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听吕恩漫谈吴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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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吕恩漫谈吴祖光
李辉
最初的相识,愉快的旅行
李辉:认识您快十年了,一直想听您讲讲您和吴祖光先生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般只知道吴祖光和新凤霞是夫妇,但对吴先生在此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清楚。他本人和您基本上都是避而不谈。我想,你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又是友好地分手,其实完全不必回避。对于研究吴祖光创作和传记的专家来说,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挺重要的。所以,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聊聊你们的这段爱情婚姻生活。
吕恩: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生活美满,我就淡出了。
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想了半天我们的结合。他对我不错,我对他也不错的。我想我和吴祖光的感情是朋友的感情,我怎么就没有转换成夫妻的感情呢?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情上,生活方式上不一样。我们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呢,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李: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我是在1938年就认识了他,是在重庆。1938年夏季,我从沦陷了的老家江苏常熟逃亡到重庆,考取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一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教务主任,吴祖光在那里当余上沅校长的秘书。他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南方人,跟他学国语。所以,我开始一直叫他“吴先生”,后来关系转变之后,也从来没有叫过“祖光”,有时就连名带姓叫“吴祖光”。到现在为止,提到他还是叫吴祖光。
李:在学校有个人接触吗?
吕: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就是爱请客,有这个特点。你们不是说他爱请客吗?不是现在爱请客,从小就爱请。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李:我最近在整理他的日记,是1954年到1957年的,几乎见天就是记着请人吃饭,从夏衍、潘汉年,到黄苗子、郁风、丁聪,还有梅兰芳、齐白石,好像整天就是聚会。
吕:在重庆时他就是这样,有了钱就一天到晚请客吃饭,他感到开心。
李:真正开始来往,或者说你们成了朋友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
吕:那是到离开学校以后了。1943年,我从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剧社,当职业演员。他后来也从学校来了,好像是当编导委员,反正位置比我高。这时,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是同事关系了。从那时开始,他对我不错。他开始写《牛郎织女》。在重庆写的,完了之后,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是张骏祥当导演,有两个女的,我和张瑞芳。在成都,我们住在中华剧艺社里面。小丁,就是丁聪,也去了,他是舞台设计,还吹笛子。他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小亭子里,三边都是水。
在这之前,我们在重庆演话剧《安魂曲》赔了钱。《安魂曲》是写莫扎特,导演是张骏祥,同一个余克稷拥有的“怒吼剧社”演出。曹禺主演莫扎特,音乐是马思聪,舞蹈是戴爱莲,那个戏的阵容是空前的,但由于成本太大,加上演出场次受限制,演出赔了。第二戏《牛郎织女》赚了钱,填补了前面的戏。我们都参加平均分配。我分到了六千块,小丁也分了六千块,张瑞芳也是。那个时候六千块不得了。吴祖光多少钱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他是编剧,要拿百分之几的上演税。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小丁也没有拿过。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花,怎么办?就胡花。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每天去逛街吃馆子。后来,小丁、我、吴祖光三人就说到青城山去玩。青城天下幽嘛。我们三人就去了。
李:从这次旅行开始了你们的亲密关系?
吕: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也还没有谈朋友。第二天早上,我们从东城出西城,要赶公共汽车到灌县,再从那里上山。我们磨磨蹭蹭,等赶到西城汽车站,公共汽车已经开了。一天就一班车。我们三人坐在茶馆里发愣。我那个时候很任性的,我们说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回去多没意思啊!怎么办呢?这时,拉黄包车的人来兜生意,说:你们不是要去青城山吗?我们拉你们去,九十里地哩!我说你们怎么拉得动。“行,行,行,我们一定把你们拉去。”结果我们讲了价钱,多极了,反正比汽车贵得多,保证下午四点钟到,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人坐一辆黄包车动身了。后来吴祖光说,也不错呀,还可以一边走一边看风景。我是着急,他慢慢说:“不要紧,看风景嘛!想看了,还可以下来喝碗茶。”
黄包车车夫原来是揽下生意后再往下转手卖的,走一段就转卖给下一段,卖了我们三次。到了灌县是下午四点了。上不了山,就住在中国旅行社里头,当时是最好的旅馆。人家看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老板出来,知道我们要上山,就说:不能去呀!昨天就有人被抢了。上山路上有土匪。我们说也没有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帮我们雇了一个挑夫,挑我的两个箱子。要我们三个人不要一起走,要分开,拉开距离,互相不要说话。有三十里地,我们三个人就走了。碰到一个道士,他说:到我们那儿去住。就带着我们一口气爬了三十里,一上上到了上清宫。
他们那里实际上也是旅馆,进去之后,给我们开了一间大房子,三张床。请我们吃地板腊肉,吃完饭,一算账,小丁说:“糟糕!我们剩下的钱只够回去了。”住在这里一晚上要七十块钱,一个人吃饭还得几十块。他要马上就回去。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上来了,马上就回去,多扫兴,那不行。但怎么办呢?
李:吴祖光什么意见?这种一起玩的时候他一般是什么样的?
吕:吴祖光这个人有个好处,遇事他不着急,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慢腾腾地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在这里呆着,写信回去,要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汇钱来。吕恩在这里,还要她演戏。拿钱来我们把吕恩送回去,不拿钱我们就在这里呆着。”
李:我读过郁风一篇文章,提到她和徐悲鸿一行在青城山遇到过你们。
吕:是啊,巧得很。这时有一个知客,就是道士负责和外面打交道的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发现徐悲鸿在天师洞,带着一批学生在写生。天师洞在我们上清宫底下。那个人还说,郁风也在里面,那时她刚从桂林来成都,丁聪好像抓到了一根稻草,说那个地方我们能去吗?那个知客说,你们不要下去,我们这里有电话,可以通下面天师洞。丁聪就打电话,找到了郁风,说我们没有钱了。道士就在旁边,他们俩就用广东话说。郁风叫我们下去,但道士不愿意要我们走,他知道徐悲鸿是大画家,要我们去把徐悲鸿他们拉上来住。他说:“明天你们下去,东西先留在这里,把他们带来,我们可以优惠。”我们没有办法了,第二天就把东西留下,去找他们。见到他们有十几个人。我认识郁风,把我们介绍给徐悲鸿,还有廖静文。徐悲鸿这个人好客,听说我们没钱了,就说:在我们这里吃,没问题。我说:“不行呀,我们的东西还在上面呢!”他说:“没关系,你们先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我们再一起上去。”
我们高兴极了,就住在天师洞。以后,吃呀,用呀,花呀,都是徐悲鸿负责。每天吃两桌,什么地板腊肉,天天都是山珍海味,道士是吃荤的,天天各种新鲜菜肴,还有酒。
这个时候,徐悲鸿刚好和廖静文在谈恋爱。徐悲鸿送了我一幅画,现在在我儿子那里。我们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张画。丁聪和吴祖光一人一张马,送我的是一张猫。我还傻里呱唧,说:“徐先生,你是画马有名的,怎么送我一张猫呀?”他说:“女孩子就该送猫,男的才送马。”他当时送廖静文的也是猫。徐悲鸿纪念馆里挂的一张猫,就跟他送我的那张同时画的。有六十多年了!
应云卫真的寄钱来了,要我回去排《家》。我们三个人,还有徐悲鸿、廖静文,一共五个人先下山。我们三个人走下去的,他们两个人是坐轿子下去的。回到成都后,徐悲鸿就开了一个展览会。大概又经过了一两年的周折,徐悲鸿终于和蒋碧薇离婚,和廖静文结婚了。
李:这次青城山之行,您对吴祖光有什么印象?
吕:这一段,我们大约玩了十六天,吴祖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像郁风那样,一堆人总是能看到郁风,吴祖光不太出头的。后来我在成都就留下来了。在那里演《家》,吴祖光在成都写了一个剧本,《少年游》,里面四个女性都有原型,有郁风、赵慧深,还有我。我的那个角色的名字叫洪蔷。那个戏本来预备我演的,由贺孟斧导演,但我没演成。后来是在重庆、上海演了,我那角色在上海是沙莉演的。以后,我跟了中华剧艺社,巡回演出,就和他分开了。他在《华西晚报》工作,我们就开始通信。
走进二流堂,共同的生活
李:从青城山下来,你们就成为朋友了?
吕:在青城山不算,回来后这时开始通信就算做了朋友吧。1944年初我在外地演出,半年多,到1944年夏天,太累了,得了胸膜炎,留在了自贡。他坐长途汽车从成都来看我。我躺在地板上,发烧。剧团很穷的,没有拿一分钱工资,只管吃饭。他说:“这怎么行呢?有病得治。我们离开吧!”我说去哪儿?他说:“我现在有钱了。”原来《牛郎织女》在重庆又演了,《少年游》也在重庆演了。我说:“我不能花你的钱。”这个时候,张瑞芳在的那个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也出来巡回演出,到了内江,离我们差六十里地。金山到自贡来打前站,碰到了我。那个时候,张瑞芳离开了原来的爱人,和金山在一起,舆论对张瑞芳很不利,她在剧团很孤独。我和张瑞芳很好,金山见到我,就说你到剧团去看看瑞芳。吴祖光也说你就去吧。金山这个剧团是党领导的,应云卫的剧团也是的,但金山是海派,福利比较好。就这样他们把我弄到了金山的中国艺术剧社。金山说,你就在这里住着养病,不用演出。应云卫的剧团回成都,我就没有走,继续留在内江。吴祖光也留下来了。
不过在自贡金山的剧团里,我居然和吴祖光有一次还同台演过戏。我本来是养病,但在他们上演《戏剧春秋》时,让我临时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名电影明星,她托病要挟老板不愿上台演出,于是老板派两名医生来给她看病。一位是中医,一位是西医,等我在台上演出时,两个医生上来我才发现他们是由宋之的和吴祖光客串扮演的。宋之的扮演中医,戴一顶呢帽,粗布长袍,他本来就胖,粗眉大眼的,操一口河北腔问我的病情。吴祖光扮演西医,西服革履,油头粉面,头发擦得贼亮,还给他画了一个八字胡子,很滑稽的样子。他躲在宋之的的后面,不吭声,由宋之的一个人讲话。我没有想到他也上台了,想笑,又不敢笑,就趴在桌子上笑,根本没法起来谈话。宋之的问:什么病?我一听他的河北口音更想笑。后来,吴祖光对我说:“一上台我都糊涂了。”他一辈子也没有演过戏,这大概是他唯一的一次演话剧吧!
李:听说你们从自贡又去了峨眉山,有过很有意思的故事。
吕:是呀,过了没多久,金山的剧团上峨眉山,我们也一起跟着去了。全剧社的都上峨眉山,我们分两拨儿走。年纪大一点的坐滑竿,年轻的爬山。我因为有病,也坐滑竿。在山上护国寺住了一夜,第二天分道扬镳,我们坐滑竿,上山走七天,下山走五天。我给你讲我们的笑话。
我们这一拨儿有蓝马、金山、张瑞芳、宋之的、王苹、赵清阁、吴祖光、我等十几个人。我们都坐滑竿。头两天住路上的庙店,和尚看我们都带答不理的,安排住上下铺那种床,一般性的接待。第三天,碰到爬山的那批年轻人,他们问我们怎么住的,我们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我们住的可好哩!”有一个叫白颂天的年轻人说,他们唬了和尚。他们告诉和尚:“快开山门,黄二小姐来了!”就是黄婉苏,“罗三公子来了!”是指罗健,他父亲是刘晓,后来驻苏联的大使。和尚们一听,就赶紧把好的房间开给他们了,还给他们弄好吃的。他们就是这样一路走上来的。
我们听了,心想我们怎么住这么差?也想办法。第三天,蓝马看看宋之的、金山,对我们说:“我先去打前站,到时你们都别做声,看我的眼色。”他就先上山,自称副官。我们十几个滑竿到了洪椿坪,那里也有一个庙。我们一到那里,山门已经打开了,大殿外面的长廊,排好了长桌,铺好了白布,还摆好了椅子。碗茶也放好了。我们一看就傻了。只见蓝马对着我们喊:“宋司令,请!” 宋之的大腹便便的,挺神气的,像那么回事,就把他请到正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来。蓝马又喊:“宋太太,请!”把宋之的的夫人王苹请上去。又喊:“姑太太,请!”他喊的是赵清阁,她成了姑太太了。再喊:“姨太太,请!”喊的是张瑞芳。还把我说成是宋之的的小姨子。一塌糊涂,大家都成了一家人。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
我们坐下来,喝上茶。这时里面的人出来了,说:“我们这里是小地方,照顾不周。”原来他们听说有司令员从前方回来了,又见我们都是坐的滑竿,年龄也像,就相信了。他们把一个大跨院安排给我们。真漂亮,原来是林森的别墅,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满院子全是桂花树,香气扑鼻。家具都是硬木的,没有电灯,但点的都是进口的僧帽牌洋蜡。我们住了进去。蓝马又大喊:“吃什么?我们要吃鸡。”和尚说:“我们庙里不能烧鸡。” 蓝马说:“你不能到外面去烧去?”他们真的到外面去做了,那天晚上,又是打麻将,又是打扑克的,大家玩得真开心。
李:吴祖光爱玩吗?
吕:吴祖光和我们在一起,没什么特别活泼,只是和大家一起玩而已,不像蓝马那么活跃。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和尚拿出了缘簿,大家傻了眼。有人悄悄说:“写个五百元的条子,让他到重庆去拿去,写个找不到的地方。”结果,我们就让吴祖光写了条子。然后,我们继续上山。
就是这一段事,文化大革命时整我整的够呛,说成我的一个罪状。说我是跟了一个国民党的战区司令员上山玩。我说是假的,是蓝马编的。这件事是在揭发宋之的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时捅出来的。搞得我当时惨极了。
大家下了山,我要养病,就把我和吴祖光、宋之的,还有一个沈剡,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四个人留在山上。在青溪阁,不是庙,是图书馆。我养病,吴祖光、宋之的写剧本《春寒》,吴祖光写的是《芙蓉城》,成都就叫芙蓉城。不过这个剧本没写出来,没演出。
在山上我们呆了二十多天,我每天无所事事,就养病。这段时间我和吴祖光关系就比较好了。
李:看来你们的爱情与四川的名山大川关系密切。
吕:也是机缘吧。1944年八九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没有回去,还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那个时候,马彦祥当中青的社长,他让我去他的剧团,宋之的就说:“别住在那个剧社,有一个好地方,我送你去住。”就把我送到了唐瑜那儿。那是,高汾还没有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唐瑜的房子叫碧庐,那里的故事可多了。
李:我写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关于“二流堂”的书,书名就叫《依稀碧庐》。我觉得“二流堂”里的你们这批人很有文人特点,值得研究。要是能拍一部“二流堂”的纪录片其实也很有意思。吴祖光什么时候回来和您在“二流堂”会合?
吕:吴祖光到冬天才回来。回来他也住了进来。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我很奇怪我的感情,很有意思。他对别人说:“吕恩要是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一堆人一起玩玩挺不错就是,走开了也想。他比我大四五岁,给我很多帮助。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不好(按:此处原文如此)。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象卷舌音我就发不好,教我念儿字化的绕口令,如“小口子儿,坐门凳儿……”他还教我写字,大字小字都写。我很听他的话。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但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两人后来就不干了。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孩子。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李:就是说在1944年冬天,你们在开始一起生活。
吕:是的,半年多之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我和秦怡坐汽车回上海。我们先动身,但后到。吴祖光是坐飞机到上海,结果他比我还早一个月到上海。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李:听丁聪说过,你们是在上海举办的婚礼。
吕:开始还没有准备结婚。但又为什么正式结婚呢?到上海后,我回常熟家乡去,这时发生了一个重要插曲,促成了我们的正式结婚。而且是三天之内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乡表兄,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学气象的,抗战八年期间当空军,他到印度一个基地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很荒凉的地方。他是个孝子,有兄弟两个,都出来了。抗战期间母亲在家乡病了,找了一个女孩子照顾她。母亲病好了后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这个女孩子不错,他妈很喜欢,就写信给儿子说是替他定亲了。表兄非常孝顺,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回信还是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他母亲要把女孩子送到重庆,但走到半路没走成,又回到了常熟。表兄给我写信说到这件事,说战争无望,他让他母亲还是把那个姑娘当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样我就了一桩心事。这表兄个告诉我这个事,他其实对我也有意思。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过去后,他一直和我通信,吴祖光也知道这件事。
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问我他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它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
正在这时,吴祖光到我家来了。
李:你知道他要来常熟吗?事先约定的?
吕:事先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的。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说,怎么一下子就说要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回来又追你,事情就闹大了。”我想怎么办呢?后来想通了,结吧,反正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我是个女孩子,不结婚挺麻烦的,老是被人追来追去的,也不好。结了婚以后,我可以专心搞事业。就这样我决定结婚,回到了上海,就这么结的婚,当时很理智的。
李:对你们结婚,上海的朋友们好像都很高兴,前几年冯亦代也曾同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婚礼准确时间是哪天?在哪儿举办的?
吕:1946年3月,在上海梅龙镇饭店举办的婚礼。证婚人是叶圣陶、夏衍,是冯亦代、丁聪他们几个人张罗筹办的。重庆的那批朋友都来了,还有话剧界、文学界的朋友,1946年我25岁,在重庆时我和吴祖光是同居,现在是正式结婚了。那个时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
李:在上海你们住在哪里?
吕:我们结婚后住在我表姐家,她不在,回家乡了,房子全空着,就给我们住。是在江苏路、大西路口(现在的延安西路),很漂亮的房子,是三层楼,我们住在二楼。94年我到上海,还去看过,房子还在,但不知这几年拆没拆。
李:前年我陪丁聪夫妇到上海,拍摄他回家的专题片。我们一起到大世界旁边的共舞台,去找他和吴祖光当年编辑杂志的地方。你去过那里吗?对那段时间他的情况了解多少?
吕:《清明》编辑部在共舞台用的是大商人张善琨原来的房子,抗战胜利后他跑了,就被他们拿来用。记得我和秦怡在《清明》第一期上还发表过纪念贺孟斧的文章。那段时间,吴祖光上午在《清明》编辑部,下午到《新民报》编辑副刊,一天到晚不在家。我刚到上海,在于伶他们的上海剧艺社演戏,白天经常排戏,有时晚上演出,我们一天到晚见不到面。因为晚上我们也各有各的应酬。我们常常写条子贴在门上,告诉各自的行踪,挺有意思的。我到了晚上演出的时候,白天不排练了,有时没事也到共舞台那里去,看他们两个人在不在。见到我,丁聪就开玩笑说:糟糕,吕恩来监视我们了!
我年轻,爱玩,他们不能陪我。吴祖光就偷偷告诉也在上海的我的剧校男同学,像刘厚生,要他们抽时间带我去霞飞路喝咖啡。原来我还好奇,怎么我一在家没事,就有同学来约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吴祖光的主意。我对他说:“你真坏!”
那时他的确很忙,一边编刊物,一边还和夏衍有地下活动。他们的编辑部就变成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点,夏衍经常把人召集到那里。那里人多,来来往往,来开会的人就分开走,不容易被察觉。
李:我读过你的一篇《穷开心》的文章,提到你在共舞台遇到郭沫若、洪深、田汉的事。
吕:有一次,我到那里去,走到一楼大厅,看到了郭沫若、洪深、田汉三个人在门口那儿说话,我就过去叫他们。洪深一见我,就连忙喊:“来,来,你身上有钱没有?”我说只有两万,当时两万是很少的钱。洪深说:“不要紧,够了,给我,我请你们吃饭。”我把钱给了他。他叫了两辆三轮车,我和郭老坐一辆,他和田汉坐一辆,花了两千元坐到西藏路的一品香西餐店。这里菜很贵的,我说这点钱怎么够?洪深说,不要紧,看我的。我们四人在包厢坐下,洪深就问招待:“你们的那摩温在不在吗?”Number One,也就是领班的意思。领班来了,一见洪深,很热情地招呼:“洪先生,您回来了?”原来抗战前洪深常来这里,和他们很熟。洪深问:“有什么好吃的?” 那摩温说:“洪先生,好吃的还不是您吃过的那几样。” 洪深说就要那几样。记得有烟熏鲳鱼几个菜,价钱是很贵的,我那点钱怎么够?悄悄问:“洪先生,这么多菜,我的钱怎么够四个人这么吃呀?”我心里打嘀咕。他说:你别管,放心吃。结果我们吃了很丰盛的一顿西餐。
吃饭时,田汉没怎么说话,基本上是洪深一个人在说笑。一品香的后窗正对着四马路的惠乐里,是妓女窝。我不知道,只看见许多年轻姑娘,就问:洪先生,那里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多年轻女的?田汉就笑着说:“洪先生知道那个地方,他老去。” 洪深说:“现在不能去,是过八月节的时候,会要很多很多钱。过了八月节,我请你去吃饭。”八月节后,他果然在那里请客,我没去,到无锡拍戏去了,是凤子和赵清阁去的。见到我,洪先生还说:“你没福气去,不怪我!”很有意思。
结帐时,那摩温问怎么结,洪深说还是老样子。于是,那摩温拿来一张纸条,洪深大笔一挥,写了一个“洪”字,又圈了一个圈,就算记账了。那一万多元洪深是用来付那摩温小费的。我们出来,又没有钱了,就叫一辆出租车,强生公司,四个人一起到北四川路郭沫若家,于立群出来付车费。这就是在共舞台时期出的洋相。
李:听丁聪说过《清明》因为发表一些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和漫画,遇到压力。你们感受到什么,遇到过什么事呢?
吕:我们也遇到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在1947年下半年开始,局势很紧张。开始,我们有个便利条件,与所住的长宁区警方关系不错。这还是在重庆结识的关系。在重庆时,有一次警官学校排演吴祖光的《林冲夜奔》,我去扮演娘子,吴祖光当导演,其他演员都是教官和学员。光复后,不少认识的警官和学生都到了上海,其中一个演员担任长宁区警察局局长,记得他姓赵。我们到上海后,他请我们吃过饭,到夜总会去,不用花钱,他也很高兴可以请明星。
有一天,赵先生来到我家,吴祖光不在,他对我说:“吴先生上了黑名单,告诉吴先生,晚上以后尽量少出去,特别不要到别的区去。在我这儿出了事我还可以保他,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我就很难帮忙了。” 吴祖光回来后,我告诉了他,他嘻嘻哈哈,根本没有当回事。
过了一天,突然来人抄我们楼下,后来知道是一位地下党员的家,幸好他的一台油印机藏在我们家,放在三楼阁楼上的保姆床下,没有搜到什么东西。那个姓赵的又来我们家,说那是给你们颜色瞧的,要我警告吴先生。这次吴祖光重视了,没有再出去,不久,就跑到香港去了。人家都说他是福将。
平静地分手,我仍然很感激他
李:你和吴祖光在一起共生活了多久?
吕:如果从1944年在“二流堂”住在一起算起,到1950年分手,应该是6年。在这之前只是朋友交往。我回想一下,1943年开始和他来往密切,到46年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他写了《少年游》、《牛郎织女》、《捉鬼传》、《嫦娥奔月》,好像还改编了《红楼梦》。这四个戏都演出了的。
李:你演出过他的多少戏?
吕:我总共演出过他的三个话剧:《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三部电影《山河泪》、《春风秋雨》、《红旗歌》。最后一个就是1950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影《红旗歌》。
李:你们1947年是一起去香港的吗?
吕:他和张正宇、丁聪几个人先去香港,他到香港去,是应大中华电影公司的邀请,要他去导演电影《风雪夜归人》。他好像是和丁聪一起去,也住在一起。请他去的是大中华电影公司,老板蒋伯英。吴祖光请秦怡主演《风雪夜归人》,准备带她去香港,后来秦怡没有去成,这个片子后来给孙景璐、吕玉
听吕恩漫谈吴祖光
李辉
最初的相识,愉快的旅行
李辉:认识您快十年了,一直想听您讲讲您和吴祖光先生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般只知道吴祖光和新凤霞是夫妇,但对吴先生在此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清楚。他本人和您基本上都是避而不谈。我想,你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又是友好地分手,其实完全不必回避。对于研究吴祖光创作和传记的专家来说,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挺重要的。所以,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聊聊你们的这段爱情婚姻生活。
吕恩: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生活美满,我就淡出了。
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想了半天我们的结合。他对我不错,我对他也不错的。我想我和吴祖光的感情是朋友的感情,我怎么就没有转换成夫妻的感情呢?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情上,生活方式上不一样。我们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呢,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李: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我是在1938年就认识了他,是在重庆。1938年夏季,我从沦陷了的老家江苏常熟逃亡到重庆,考取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一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教务主任,吴祖光在那里当余上沅校长的秘书。他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南方人,跟他学国语。所以,我开始一直叫他“吴先生”,后来关系转变之后,也从来没有叫过“祖光”,有时就连名带姓叫“吴祖光”。到现在为止,提到他还是叫吴祖光。
李:在学校有个人接触吗?
吕: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就是爱请客,有这个特点。你们不是说他爱请客吗?不是现在爱请客,从小就爱请。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李:我最近在整理他的日记,是1954年到1957年的,几乎见天就是记着请人吃饭,从夏衍、潘汉年,到黄苗子、郁风、丁聪,还有梅兰芳、齐白石,好像整天就是聚会。
吕:在重庆时他就是这样,有了钱就一天到晚请客吃饭,他感到开心。
李:真正开始来往,或者说你们成了朋友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
吕:那是到离开学校以后了。1943年,我从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剧社,当职业演员。他后来也从学校来了,好像是当编导委员,反正位置比我高。这时,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是同事关系了。从那时开始,他对我不错。他开始写《牛郎织女》。在重庆写的,完了之后,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是张骏祥当导演,有两个女的,我和张瑞芳。在成都,我们住在中华剧艺社里面。小丁,就是丁聪,也去了,他是舞台设计,还吹笛子。他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小亭子里,三边都是水。
在这之前,我们在重庆演话剧《安魂曲》赔了钱。《安魂曲》是写莫扎特,导演是张骏祥,同一个余克稷拥有的“怒吼剧社”演出。曹禺主演莫扎特,音乐是马思聪,舞蹈是戴爱莲,那个戏的阵容是空前的,但由于成本太大,加上演出场次受限制,演出赔了。第二戏《牛郎织女》赚了钱,填补了前面的戏。我们都参加平均分配。我分到了六千块,小丁也分了六千块,张瑞芳也是。那个时候六千块不得了。吴祖光多少钱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他是编剧,要拿百分之几的上演税。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小丁也没有拿过。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花,怎么办?就胡花。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每天去逛街吃馆子。后来,小丁、我、吴祖光三人就说到青城山去玩。青城天下幽嘛。我们三人就去了。
李:从这次旅行开始了你们的亲密关系?
吕: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也还没有谈朋友。第二天早上,我们从东城出西城,要赶公共汽车到灌县,再从那里上山。我们磨磨蹭蹭,等赶到西城汽车站,公共汽车已经开了。一天就一班车。我们三人坐在茶馆里发愣。我那个时候很任性的,我们说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回去多没意思啊!怎么办呢?这时,拉黄包车的人来兜生意,说:你们不是要去青城山吗?我们拉你们去,九十里地哩!我说你们怎么拉得动。“行,行,行,我们一定把你们拉去。”结果我们讲了价钱,多极了,反正比汽车贵得多,保证下午四点钟到,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人坐一辆黄包车动身了。后来吴祖光说,也不错呀,还可以一边走一边看风景。我是着急,他慢慢说:“不要紧,看风景嘛!想看了,还可以下来喝碗茶。”
黄包车车夫原来是揽下生意后再往下转手卖的,走一段就转卖给下一段,卖了我们三次。到了灌县是下午四点了。上不了山,就住在中国旅行社里头,当时是最好的旅馆。人家看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老板出来,知道我们要上山,就说:不能去呀!昨天就有人被抢了。上山路上有土匪。我们说也没有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帮我们雇了一个挑夫,挑我的两个箱子。要我们三个人不要一起走,要分开,拉开距离,互相不要说话。有三十里地,我们三个人就走了。碰到一个道士,他说:到我们那儿去住。就带着我们一口气爬了三十里,一上上到了上清宫。
他们那里实际上也是旅馆,进去之后,给我们开了一间大房子,三张床。请我们吃地板腊肉,吃完饭,一算账,小丁说:“糟糕!我们剩下的钱只够回去了。”住在这里一晚上要七十块钱,一个人吃饭还得几十块。他要马上就回去。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上来了,马上就回去,多扫兴,那不行。但怎么办呢?
李:吴祖光什么意见?这种一起玩的时候他一般是什么样的?
吕:吴祖光这个人有个好处,遇事他不着急,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慢腾腾地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在这里呆着,写信回去,要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汇钱来。吕恩在这里,还要她演戏。拿钱来我们把吕恩送回去,不拿钱我们就在这里呆着。”
李:我读过郁风一篇文章,提到她和徐悲鸿一行在青城山遇到过你们。
吕:是啊,巧得很。这时有一个知客,就是道士负责和外面打交道的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发现徐悲鸿在天师洞,带着一批学生在写生。天师洞在我们上清宫底下。那个人还说,郁风也在里面,那时她刚从桂林来成都,丁聪好像抓到了一根稻草,说那个地方我们能去吗?那个知客说,你们不要下去,我们这里有电话,可以通下面天师洞。丁聪就打电话,找到了郁风,说我们没有钱了。道士就在旁边,他们俩就用广东话说。郁风叫我们下去,但道士不愿意要我们走,他知道徐悲鸿是大画家,要我们去把徐悲鸿他们拉上来住。他说:“明天你们下去,东西先留在这里,把他们带来,我们可以优惠。”我们没有办法了,第二天就把东西留下,去找他们。见到他们有十几个人。我认识郁风,把我们介绍给徐悲鸿,还有廖静文。徐悲鸿这个人好客,听说我们没钱了,就说:在我们这里吃,没问题。我说:“不行呀,我们的东西还在上面呢!”他说:“没关系,你们先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我们再一起上去。”
我们高兴极了,就住在天师洞。以后,吃呀,用呀,花呀,都是徐悲鸿负责。每天吃两桌,什么地板腊肉,天天都是山珍海味,道士是吃荤的,天天各种新鲜菜肴,还有酒。
这个时候,徐悲鸿刚好和廖静文在谈恋爱。徐悲鸿送了我一幅画,现在在我儿子那里。我们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张画。丁聪和吴祖光一人一张马,送我的是一张猫。我还傻里呱唧,说:“徐先生,你是画马有名的,怎么送我一张猫呀?”他说:“女孩子就该送猫,男的才送马。”他当时送廖静文的也是猫。徐悲鸿纪念馆里挂的一张猫,就跟他送我的那张同时画的。有六十多年了!
应云卫真的寄钱来了,要我回去排《家》。我们三个人,还有徐悲鸿、廖静文,一共五个人先下山。我们三个人走下去的,他们两个人是坐轿子下去的。回到成都后,徐悲鸿就开了一个展览会。大概又经过了一两年的周折,徐悲鸿终于和蒋碧薇离婚,和廖静文结婚了。
李:这次青城山之行,您对吴祖光有什么印象?
吕:这一段,我们大约玩了十六天,吴祖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像郁风那样,一堆人总是能看到郁风,吴祖光不太出头的。后来我在成都就留下来了。在那里演《家》,吴祖光在成都写了一个剧本,《少年游》,里面四个女性都有原型,有郁风、赵慧深,还有我。我的那个角色的名字叫洪蔷。那个戏本来预备我演的,由贺孟斧导演,但我没演成。后来是在重庆、上海演了,我那角色在上海是沙莉演的。以后,我跟了中华剧艺社,巡回演出,就和他分开了。他在《华西晚报》工作,我们就开始通信。
走进二流堂,共同的生活
李:从青城山下来,你们就成为朋友了?
吕:在青城山不算,回来后这时开始通信就算做了朋友吧。1944年初我在外地演出,半年多,到1944年夏天,太累了,得了胸膜炎,留在了自贡。他坐长途汽车从成都来看我。我躺在地板上,发烧。剧团很穷的,没有拿一分钱工资,只管吃饭。他说:“这怎么行呢?有病得治。我们离开吧!”我说去哪儿?他说:“我现在有钱了。”原来《牛郎织女》在重庆又演了,《少年游》也在重庆演了。我说:“我不能花你的钱。”这个时候,张瑞芳在的那个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也出来巡回演出,到了内江,离我们差六十里地。金山到自贡来打前站,碰到了我。那个时候,张瑞芳离开了原来的爱人,和金山在一起,舆论对张瑞芳很不利,她在剧团很孤独。我和张瑞芳很好,金山见到我,就说你到剧团去看看瑞芳。吴祖光也说你就去吧。金山这个剧团是党领导的,应云卫的剧团也是的,但金山是海派,福利比较好。就这样他们把我弄到了金山的中国艺术剧社。金山说,你就在这里住着养病,不用演出。应云卫的剧团回成都,我就没有走,继续留在内江。吴祖光也留下来了。
不过在自贡金山的剧团里,我居然和吴祖光有一次还同台演过戏。我本来是养病,但在他们上演《戏剧春秋》时,让我临时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名电影明星,她托病要挟老板不愿上台演出,于是老板派两名医生来给她看病。一位是中医,一位是西医,等我在台上演出时,两个医生上来我才发现他们是由宋之的和吴祖光客串扮演的。宋之的扮演中医,戴一顶呢帽,粗布长袍,他本来就胖,粗眉大眼的,操一口河北腔问我的病情。吴祖光扮演西医,西服革履,油头粉面,头发擦得贼亮,还给他画了一个八字胡子,很滑稽的样子。他躲在宋之的的后面,不吭声,由宋之的一个人讲话。我没有想到他也上台了,想笑,又不敢笑,就趴在桌子上笑,根本没法起来谈话。宋之的问:什么病?我一听他的河北口音更想笑。后来,吴祖光对我说:“一上台我都糊涂了。”他一辈子也没有演过戏,这大概是他唯一的一次演话剧吧!
李:听说你们从自贡又去了峨眉山,有过很有意思的故事。
吕:是呀,过了没多久,金山的剧团上峨眉山,我们也一起跟着去了。全剧社的都上峨眉山,我们分两拨儿走。年纪大一点的坐滑竿,年轻的爬山。我因为有病,也坐滑竿。在山上护国寺住了一夜,第二天分道扬镳,我们坐滑竿,上山走七天,下山走五天。我给你讲我们的笑话。
我们这一拨儿有蓝马、金山、张瑞芳、宋之的、王苹、赵清阁、吴祖光、我等十几个人。我们都坐滑竿。头两天住路上的庙店,和尚看我们都带答不理的,安排住上下铺那种床,一般性的接待。第三天,碰到爬山的那批年轻人,他们问我们怎么住的,我们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我们住的可好哩!”有一个叫白颂天的年轻人说,他们唬了和尚。他们告诉和尚:“快开山门,黄二小姐来了!”就是黄婉苏,“罗三公子来了!”是指罗健,他父亲是刘晓,后来驻苏联的大使。和尚们一听,就赶紧把好的房间开给他们了,还给他们弄好吃的。他们就是这样一路走上来的。
我们听了,心想我们怎么住这么差?也想办法。第三天,蓝马看看宋之的、金山,对我们说:“我先去打前站,到时你们都别做声,看我的眼色。”他就先上山,自称副官。我们十几个滑竿到了洪椿坪,那里也有一个庙。我们一到那里,山门已经打开了,大殿外面的长廊,排好了长桌,铺好了白布,还摆好了椅子。碗茶也放好了。我们一看就傻了。只见蓝马对着我们喊:“宋司令,请!” 宋之的大腹便便的,挺神气的,像那么回事,就把他请到正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来。蓝马又喊:“宋太太,请!”把宋之的的夫人王苹请上去。又喊:“姑太太,请!”他喊的是赵清阁,她成了姑太太了。再喊:“姨太太,请!”喊的是张瑞芳。还把我说成是宋之的的小姨子。一塌糊涂,大家都成了一家人。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
我们坐下来,喝上茶。这时里面的人出来了,说:“我们这里是小地方,照顾不周。”原来他们听说有司令员从前方回来了,又见我们都是坐的滑竿,年龄也像,就相信了。他们把一个大跨院安排给我们。真漂亮,原来是林森的别墅,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满院子全是桂花树,香气扑鼻。家具都是硬木的,没有电灯,但点的都是进口的僧帽牌洋蜡。我们住了进去。蓝马又大喊:“吃什么?我们要吃鸡。”和尚说:“我们庙里不能烧鸡。” 蓝马说:“你不能到外面去烧去?”他们真的到外面去做了,那天晚上,又是打麻将,又是打扑克的,大家玩得真开心。
李:吴祖光爱玩吗?
吕:吴祖光和我们在一起,没什么特别活泼,只是和大家一起玩而已,不像蓝马那么活跃。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和尚拿出了缘簿,大家傻了眼。有人悄悄说:“写个五百元的条子,让他到重庆去拿去,写个找不到的地方。”结果,我们就让吴祖光写了条子。然后,我们继续上山。
就是这一段事,文化大革命时整我整的够呛,说成我的一个罪状。说我是跟了一个国民党的战区司令员上山玩。我说是假的,是蓝马编的。这件事是在揭发宋之的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时捅出来的。搞得我当时惨极了。
大家下了山,我要养病,就把我和吴祖光、宋之的,还有一个沈剡,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四个人留在山上。在青溪阁,不是庙,是图书馆。我养病,吴祖光、宋之的写剧本《春寒》,吴祖光写的是《芙蓉城》,成都就叫芙蓉城。不过这个剧本没写出来,没演出。
在山上我们呆了二十多天,我每天无所事事,就养病。这段时间我和吴祖光关系就比较好了。
李:看来你们的爱情与四川的名山大川关系密切。
吕:也是机缘吧。1944年八九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没有回去,还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那个时候,马彦祥当中青的社长,他让我去他的剧团,宋之的就说:“别住在那个剧社,有一个好地方,我送你去住。”就把我送到了唐瑜那儿。那是,高汾还没有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唐瑜的房子叫碧庐,那里的故事可多了。
李:我写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关于“二流堂”的书,书名就叫《依稀碧庐》。我觉得“二流堂”里的你们这批人很有文人特点,值得研究。要是能拍一部“二流堂”的纪录片其实也很有意思。吴祖光什么时候回来和您在“二流堂”会合?
吕:吴祖光到冬天才回来。回来他也住了进来。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我很奇怪我的感情,很有意思。他对别人说:“吕恩要是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一堆人一起玩玩挺不错就是,走开了也想。他比我大四五岁,给我很多帮助。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不好(按:此处原文如此)。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象卷舌音我就发不好,教我念儿字化的绕口令,如“小口子儿,坐门凳儿……”他还教我写字,大字小字都写。我很听他的话。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但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两人后来就不干了。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孩子。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李:就是说在1944年冬天,你们在开始一起生活。
吕:是的,半年多之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我和秦怡坐汽车回上海。我们先动身,但后到。吴祖光是坐飞机到上海,结果他比我还早一个月到上海。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李:听丁聪说过,你们是在上海举办的婚礼。
吕:开始还没有准备结婚。但又为什么正式结婚呢?到上海后,我回常熟家乡去,这时发生了一个重要插曲,促成了我们的正式结婚。而且是三天之内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乡表兄,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学气象的,抗战八年期间当空军,他到印度一个基地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很荒凉的地方。他是个孝子,有兄弟两个,都出来了。抗战期间母亲在家乡病了,找了一个女孩子照顾她。母亲病好了后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这个女孩子不错,他妈很喜欢,就写信给儿子说是替他定亲了。表兄非常孝顺,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回信还是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他母亲要把女孩子送到重庆,但走到半路没走成,又回到了常熟。表兄给我写信说到这件事,说战争无望,他让他母亲还是把那个姑娘当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样我就了一桩心事。这表兄个告诉我这个事,他其实对我也有意思。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过去后,他一直和我通信,吴祖光也知道这件事。
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问我他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它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
正在这时,吴祖光到我家来了。
李:你知道他要来常熟吗?事先约定的?
吕:事先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的。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说,怎么一下子就说要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回来又追你,事情就闹大了。”我想怎么办呢?后来想通了,结吧,反正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我是个女孩子,不结婚挺麻烦的,老是被人追来追去的,也不好。结了婚以后,我可以专心搞事业。就这样我决定结婚,回到了上海,就这么结的婚,当时很理智的。
李:对你们结婚,上海的朋友们好像都很高兴,前几年冯亦代也曾同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婚礼准确时间是哪天?在哪儿举办的?
吕:1946年3月,在上海梅龙镇饭店举办的婚礼。证婚人是叶圣陶、夏衍,是冯亦代、丁聪他们几个人张罗筹办的。重庆的那批朋友都来了,还有话剧界、文学界的朋友,1946年我25岁,在重庆时我和吴祖光是同居,现在是正式结婚了。那个时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
李:在上海你们住在哪里?
吕:我们结婚后住在我表姐家,她不在,回家乡了,房子全空着,就给我们住。是在江苏路、大西路口(现在的延安西路),很漂亮的房子,是三层楼,我们住在二楼。94年我到上海,还去看过,房子还在,但不知这几年拆没拆。
李:前年我陪丁聪夫妇到上海,拍摄他回家的专题片。我们一起到大世界旁边的共舞台,去找他和吴祖光当年编辑杂志的地方。你去过那里吗?对那段时间他的情况了解多少?
吕:《清明》编辑部在共舞台用的是大商人张善琨原来的房子,抗战胜利后他跑了,就被他们拿来用。记得我和秦怡在《清明》第一期上还发表过纪念贺孟斧的文章。那段时间,吴祖光上午在《清明》编辑部,下午到《新民报》编辑副刊,一天到晚不在家。我刚到上海,在于伶他们的上海剧艺社演戏,白天经常排戏,有时晚上演出,我们一天到晚见不到面。因为晚上我们也各有各的应酬。我们常常写条子贴在门上,告诉各自的行踪,挺有意思的。我到了晚上演出的时候,白天不排练了,有时没事也到共舞台那里去,看他们两个人在不在。见到我,丁聪就开玩笑说:糟糕,吕恩来监视我们了!
我年轻,爱玩,他们不能陪我。吴祖光就偷偷告诉也在上海的我的剧校男同学,像刘厚生,要他们抽时间带我去霞飞路喝咖啡。原来我还好奇,怎么我一在家没事,就有同学来约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吴祖光的主意。我对他说:“你真坏!”
那时他的确很忙,一边编刊物,一边还和夏衍有地下活动。他们的编辑部就变成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点,夏衍经常把人召集到那里。那里人多,来来往往,来开会的人就分开走,不容易被察觉。
李:我读过你的一篇《穷开心》的文章,提到你在共舞台遇到郭沫若、洪深、田汉的事。
吕:有一次,我到那里去,走到一楼大厅,看到了郭沫若、洪深、田汉三个人在门口那儿说话,我就过去叫他们。洪深一见我,就连忙喊:“来,来,你身上有钱没有?”我说只有两万,当时两万是很少的钱。洪深说:“不要紧,够了,给我,我请你们吃饭。”我把钱给了他。他叫了两辆三轮车,我和郭老坐一辆,他和田汉坐一辆,花了两千元坐到西藏路的一品香西餐店。这里菜很贵的,我说这点钱怎么够?洪深说,不要紧,看我的。我们四人在包厢坐下,洪深就问招待:“你们的那摩温在不在吗?”Number One,也就是领班的意思。领班来了,一见洪深,很热情地招呼:“洪先生,您回来了?”原来抗战前洪深常来这里,和他们很熟。洪深问:“有什么好吃的?” 那摩温说:“洪先生,好吃的还不是您吃过的那几样。” 洪深说就要那几样。记得有烟熏鲳鱼几个菜,价钱是很贵的,我那点钱怎么够?悄悄问:“洪先生,这么多菜,我的钱怎么够四个人这么吃呀?”我心里打嘀咕。他说:你别管,放心吃。结果我们吃了很丰盛的一顿西餐。
吃饭时,田汉没怎么说话,基本上是洪深一个人在说笑。一品香的后窗正对着四马路的惠乐里,是妓女窝。我不知道,只看见许多年轻姑娘,就问:洪先生,那里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多年轻女的?田汉就笑着说:“洪先生知道那个地方,他老去。” 洪深说:“现在不能去,是过八月节的时候,会要很多很多钱。过了八月节,我请你去吃饭。”八月节后,他果然在那里请客,我没去,到无锡拍戏去了,是凤子和赵清阁去的。见到我,洪先生还说:“你没福气去,不怪我!”很有意思。
结帐时,那摩温问怎么结,洪深说还是老样子。于是,那摩温拿来一张纸条,洪深大笔一挥,写了一个“洪”字,又圈了一个圈,就算记账了。那一万多元洪深是用来付那摩温小费的。我们出来,又没有钱了,就叫一辆出租车,强生公司,四个人一起到北四川路郭沫若家,于立群出来付车费。这就是在共舞台时期出的洋相。
李:听丁聪说过《清明》因为发表一些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和漫画,遇到压力。你们感受到什么,遇到过什么事呢?
吕:我们也遇到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在1947年下半年开始,局势很紧张。开始,我们有个便利条件,与所住的长宁区警方关系不错。这还是在重庆结识的关系。在重庆时,有一次警官学校排演吴祖光的《林冲夜奔》,我去扮演娘子,吴祖光当导演,其他演员都是教官和学员。光复后,不少认识的警官和学生都到了上海,其中一个演员担任长宁区警察局局长,记得他姓赵。我们到上海后,他请我们吃过饭,到夜总会去,不用花钱,他也很高兴可以请明星。
有一天,赵先生来到我家,吴祖光不在,他对我说:“吴先生上了黑名单,告诉吴先生,晚上以后尽量少出去,特别不要到别的区去。在我这儿出了事我还可以保他,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我就很难帮忙了。” 吴祖光回来后,我告诉了他,他嘻嘻哈哈,根本没有当回事。
过了一天,突然来人抄我们楼下,后来知道是一位地下党员的家,幸好他的一台油印机藏在我们家,放在三楼阁楼上的保姆床下,没有搜到什么东西。那个姓赵的又来我们家,说那是给你们颜色瞧的,要我警告吴先生。这次吴祖光重视了,没有再出去,不久,就跑到香港去了。人家都说他是福将。
平静地分手,我仍然很感激他
李:你和吴祖光在一起共生活了多久?
吕:如果从1944年在“二流堂”住在一起算起,到1950年分手,应该是6年。在这之前只是朋友交往。我回想一下,1943年开始和他来往密切,到46年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他写了《少年游》、《牛郎织女》、《捉鬼传》、《嫦娥奔月》,好像还改编了《红楼梦》。这四个戏都演出了的。
李:你演出过他的多少戏?
吕:我总共演出过他的三个话剧:《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三部电影《山河泪》、《春风秋雨》、《红旗歌》。最后一个就是1950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影《红旗歌》。
李:你们1947年是一起去香港的吗?
吕:他和张正宇、丁聪几个人先去香港,他到香港去,是应大中华电影公司的邀请,要他去导演电影《风雪夜归人》。他好像是和丁聪一起去,也住在一起。请他去的是大中华电影公司,老板蒋伯英。吴祖光请秦怡主演《风雪夜归人》,准备带她去香港,后来秦怡没有去成,这个片子后来给孙景璐、吕玉
肥,是一种美德
Re: [分享]听吕恩漫谈吴祖光
厉害的。要好好学习一下。sikong wrote: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 “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Violent delights.
我突击在网上搜了一下老太太的八卦,硬是没找到啥,老太太真低调啊。
她后来在人艺演《雷雨》中的繁漪,于是之演周朴园,演了十几年。想找繁漪的剧照,也想看周朴园,都没能找到。
我对某个八卦问题特别感兴趣――吴祖光是在和吕恩离婚之前和新凤霞好上的,还是之后。不是想揪小三什么的,实在是新凤霞的回忆录写的太纯洁无瑕了,可怜我十几年来一直以为吴祖光遇到新凤霞的时候是个纯洁的大龄未婚青年。如今听到吴祖光还有个前妻。哇,简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还是吕恩自己交待的清楚,她和吴祖光感情已经变质了,然后吴祖光在北京遇到新凤霞,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离了婚。
其实是没什么的事情。前妻保持沉默很久,一旦开口讲话,倒是有问必答。后妻声势很大,按流行说法“掌握了话语权”,然而对某些事实讳莫如深。
这老太太倒真是想到啥就说啥。演爱国话剧发家致富,名编剧逛妓院,嘿嘿。
她后来在人艺演《雷雨》中的繁漪,于是之演周朴园,演了十几年。想找繁漪的剧照,也想看周朴园,都没能找到。
我对某个八卦问题特别感兴趣――吴祖光是在和吕恩离婚之前和新凤霞好上的,还是之后。不是想揪小三什么的,实在是新凤霞的回忆录写的太纯洁无瑕了,可怜我十几年来一直以为吴祖光遇到新凤霞的时候是个纯洁的大龄未婚青年。如今听到吴祖光还有个前妻。哇,简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还是吕恩自己交待的清楚,她和吴祖光感情已经变质了,然后吴祖光在北京遇到新凤霞,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离了婚。
其实是没什么的事情。前妻保持沉默很久,一旦开口讲话,倒是有问必答。后妻声势很大,按流行说法“掌握了话语权”,然而对某些事实讳莫如深。
这老太太倒真是想到啥就说啥。演爱国话剧发家致富,名编剧逛妓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