是职业。入籍证书注明黄逸梵的职业为machinist，意为机械师或者技术工人。以黄逸梵当时的年龄及体格，操作机器怕是无法胜任，最有可能的是在工厂流水线做制作工人。这并非为了体验生活，也与时尚设计相去甚远。黄逸梵的遗嘱显示，她晚年曾举债度日。一九五○年代的英国刚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出生率下降，战後劳动力缺乏，生活的贫困促使大量女性包括已婚主妇走进工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黄逸梵，这位出生名门的贵族小姐，因为生计，也和很多英国本地女性一样，进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对照记》图十一，是黄逸梵少女时代手执纱扇和婢女的一张合影，下面是一双三寸金莲。配图文字这样写道：「珍珠港事变後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姊姊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我们因此大约可知，黄逸梵在一九五一年曾去工厂做工。可见，一九四八年抵英後，黄逸梵很快就经济困窘，第三年就出去工作了。从她跟邢广生老师的通信中可知，黄逸梵在不同的工厂上过班，时有停停歇歇。
黄逸梵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早年学过洋裁丶车衣。在新马时她专门搜罗了一些珍贵的蛇皮，打算自己设计皮包。《对照记》图十一里张爱玲这样写：「她信上说想学会制裁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後她去新加坡，丢下没带走……她战後回国才又带走了。」而一九四八年，黄逸梵从新加坡到吉隆玻，在坤成女中教书时，所教的课程就是手工──虽说因学历资格限制，但也可见她的长处所在。因此在英做工时，选择去皮包厂，後来也去过制衣厂，而不是其他行业，也可能和她的兴趣相关。
当时年老体弱的黄逸梵，面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能胜任有馀。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致邢广生的信里，她透露了很多资讯。比如午餐时间还可以有精力写信，放工後也还有力气去见朋友。如果做得不愉快，还可以炒了老板鱿鱼。虽然是底层的工人，黄逸梵还是有着一定的自由与尊严。这大概是除了福利好，西方现代文明的又一个好处了。
张爱玲母女，都是非常坚强独立的新时代女性。挟着满箱古董的黄逸梵，在出走後的世界里，一度潇洒逍遥。到了晚年落魄，亦能淡定，自己煮饭洗衣丶找房子丶搬家丶找工作。张爱玲也是在出国後发现了自己的生活能力。从香港赴美的旅程中，张爱玲在写给邝文美的信中，这样描述中途在神户下船时的经历：「一个人乱闯，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麽忽然能干起来，竟会坐了电车满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几角钱，还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极点。」之後在美国，张爱玲这位在上海时连路都不认得的大小姐，更是亲自动手油漆房子丶做衣服丶煮饭丶杀蚁虫，甚至後来长期照顾大小便失禁的赖雅，很有顽强的毅力。只是，与母亲不同，张爱玲从来不曾轻松惬意过，肩膀上总扛着生计的重担，甚至後来为了养家糊口，眼睛出血还在写稿子。偶然看电影丶逛橱窗丶自己动手做衣服，就是娱乐了。在感情方面，与母亲的情人众多不同，张爱玲很是单纯。夏志清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的序言中，充满了怜惜地写道：「……在爱情这方面，张自己从来不采取主动，人家找上门来，她就被感动了。……跟定了一个男人，也就不想变更主意。假如丈夫病了，她就一人咬紧牙关奋斗下去。」
黄逸梵的入籍证书上显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住址：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黄逸梵致邢广生的信，就写於此处。
邢广生回忆说黄逸梵晚景凄凉。她曾拜托在伦敦读书的学生前去探望，学生回来
汇报说：黄逸梵住在地下室。「地下室」，给人印象通常是黑暗阴冷，逼仄狭小。但若正是这处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居所的话，那麽黄逸梵的生活很可能并没有那麽潦倒。这一处房产是相当高级的住宅。即使是地下室，也与我们通常想像中暗无天日的那种有所不同。
从英国大都会档案馆的资料可以查到，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这一整条街，都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由一个大家族购建的高级私人公寓。建造时间在十九世纪中期。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房子结构，这条街的房子都相当上乘。此处在环境优雅的肯辛顿，属於伦敦的第二区，距离肯辛顿王宫只有一·五英里，步行约半小时。而现今全英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Westfield就在这条街的背後，步行四丶五分钟就可以达到。旁边就是开通於 一九○○年Central Line 地铁的Shepherd’s Bush地铁站，交通十分便利。
这条街完好地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建筑面貌。整幢房子有三层，外加一层地下室。每一层有两个卧室。11A是地下室正对着主要街道的一个房间。这样的地下室，往往是旧时大家庭佣人的卧室，或是食品丶煤炭及杂物的储存室。也有人家把地下室整理後出租的。黄逸梵大约就是这样的租客之一。
隔壁12A号的房子正在装修。装修工人告诉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都用火炉取暖。地面层进口处过道，旧时有一个添送煤炭的小洞，通往地窖。上世纪七丶八十年，随着电暖以及煤气的普及，不再需要煤炭，洞口也就都封上了。而储存煤炭的地窖，就在地下室。也就是说，黄逸梵住的房间隔壁，就是储存煤炭的地方。她的房间应该不是很乾净舒适。
11A处在街道平面之下，因房前有专门设计的下沉空间，11A的窗户还是有充足的采光。而且卧室有两个大窗户，面积约三丶四平米，和其他楼层的窗一样宽大。门口还有小小的天井。黄逸梵在遗嘱里提到该处时用的词语是「flat」，也就是说，她当时还可能有独立的厨房及卫生间。另外，地下室有独立的进户门，提供了很好的隐私性和便利。虽然这间地下室并非暗无天日，但因地势低，几乎没有阳光直射的时间，夏天清凉，但冬天会很阴冷。当时伦敦还是雾都，冬季烧煤取暖。但为了节约开支，当时很多人家，都只是在主楼的起居室取暖，楼上房间还是很冷，更何况是下人住的地下室。
黄逸梵第一次在英国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几乎同时，老舍也在英国，他於一九二四年秋抵英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离英到新加坡。根据这段生活经历，老舍写了小说《二马》：「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
一九二九年《二马》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黄逸梵当时正好在上海。马氏父子在伦敦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唤起了黄逸梵的很多回忆。张爱玲在《私语》里这样写道：「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
当年中国人被歧视，不容易在伦敦租到像样的房。小说《二马》中写为了帮中国人租房，伊牧师对温都太太陪足了笑脸，房租也比市场价给得高。一九二四年老舍在亚非学院任教的薪水是每年两百五十镑，後来才提高到三百镑，每周约五·七镑。亚非学院离大英博物馆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但老舍没住附近，而是与一位洋同事在肯辛顿区的31St.James Garden合租了一间房。一人出房租费，一人出伙食费，这才在经济上得以勉强应付。
不知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间，黄逸梵住在伦敦的哪一个区。但以她的家境和性格，应该不会和学生去扎堆住在脏乱差的唐人街，也不会去大英博物馆後面的小房子，和嫌弃中国人的房东挤在一起。黄逸梵向来讲究房子地段和结构，在上海时她住的爱丁顿公寓丶白尔登公寓，都是地处法租界的高级西式公寓。因此也不难理解，一九四八年黄逸梵重返伦敦时，会在肯辛顿区租房。而奇妙的是，黄逸梵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房子，与老舍当年在伦敦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步行只需十分钟。
学者王赓武的父母当年在伦敦与黄逸梵私交甚密。在记者林方伟的访问里，王赓武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伦敦的房租是每周五英镑。而当时黄逸梵周薪七镑，虽比一九二四年时老舍的薪水要高很多，但若房租五镑，她每周仅剩两英镑做生活费和交通费，经济应很是拮据，也难怪她需要举债度日。
最初租房时，黄逸梵可能经济尚可，因此讲究房子地段与隐私等。後来窘迫时，她大可搬家到更便宜些的区，但她显然宁愿借债，也不愿更屈就。贫穷的生活，并没让黄逸梵自怜自艾，相反，她的内心依然怀着梦想，充满了生命力。一九五七年黄逸梵已经举债度日了，但在给邢广生的信里，她竟提到想要在伦敦开一间中国咖啡馆。这与《小团圆》里的蕊秋甚为相似。一无所依的蕊秋曾对九莉说：「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大概是从小良好的家境，或如她所说，血液里湖南人的勇敢，给了她这份行到水穷处，依然自内而外的从容平和吧。
我前後去了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六次，都未遇见屋主。四月时又去了一次。六十多年前的那位黄小姐依然不在家，街道两边的樱花正开得热闹，一树树是嫣然的春。风吹过来，落英缤纷，满地是失落的往事。隔壁十二号的房子，爬满了紫藤花，是当年黄逸梵从11A出门，一上台阶举头就见的风景。
这套房子正在英国知名的房产交易网站挂牌出售，里面有两个卧室丶一个客厅丶一个卫生间及厨房。目前这个套房的估价是七十五·八万英镑，租金是每月两千镑。我从门上狭小的投信口张望，看得见门後是走道，左边应该是卧室，也就是11a 当年卧室所在地。右边是洗手间和厨房，尽头是客厅。客厅非常明亮，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看得到前院修长的竹子。当年黄逸梵租用的，应该是11A的一个房间，客厅是原来11B的卧室，如今打通了成为客厅，看起来宽敞舒适。
门後走廊的墙上挂满了照片，是一个可爱的西洋小女孩。当年黄逸梵住在这里时，不知墙上是否挂着张爱玲侧颜浅笑的那帧照片。上海康定东路八十七号的张家老宅，如今已变成一个社区文化中心，保存着一个纪念张爱玲的书房，墙上就挂着那帧照片，是黄逸梵出国前挑选带走的。张爱玲说「大概母亲觉得这张最像她心目中女儿的样子。」
20190807-上海康定东路张家老宅里，至今还保留着纪念张爱玲的一个书房，墙上挂着那张黄逸梵选中带出国的张爱玲照片。（石曙萍提供）
上海康定东路张家老宅里，至今还保留着纪念张爱玲的一个书房，墙上挂着那张黄逸梵选中带出国的张爱玲照片。（石曙萍提供）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八岁那年，母亲从英国回来，全家搬到一所花园洋房。母亲家里「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在张爱玲心里成为美的顶巅。因为爱母亲，所以连带着爱母亲住过的英国：「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蓝天红房，成了张爱玲潜意识里的一个情结。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乾脆俐落的生活」，张爱玲曾这样表达自己年少时的野心。从父亲家逃离投奔母亲後，她就永远地告别了大房子，开始了公寓生活。很显然，有自己的房子，是张爱玲在经历了各种寄人篱下丶居无定所後，梦想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她一辈子都没能实现。《小团圆》的结尾，九莉做了一个甜蜜的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蓝天下缥缈的红房子前，是在梦中快乐很久很久的九莉，和在内心伤痛很久很久的张爱玲。
不知九莉梦中的蓝天红房，背景是否在英国。因为母亲，张爱玲从小就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两次都差点赴英读书。一次是中学毕业考上伦敦大学，却因欧战爆发转到香港大学读书。另一次是港大快要毕业，以她优异的成绩本可保送到牛津大学免费深造，又因香港沦陷而告吹。但当年，若张爱玲真到英国，也未必能住到英国乡间带花园的红房子里。黄逸梵第二次到英国，已是经济窘迫，不要说买房子，就是租房子，也只是一间地下室而已。
黄逸梵对住处的布置一向讲究，在林方伟解读的信里教邢广生如何布置房子，虽然，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是租住的房子，但在遗嘱上，我们知道房间的窗户丶墙壁丶天花板丶床上都有装饰，应该是黄逸梵投入金钱及心思购置装扮的，所以最後不舍得丢弃或留给房东，而是郑重地作为遗产留给了一位朋友。
离11A两丶三百米远的街道一端，有一个红色的邮筒，在那里已经一百多年了。黄逸梵写给远在马来亚的闺蜜邢广生丶及在美国的女儿张爱玲的很多信件，应该都是从这里寄出的。
伦敦upper addison gardens 街上的邮筒。黄逸梵在一九五七年病重前寄给女儿及友人的信，大概皆由此寄出。（石曙萍提供）
自知不久于人世，黄逸梵曾发电报希望能见女儿最後一面。在司马新《张爱玲与美国——婚姻与晚年》中这样写道：「（一九五七年）八月中旬，张爱玲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张写了一封信去并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认为，彼时张爱玲依然对母亲有猜疑，以为是藉口要钱。其实不然。母亲病重，张爱玲显然知情。宋以朗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序言中引用了张爱玲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邝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张爱玲母亲）进医院後曾经叫我到英国去一趟，我没法去，只能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与《文学杂志》上的关於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後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小团圆》里有一段描写，九莉编剧的电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满意。九莉心里纳罕：「她也变得跟一般父母一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母亲病重，张爱玲能够做的，是「只能多写信」，并且寄了别人评论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给母亲阅读。尽管张爱玲不一定情愿承认，这份带着许多苦涩的「炫耀」里，其实有着她给已走到生命终点的母亲，难得的一份深情。
当时的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正设法尝试用英文写作打开新局面，却几经挫折，陷入困顿。司马新在《张爱玲与美国──婚姻与晚年》中说：「五月张爱玲从司克利卜纳获悉，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她觉得沮丧，终於病倒而卧床数天。後来她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到六月初才康复。」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帮忙，张爱玲开始为电懋（编按：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写电影剧本，以维持生计。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赖雅，那时也才从再次中风里渐渐好转。应是凡此种种，张爱玲才说「我没法去」，终於不曾前往伦敦。
如果当年张爱玲来了伦敦，应该就会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顾母亲，黄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处。母女俩说不定可以冰释前嫌，不仅《小团圆》会写得很不相同，连张爱玲的整个後半生都可能会有别样的故事了。只是，无论如何，在张爱玲内心最深处，母亲带给她的创伤，都从未消褪过。她在给邝文美的信里曾尖锐地写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亲是不由自己拣的。从前人即使这样想也不肯承认，这一代的人才敢说出来。」母亲似乎从来也不是她人生里第一要紧的事。母女之间的感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令她抛下一切，甚至设法借钱买机票，飞赴伦敦。
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寓所悄然离世，同样孑然一身。相较於母亲，临终前曾希望再见她一面，张爱玲是真正的孤零零。她没有人可以见，或根本不想见。她或许，也在最後的日子里，想起过当年的母亲。但和当初狠心不去伦敦一样，张爱玲大概早就凛然地准备好面对绝世孤独。「……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这是《小团圆》里，蕊秋对遭遇情伤後的九莉说的话。如果这不是黄逸梵因太了解女儿而提出过的劝诫，那麽就该是张爱玲借蕊秋之口对自己後半生的预言。张爱玲从未於童年时代的伤痕中自我修复。她一生的自我禁锢，或是一场对抗母亲的自我放逐。
二丶英国友人：患难见真情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代笔写给邢广生的信里，黄逸梵提到出院後会住到朋友家。信末注明这位朋友是巴登夫人：Mrs. Margaret Barton,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这封信也提到，黄逸梵当时病中身体衰弱，幸亏巴登夫人在旁照顾。
黄逸梵出院後，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们不得而知。一九五七年八月底，黄逸梵就住在34 Dorville Crescent了。照这样推算，若黄逸梵曾去巴登夫人家修养，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礼拜。
从谷歌地图上查看8 Eliot Park, London, SE13，显示的是格林威治区一幢普通三层楼房，看起来像是二战後的风格。与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显得很寒酸。从汉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铁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换乘火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到Lewisham车站。我碰巧下错车到了伦敦桥站London Bridge，从这里有向东的高速火车，总共四十几分钟就到了Lewisham车站。从这里步行，上一个小山坡，走五六分钟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乡村比肯辛顿区要幽静许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独立的house，不是伦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顿区或汉默史密斯区连栋而造的terrace房子。转入Eliot Park，右手边就是和谷歌地图显示的一样的房子，门上有号码8， 却没有路名。没人应门，我在门口拍了张照，转身打算走了，回首却蓦然发现，马路对面房子墙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样。
Barton House？我脑中马上跳出了黄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再三确认，房子门牌号，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8 Eliot Park」，这才恍然：原来，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这是一幢豪华的独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棕色砖墙丶上下开的框格大玻璃窗，外墙上还有简洁的希腊风格装饰。房子主楼三层，加一层地下室。左右各有侧翼。房後有宽敞的花园，地面层和地下层都是落地长窗，看起来很是气派。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按响了门铃。四丶五分钟後都没人来应门。我就四处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走，门却开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开口就问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後人，他笑着告诉我他们去年才刚买了这幢楼。在得知我的来意後，他补充说，这栋房子是国家保护级建筑，任何外观上的改动都须事先申请才可进行，而一般来说很难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九五七年九月初黄逸梵出院後曾来此小住，那麽当时房子的外部情形和现在我所见的，几乎一样。
当然，里面的装修随着屋主更换而各异了，但外观及基本结构，自一八六○年至今都不曾变过。之前房子从内部装修隔成两个单元分别出售，但现任屋主买下了整幢楼，打通了两个单元，重新恢复成最初的内部结构。从现在新屋主半开的门，能看见里面富丽堂皇的大厅丶白色水晶吊灯，以及厅中盘旋而上的楼梯。这里显然比之前黄逸梵住的两个住处都要宽敞舒适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实，是这幢洋房的女主人。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写给邢广生的信里，黄逸梵这样写到：「……大约两天後可以出院，先住在一位友人家（地址会写在後面），食物等可得她照料，比住在Nursing home（疗养院）好……。」那时她刚动过第二次手术，有些恢复，能够慢慢行走了。信中所指的友人家就是此处巴登夫人的家。在这里，黄逸梵特别地强调了「比住在Nursing home（疗养院）好。」
英国的Nursing home，是给贫病孤老者居住的地方，包括二战中重伤残疾的单身老兵。我的邻居Keith现在已经近八十多岁了，独自一人生活。五十年代中後期，他就在伦敦切尔西的一间Nursing home当护士，离後来黄逸梵住的Nursing home不远。如今的他退休在家，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发病时浑身震颤，甚至神志模糊。我有一次去串门时，正好他突然发病，他很努力地用颤抖的手关掉正在煮饭的煤气，凭着最後的意志力踉跄着跌落到沙发。他不愿和儿女一起住，可是为什麽不去政府的疗养院呢？Keith慢慢恢复平静後，含着泪告诉我，他曾在Nursing home工作了十八年。他看到那里的病人，白天就只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坐在沿墙排成四方的椅子，从清晨到黄昏，沉默无语，木然干坐。房间前方，放着一个小电视机。这些人每天就悄无声息地坐着，盯着电视机，其实根本不关心是什麽节目，只是空耗着，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样的景象，Keith看了十八年，心理上极为抗拒。在他心目中，Nursing home意味着等待死亡。他害怕那样一起枯坐等死的一天又一天。所以到了晚年，无论多麽糟糕，他都坚决不肯去疗养院，宁可一个人住在政府的福利房里。黄逸梵如果去了疗养院，想必也是如此的情形。在未到绝境时，她当然选择去朋友巴登夫人的家，多少还有点生机与热闹。
不知道黄逸梵是如何与这位巴登夫人相识的，可能是在教堂或者画廊认识的朋友？我也曾查询很多资料，找到一份一九二五年女方主动要求离婚的法庭档，年分上大体合适，但最终才发现只是同名同姓，终究不是这一位巴登夫人。
黄逸梵很幸运地收获了很多英国友人真挚的友谊，包括这位家境优渥的巴登夫人。不知黄逸梵是如何与这些英国人相识的。一九三三年陪徐悲鸿在伦敦小住的蒋碧薇曾这样回忆：「英国人绝对不像法国人那样，对我这个不常见的东方女性投以好奇的眼光，同时他们不轻易与人交；但如结交了朋友，则又非常地重视友谊，不像法国人。」显然，黄逸梵的这些英国朋友，都很用心与她交往。
巴登夫人无疑来自当时社会的中上层阶级，会跟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工做朋友，很是匪夷所思。而从信中我们也得知，巴登夫人曾去医院照顾病重的黄逸梵；等黄逸梵出院，她也慷慨地带回家加以照料，真是雪中送炭的深情。当时的黄逸梵，虽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难得她并未妄自菲薄，也并不封闭自己。她应是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会在落难时，依然拥有并坦然接受许多朋友的真情。就这一点而言，黄逸梵比张爱玲活得温暖多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黄逸梵再次住院，托前来探望的友人代笔，写信给邢广生，说自己住在朋友泰勒夫人家，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这是黄逸梵生前给邢广生寄的最後一封信。此时她寄住的泰勒夫人家。从这个留下的通信方式来看，很显然信件需要Mrs Taylor转交，可见黄逸梵并不是这里的正式住户。原因可能是如她信中所提到的，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住处无人可照顾她。而Mrs Taylor可能是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替巴登夫人照顾她。
南洋学者王宓文夫妇曾在伦敦与黄逸梵私交甚密。王先生的儿子王赓武，後来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当时王赓武刚好结束在伦敦的博士学习，临回国前受父母嘱咐，前去看望黄逸梵，就是在此处。黄逸梵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这封信里这样口述：「黄宓文的少爷上星期三赶来看我，送了一张棉被，一件皮上衣，还有一瓶麻油给我。」信中的「黄」皆为「王」的笔误。当时，黄逸梵就卧病在泰勒夫人家。原本王太太是答应黄逸梵送她中国锅的，黄逸梵在信里说：「不想他们送了这种东西来，我又用不着。不过人快死了，中国锅等东西，也是没太大用处了。」记者林方伟曾采访过学者王赓武，他也确认当初去汉默史密斯见了黄逸梵匆匆一面，回忆与黄逸梵信中所述完全相符。
那时候的黄逸梵大概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中国锅，而她又想念家乡口味，曾写信托邢广生买中国罐头寄来。在患病之前，黄逸梵还渴望有中国锅可煮家乡小菜，但就是这般卑微的希望都无法满足。此时，医生应该很明确地告知了她病情实况。她也已明白自己「人快死了」。
Dorville Crescent这条街的房子是连栋而造的，墙是红砖，两层加一个阁楼及地下室，窗户和门也小很多，墙是红砖。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政府为工薪阶层建造的房子，一眼看去就能发现比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简陋得多，更没法跟8 Eliot Park的讲究相提并论。当年住在这条街上的老人告诉我们，尽管Hammersmith地处伦敦第二区，当年该区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居处。
三十四号的房子在街道的尽头，门铃的号码显示房子被拆分成三个单元。农历新年二○一九年正月初一中午，天正阴冷，我和朋友前去拜访。按遍了所有单元住户的门铃，等了差不多半分钟左右，都没有回音。正在灰心之际，门竟然开了，探出来一位三十几岁的英国女子的脸，金黄的长卷发散落在肩头。她是一单元的住户Katrin。说明来意後，她露出为难的神色，并没有让我们进门的意思，说她正在剪头发，现在不方便接待。但是我们可以隔天或当晚六点後再来。看起来她并不像是在敷衍，我不愿意错过机会，当即说好傍晚再来。
黄昏六点多时，我们顶着寒风再次去拜访。这一次Katrin热情地领我们进了门，她正在给一岁的宝宝洗澡。另外两个三岁和四岁的孩子，在邻居家晚餐後刚回来。我送给他们一盒巧克力，三个孩子乖巧道谢後，在一旁玩耍。Katrin则跟我们在客厅喝茶。她出生於中产阶级家庭，之前的职业背景是剧场管理，这些年在照顾孩子之余一直致力於慈善工作。二○一一年她受到一个关於孩子自主学习的TED Talk启发，创立了一家叫Hello Hub的慈善组织，为偏远贫穷区域的孩子提供网路自主学习的设施，以解决缺少学校及师资的难题。八年後的今天，她的慈善组织已经在尼日利亚丶乌干达丶尼泊尔三个国家建立了上百个可二十四小时使用的学习点。
Katrin告诉我们因为先生工作调动，他们正要搬家，此处房子目前正在出售中。而楼上另外两个单元，一家住户不在家，另一家不很愿意与人来往。我们还是很幸运，可以遇到Katrin。她非常大方地带我们参观房子。地面层相当宽敞，现在用作客厅和厨房，与维多利亚时代布局相似。客厅完整地保留着旧时的火炉。当时没有取暖器，人们就用煤炭和木头在火炉取暖。热气通过管道从烟囱冒出去。但因为现在房子被分隔成三套，用旧时取暖的火炉易有火灾隐患，所以只是用做摆设。除此之外，起居室屋顶的一个灯座，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原物。那时候没有壁灯，光源通过这个从分散的小孔洒落。
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客厅的一面墙。Katrin说四年前做装修时，这扇墙前有大约五十公分的隔层。一层一层剥去，竟可看到不同时代的装饰变迁：从近些年的涂料和隔板，到九○年代丶七○年代的壁纸，最後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墙壁：粗糙的红砖加上白色的混凝土。这原始粗砺的墙，和圣马丁教堂地下室的墙壁类似，光秃秃，冷冰冰，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黄逸梵当年居住时的温度。
黄逸梵当时六十一岁，病入膏肓，已无法自理饮食起居，只好寄居在此，仰仗泰勒夫人的照顾。八月的这封信里，她说道：「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这里的「家」，就是黄在Upper Addison Gardens租住的地下室11A，与泰勒夫人家相距才一·二英里，步行不过二十分钟，可谓近在咫尺，却有家难归。几天後，黄逸梵被送入了离此处不远的临终医院，一个多月後过世。
当Katrin得知我们怀疑黄逸梵在此可能住地下室时，她就带我们下楼参观。三十四号的地下室已经过大改，屋前屋後的花园都往下深挖了数尺，使原本没有窗户的地窖有了空间采光。这里的地窖阴冷得很，通常只用做储藏室。热心的Katrin 还帮我打听到了同一条街的十六号有位八十七岁的邻居Cyril，住在这里已经六十多年了，而且他的房子从未做过大的改动。
我们应约去拜访Cyril，虽然已经八十七岁，老人依然思路清晰，腿脚利索。他的房子完好地保留着七丶八十年前的老样子。地下室是两个约二丶三十平方米的地窖，里面没窗，只有三十平方厘米大小的采光口。厕所下水道丶煤炭供应入口也在地下室里。无论采光丶通风或者防火条件，完全不适合做卧室。政府也通常会保证住户基本的安全与舒适。因此，一九五七年在34 Dorville Crescent期间，黄逸梵住在地下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yril也在闲聊中谈起了相敬如宾的妻子，六○年代不幸得了胃癌去世。当时她就在离此处不远的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就医，那是当时的癌症专科医院。
黄逸梵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住院後，决定到照顾她的巴登夫人家养病，大概因为居住环境和饮食都会比较好。但两三周後，黄逸梵病情可能恶化，需要多次进出医院。巴登夫人的家地处东伦敦的格林威治，离市中心有十多英里，相当远，估计去医院不是最方便。而34 Dorville Crescent距当时伦敦治疗癌症最好的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以及之後去的圣卢克临终关怀医院，都仅有一两英里。可能出於就医的方便，黄逸梵在八月下旬离开了巴登夫人家，而住到了泰勒夫人家。
我们访问Cyril时，这条街上另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也刚好来串门。两位老人回忆，一九五七年的伦敦依然是雾都，冬天尤其阴冷潮湿，通常只有起居室里才会生火取暖，楼上的卧室里也很冷。地下室就尤其了。五○年代的伦敦，已有抽水马桶，但没有很好的淋浴设施，需要煮水洗澡。很多人也并不经常沐浴。邢广生当时派去探望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黄逸梵的学生所说的，两人曾先後用一盆热水擦身洗澡。留客过夜，睡前煮水简单擦洗，这可能并非是黄逸梵特别穷困，而是同时代英国平民的日常生活。
那天在告别Katrin之前，她特地告诉我们，门口的邮筒已经在那里一个多世纪了，黄逸梵生前最後一封托人写给邢广生的信应该就是从这里投递的。而房子对面的酒吧，从一八四○年开始营业至今，说不定我们可以去那里找找其他的相关线索。
Katrin 说的这家酒吧，名叫The Anglesea Arms，正对着34 Dorville Crescent。推门进去，彷佛一下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粗砖墙，赭石色的方砖上面是斑驳的粗泥，店里摆放的是木头桌椅。墙角古老的火炉正烧得旺旺的，给春寒料峭的夜哔啪出很多暖意。酒吧里很是热闹，人们在用餐，也有少数在喝酒。我去吧台搭讪，调酒小哥告诉我，七十多岁的旧主人两年前去世，新的店主则很少来酒吧。他们年轻一代不了解以前的事，只知道早年这间酒吧以生蚝出名。我点了杯当时女士喜爱的杜松子酒在视窗坐下来，看得到对面三十四号的房子。五○年代中期，战後年轻一代都在追求叛逆和新潮的热情中，酒吧里应该播放着当时风靡的Rock&Roll摇滚乐。我一厢情愿地想像着，在最後一封信让友人邢广生要「及时行乐」的黄逸梵，在六十二年前是否也曾推门进来，喝杯杜松子酒听听音乐消遣怡情？只是那时，暮年的黄逸梵，贫病交加，正饱受苦痛，实在不可能来这酒吧。她或者会从卧室视窗看到这里的灯红酒绿，不知是否会徒增了浮生若梦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