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的说，再转一篇我喜爱的街道政治的博。
[quote]太喜欢了，所以迟迟没有写，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平素里只是故作姿态的冷漠，看电影的时候，却是窝着腿坐在前面，缩小身体，趁着黑暗，像是妄想回到某个熟悉的空间里，可是用一句很俗能生巧的话说，我们回不去了。
因为刚去过三峡，里面的景观熟悉地像在身边，立体的，悲哀的，壮观的，也是简单的
[分享]我的三峡好人--街道政治
More education would only give these small-minded "intellectuals" a touch more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self importance. The problem is that education has obliterated the little common sense they had had in the first place. More education would only stuff their pretty, bourgeois heads with more ridiculous notions. Many a Haaaaarvard or MIT graduate is shown to be ...Knowing wrote:我得争辩这是可以用更多的教育解决地！
嗯最后一句话写的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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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girls 6/5
The Departed 5/2
Letters from Iwo Jima 10/3
The Queen 10/1
Little Miss Sunshine 14/1
United 93 20/1
Babel 25/1
Little Children 33/1
Sanxia Haoren 33/1
The Good German 33/1
Half Nelson 33/1
Flags of Our Fathers 33/1
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40/1
Bobby 40/1
The Devil Wears Prada 66/1
Volver 66/1
El Laberinto del Fauno (Pans Labyrinth) 66/1
Borat: 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66/1
Apocalypto 66/1
Happy Feet 80/1
Blood Diamond 80/1
The Prestige 100/1
Inside Man 100/1
Venus 100/1
The Fountain 100/1
Hollywoodland 100/1
Cars 100/1
Children of Men 100/1
Pursuit of Happyness 100/1
Stranger Than Fiction 100/1
World Trade Centre 100/1
Snakes On A Plane 250/1
Dreamgirls 6/5
The Departed 5/2
Letters from Iwo Jim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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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徐百柯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照片：2006年9月，贾樟柯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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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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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照片：2006年9月，贾樟柯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不过他这样说，效果不会好，因为还是有怨气--一点怨气听在被批评的一方耳朵里就成了非常负面的态度，以至张伟平有“仇富”之说，张艺谋就干脆说他“不地道”。
另外娱乐性和意义没有任何抵触。贾的电影比张艺谋的有娱乐性多了，我觉得。我特别憎恨把观众当傻子的电影，看起来如坐针毡，恨不的啪啪啪啪的把主角编剧导演都拎出来扇一顿大耳光子--十面埋伏就给我这种感觉--连视觉的美都没有，只是gaudy.
推动费力而对自己无实际利益的法规，对电影产业的责任感，对未成名导演的扶助，都只可以求诸己，不可强加于人。贾采取大声嚷嚷的手段，的确能提高公众对此事的了解，比如我作为普通观众就不知道技术审查还有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但是如果贾对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接触手段是更带鼓励性质的，比如成立一个小基金会，自己放一笔钱启动，为未成名导演的小制作提供投资，然后请大导演参预投资，促进技术审查标准放松，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态度不会比现在更糟。而且，一个人已经在实际的做些事情，总比开口嚷嚷就是攻击别人不作要好。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著，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另外娱乐性和意义没有任何抵触。贾的电影比张艺谋的有娱乐性多了，我觉得。我特别憎恨把观众当傻子的电影，看起来如坐针毡，恨不的啪啪啪啪的把主角编剧导演都拎出来扇一顿大耳光子--十面埋伏就给我这种感觉--连视觉的美都没有，只是gaudy.
有事找我请发站内消息
其实贾说的也主要是指责体制问题，因为张他们占有的资源多，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行政资源，所以贾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起做点事的义务。
问题是体制这个东西最乐于看到双方竞争对手互咬，他们攻击对方而不是联合起来对抗体制，体制的目的就达到了。张艺谋的电影大张旗鼓地上画，肯定与行政资源有关。但张艺谋自己也不能选择：放弃行政资源，只取经济资源？这种“给脸不要脸”的行为肯定也会大大影响张的前途。
所以，电影导演和演员，甚至体制内外的作家们，其实都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不应该互相攻击。
问题是体制这个东西最乐于看到双方竞争对手互咬，他们攻击对方而不是联合起来对抗体制，体制的目的就达到了。张艺谋的电影大张旗鼓地上画，肯定与行政资源有关。但张艺谋自己也不能选择：放弃行政资源，只取经济资源？这种“给脸不要脸”的行为肯定也会大大影响张的前途。
所以，电影导演和演员，甚至体制内外的作家们，其实都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不应该互相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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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了搬家了
搬家了搬家了
贾樟柯对话侯孝贤
来源：新浪
贾樟柯就《三峡好人》对话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坦言受侯孝贤影像风格影响。
侯：《三峡好人》跟纪绿处《东》是不一样的？
贾：不一样。本来是先拍《东》，折了十来天，又想拍故事片。
侯：是因为接触到那地方，才开始有动力？
贾：对。因为拍纪绿片的过程里，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好多剧情的想像。那地方、那空间、人的样子，都跟我们北方不一样，生存的压力也不一样。在北京或者山西，人的家里再究也有一些家电，有一些箱子、柜子、家具，三峡是家徒四壁，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侯：我想像中也是这样，先接触，之后开始有想法。
我在《小武》里看到你对演员、对题材的处理有个直觉，那是你累积出来的，但《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著迹了。不过到《三峡》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这反应呈现了当初拍《小武》的能量。你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小武》到《三峡》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
《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
到三峡之后，阳光爆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折，把那城市消失掉，境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城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粘著了。好像在创作上粘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
侯：所以创作光自已想像不够，还需要《现实》。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海上花》之后，我等于是等人出题我来应。应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想拍什么，也无所谓拍什么，但你有技术在身、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人家给个题目，你就剪载这个题目。从创作上来讲，这阶段也满有趣的。
生命印记，请出来就有力量
贾：在我学习电影有过程里，《风来的人》给我很大的启发。九五年我在电影学院看完那部片之后整个人傻掉，因为我觉得亲切，不知道为什么象拍我老家的朋友一样，但它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
后来我明白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生命的印记、经验，把它讲术出来就有力量。我们这个文化里，特别我这一代，一出生就已经是文革，当时国内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传奇加通俗，这是革命文艺的基本要素。通俗是为了传递给最底层的人，传奇是为了没有日常生活、没有个人，只留一个大的寓言。像《白毛女》这种故事，讲一个女的在山油里过了三十年，头发白报，最后共产党把她救出来……..中间一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都没有，跟个人的生命感受没有关系。
但是看完《风柜》之后，我觉得亲切、熟悉。后来看《悲情城市》，虽然《二八八》那事件我一点不明白，看的时侯还是能吸进去，就像看书法一样。您的电影方法、叙事语言，我是有学习、传承的。
侯：创作基本上跟你最早接触的东西有关，你的创作就从那里来。像我受文学影响很大，因为开始有自觉的时侯，看的是陈映真的书。《将军族》、《铃铛花》、《山路》，讲的是白色恐怖时侯，受国民党压制的人的状态，所以我对历史才产生一种角度、一种态度。
但这时期对我来讲，过了，过了之后，我有兴趣的还是人本身。拍完《海上花》之后，我想回到现代，记录现代看人的角度，《千禧曼波》、《咖啡时光》，到最近拍法国片《红气球》都是这样。
调节类型传统与抒情言志
侯：近来我开始了解到，拍片除了兴趣之外，还有现实。现实就是世界电影的走向，这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究的不是说故事的from，是抒情言志的from，是竟境，所以我们追求的美学跟现实上一般人能接受的东西不同。
贾：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从文明戏过来，中国人看电影有习惯就是看戏，电影是戏。一般普通大看电影，戏剧性的要求特别高，戏剧的质量他不管，只要是戏剧他就喜欢，情节破绽百出他也无所谓，只要是戏剧他就欢心。其它气质的电影很难跟这个传统对抗。
侯：西方的电影传承自戏剧、舞台，这个传统太强大。就影像叙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声音之后，电影回规戏剧，。连编剧都搅舞台编剧人才，重心完全在戏剧性上。这种情热下，你可以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早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但这要讲现代人理解很难因为他们已受西方戏剧影响太多。
现在是这种区势，没办法改变。不过，假使你理解这个from，这是能在这里找到空间，去调节戏剧传统与抒情言志的比例，这空间基本上就是东西融合了。
去掉不必要的鸿沟
贾：我觉得电影这个材料也不断受到新发明影视，比如说DVD，电子游戏、卫星电视。像我看台湾的电视，觉得丰富多彩，有各种案件、政治人物的冲突，整个社会已经那样戏剧化了，你怎么做电影呢？好像没必要看电影了。但我看一些导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已的意见结合到头型电影里，把自已的东西用壮举型来包装。必竟头型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欢迎的。
侯：真正好的头型还是从真实出发的，最终要回到真实。
贾：我记得上次在北京，您谈到一个东西我印像很深刻，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最多的东西》。我自已的理解，所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众之间不必要的鸿沟。
侯：对，就是《直接面对》。叙事的焦点拍一下抓到，变成一种节奏感，反映你对事物观察的吸收跟反思。不过，我感觉简单而深圳特区刻很困难。简单，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时又竟义深刻，这不容易。
贾：简单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们看一九四零年代末意大利新写出真主导演的作品，它们跟公主的关系就很密切，公主都很喜欢看，像《单车贼》这样一部片，就证明公主接受的东西跟深刻内涵是不矛盾的。费里尼的《道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部分。
但总体来说，我们对电影主题和形式的考量，是有太多迷雾在里面。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直接、简单的方法。
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贾：您怎么看台湾新导演的作品？
侯：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确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不是知道太多，不清楚自已的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位置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悍，随时会在形式、内容上受到影像传统影响。要是够强悍，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开始工作的时侯差不多是第五代导演开始转型的时侯，在中国有很多争论。那时在大陆，电影的文化价值被眨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就在强调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多少、产出多少。我觉得悲衰，因为一部电影放映以后，人们不谈那电影本身要传达的东西，都围绕着谈跟产业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有搞体”很重要，要一个强大的自已，不被其他东西影响。电影最初就是难耍，难耍就要有游戏感，从事这工作得为快感，不为太多背后的东西，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像您刚说的，我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才又重新找回这种感觉。
来源：新浪
贾樟柯就《三峡好人》对话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坦言受侯孝贤影像风格影响。
侯：《三峡好人》跟纪绿处《东》是不一样的？
贾：不一样。本来是先拍《东》，折了十来天，又想拍故事片。
侯：是因为接触到那地方，才开始有动力？
贾：对。因为拍纪绿片的过程里，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好多剧情的想像。那地方、那空间、人的样子，都跟我们北方不一样，生存的压力也不一样。在北京或者山西，人的家里再究也有一些家电，有一些箱子、柜子、家具，三峡是家徒四壁，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侯：我想像中也是这样，先接触，之后开始有想法。
我在《小武》里看到你对演员、对题材的处理有个直觉，那是你累积出来的，但《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著迹了。不过到《三峡》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这反应呈现了当初拍《小武》的能量。你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小武》到《三峡》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
《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
到三峡之后，阳光爆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折，把那城市消失掉，境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城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粘著了。好像在创作上粘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
侯：所以创作光自已想像不够，还需要《现实》。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海上花》之后，我等于是等人出题我来应。应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想拍什么，也无所谓拍什么，但你有技术在身、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人家给个题目，你就剪载这个题目。从创作上来讲，这阶段也满有趣的。
生命印记，请出来就有力量
贾：在我学习电影有过程里，《风来的人》给我很大的启发。九五年我在电影学院看完那部片之后整个人傻掉，因为我觉得亲切，不知道为什么象拍我老家的朋友一样，但它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
后来我明白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生命的印记、经验，把它讲术出来就有力量。我们这个文化里，特别我这一代，一出生就已经是文革，当时国内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传奇加通俗，这是革命文艺的基本要素。通俗是为了传递给最底层的人，传奇是为了没有日常生活、没有个人，只留一个大的寓言。像《白毛女》这种故事，讲一个女的在山油里过了三十年，头发白报，最后共产党把她救出来……..中间一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都没有，跟个人的生命感受没有关系。
但是看完《风柜》之后，我觉得亲切、熟悉。后来看《悲情城市》，虽然《二八八》那事件我一点不明白，看的时侯还是能吸进去，就像看书法一样。您的电影方法、叙事语言，我是有学习、传承的。
侯：创作基本上跟你最早接触的东西有关，你的创作就从那里来。像我受文学影响很大，因为开始有自觉的时侯，看的是陈映真的书。《将军族》、《铃铛花》、《山路》，讲的是白色恐怖时侯，受国民党压制的人的状态，所以我对历史才产生一种角度、一种态度。
但这时期对我来讲，过了，过了之后，我有兴趣的还是人本身。拍完《海上花》之后，我想回到现代，记录现代看人的角度，《千禧曼波》、《咖啡时光》，到最近拍法国片《红气球》都是这样。
调节类型传统与抒情言志
侯：近来我开始了解到，拍片除了兴趣之外，还有现实。现实就是世界电影的走向，这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究的不是说故事的from，是抒情言志的from，是竟境，所以我们追求的美学跟现实上一般人能接受的东西不同。
贾：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从文明戏过来，中国人看电影有习惯就是看戏，电影是戏。一般普通大看电影，戏剧性的要求特别高，戏剧的质量他不管，只要是戏剧他就喜欢，情节破绽百出他也无所谓，只要是戏剧他就欢心。其它气质的电影很难跟这个传统对抗。
侯：西方的电影传承自戏剧、舞台，这个传统太强大。就影像叙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声音之后，电影回规戏剧，。连编剧都搅舞台编剧人才，重心完全在戏剧性上。这种情热下，你可以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早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但这要讲现代人理解很难因为他们已受西方戏剧影响太多。
现在是这种区势，没办法改变。不过，假使你理解这个from，这是能在这里找到空间，去调节戏剧传统与抒情言志的比例，这空间基本上就是东西融合了。
去掉不必要的鸿沟
贾：我觉得电影这个材料也不断受到新发明影视，比如说DVD，电子游戏、卫星电视。像我看台湾的电视，觉得丰富多彩，有各种案件、政治人物的冲突，整个社会已经那样戏剧化了，你怎么做电影呢？好像没必要看电影了。但我看一些导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已的意见结合到头型电影里，把自已的东西用壮举型来包装。必竟头型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欢迎的。
侯：真正好的头型还是从真实出发的，最终要回到真实。
贾：我记得上次在北京，您谈到一个东西我印像很深刻，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最多的东西》。我自已的理解，所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众之间不必要的鸿沟。
侯：对，就是《直接面对》。叙事的焦点拍一下抓到，变成一种节奏感，反映你对事物观察的吸收跟反思。不过，我感觉简单而深圳特区刻很困难。简单，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时又竟义深刻，这不容易。
贾：简单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们看一九四零年代末意大利新写出真主导演的作品，它们跟公主的关系就很密切，公主都很喜欢看，像《单车贼》这样一部片，就证明公主接受的东西跟深刻内涵是不矛盾的。费里尼的《道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部分。
但总体来说，我们对电影主题和形式的考量，是有太多迷雾在里面。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直接、简单的方法。
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贾：您怎么看台湾新导演的作品？
侯：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确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不是知道太多，不清楚自已的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位置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悍，随时会在形式、内容上受到影像传统影响。要是够强悍，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开始工作的时侯差不多是第五代导演开始转型的时侯，在中国有很多争论。那时在大陆，电影的文化价值被眨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就在强调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多少、产出多少。我觉得悲衰，因为一部电影放映以后，人们不谈那电影本身要传达的东西，都围绕着谈跟产业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有搞体”很重要，要一个强大的自已，不被其他东西影响。电影最初就是难耍，难耍就要有游戏感，从事这工作得为快感，不为太多背后的东西，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像您刚说的，我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才又重新找回这种感觉。
有事找我请发站内消息
他说得真好. 张艺谋曾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可是到现在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他的新电影了. 的确电影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张艺谋的好电影, 都是基于好的文学原创作品. 不只是电影, 这几年中国有什么比较严肃比较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呢? 谁能告诉我一下? 去国多年, 我不大了解. 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丰乳肥? (找不到这个字)之类的东西. 这些大家骂的大片, 首先剧本就都巨傻.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不全对, 他说观众去看大片是开会一样的操作方式. 这是对观众的一种误解. 我自己去电影院喜欢看大制作的, 有视觉冲击效果的电影. 这种电影不见得一定有娱乐性, 但如果有的话就一定要去电影院才看得出效果. 不需要大屏幕就可以欣赏的电影, 尤其是英文电影, 我更倾向于看碟, 可以看得比较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不全对, 他说观众去看大片是开会一样的操作方式. 这是对观众的一种误解. 我自己去电影院喜欢看大制作的, 有视觉冲击效果的电影. 这种电影不见得一定有娱乐性, 但如果有的话就一定要去电影院才看得出效果. 不需要大屏幕就可以欣赏的电影, 尤其是英文电影, 我更倾向于看碟, 可以看得比较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