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忏悔我的“不美”
作者：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
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然而他说，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忏悔我这不美的一生。
学徒生涯
解放前的上海原来有一种传统的首饰店，叫银楼，专门做纯金纯银的首饰。你知道，金子里要加别的金属，才会有硬度，才能镶上宝石或者翡翠，更加精致。银楼标榜纯度，做不了太精巧的首饰，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饰品最终是会被淘汰的。
这个行业在上海基本上是宁波人做的，都是招宁波农村的小孩子帮忙，多半是老板自己的亲戚，这样容易控制一些。做贵重金属的，职员一定要诚信，这个店的信誉才能保证。
我是13岁半（1945年3月）进入银楼拜师学艺。
我的父亲是有钱人家的没落子弟，他29岁就去世了，一辈子不做事。因为吸鸦片，他死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败光了。据说抽鸦片是我祖母训练他的。过去的家庭认为，只要不嫖不赌，就能够保证家产。
我祖母相信这样的理论，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抽鸦片的人什么都不做，当然也不会去嫖和赌。所以我父亲没有嫖赌的恶习，但是家产还是败光。
父亲死的时候我才3岁，但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还有些记忆。我妈妈、我祖母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妈妈抱着我，连夜出逃。我就跟着母亲到了宁波。
所谓学徒，实际上什么都做，包括抱孩子、买菜、做饭、手艺活。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美国兵进上海。上海的局面大变，那些美国兵往往带着中国妓女来买首饰。这时候我就有点用了。因为我在租界里的所谓"工部局（SMC）"学校里上过学，同洋人有过交往。我每次看到那些洋人大兵顾客，就像其他小商贩一样叫他们"Hi， 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那些大兵听了高兴，买卖就做成了。
另外，别人做首饰，刻字都写着"永结同心"、"花好月圆"之类旧词，而我就想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刻字，比如"妹妹，我爱你"之类。由于上面这类"小动作"，我成了店里比较受重视的学徒，这使我有时间去读一些夜校而没有受到干预。
1947 年上海的形势大变动，国民党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黄金不准买卖。因此这个店就停业了。老板觉得我有用，只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做了佣人，没有薪金，但是有饭吃。这样1948年我就开始念书了。上海有这么一个好处，只要付得起学费，可以上很多学校。我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学分制，两年修90个学分，可以晚上去上课。我没上过高中，语文不行，第一学期的新闻写作课，老师陆诒先生只给了我50分（60分才及格）。
当时只希望做一个摄像记者。我曾经到影楼给模特们拍照，影楼很讲究模特眼睛和头上的光。我想如果没有事情做，到照相馆工作也是可以的。
我生活相当困难，念大学的学费如何缴纳是一个秘密。后来，在交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交待出曾经给资本家做过假账，靠这个来缴纳学费。因为我学过会计，让我做假账的是一个玻璃工厂的老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玻璃工厂在哪里，他把单子给我，让我做成怎样我就做成怎样。这个职业收入高，而且最让我心动的是，老板还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是CONTAX S3，一个是LEICA的，可以自由供我使用，我背着它们在上海街头上游荡，就像一个少爷一样，心里充满得意。
我是很愿意读书的，经常到上海三联书店去买书――1949年我报考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没有录取我，没有想到1986年做了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当时并没有想搞创作，而只是要找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但是这样的工作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学历。
我周围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引导我。我常常侍候人们打牌，1947、1948年以后，店的房子空着，每天都要摆牌局，打麻将，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我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那些共产党人，头天刚从苏北来，穿着很破的衣服，过几天消失了，过些时候再见。他们服饰鲜明，态度轩昂。都是从苏北解放区来上海采购东西的，常买的是：盘尼西林，三十号真空管，机帆船。
我都帮不上忙，但是常常帮他们去买书买杂志。很熟的有虞天石、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