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姚锦云和我

[silkworm]

姚锦云和我
――一九八二年在天安门撞死五人撞伤十九人事件背后的故事

作者：沈睿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天安门前死去的人，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驾车撞人致无辜群众重伤死亡，罪犯姚锦云伏法

　　――新华社 （1982.02.19）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原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一场汽车驾驶员姚锦云因犯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罪，已被依法判处死刑。

　　姚锦云是在一月十日擅自驾车在天安门前撞人犯罪的，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于一月十五日将其逮捕，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于一月十七日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月三十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姚锦云危害公共安全一案。被告人姚锦云聘请律师万敏为其出庭辩护。审理查明，姚锦云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法庭认为，被告人姚锦云对本单位领导有意见，不采取合法的途径解决，竟目无国法，无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公然在天安门广场驾车向密集的人群冲撞，致使在场无辜群众五人死亡，十九人受伤，罪行严重，必须依法严惩。依照《刑法》第一Ｏ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庭宣告判决：姚锦云犯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宣告后，姚锦云表示认罪服法。姚锦云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二月十日报送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今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布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二月十七日核准被告人姚锦云死刑的裁定和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并于当日将罪犯姚锦云执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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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姚锦云但我却从没真正动过笔。

　　是的，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像短篇小说似的东西，记录我和姚锦云在一九八一年夏天，在北戴河海边度过的七天。那篇写于一九八二年三月的文字，是在姚锦云刚死后，我在极度悲伤绝望的心情中写的，写得更像哀伤的诗歌，而不是小说。后来不久，一个那时在北京《当代》文学编辑部作助理编辑的人，与我当时的男朋友正往来，因为他们都是湖北人。我的男朋友便把我写的东西给他看。结果，我写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因为极度害羞，不好意思问他怎么想我的小说。他从我的男朋友手里拿走了稿件，也许是吃吃喝喝时忘掉了，再也没有把稿件还给我。我，愚笨、害羞的我，也没有底稿。那些稿件，连同我的其他五六篇小说，都丢了。那还是在复印机出现在我们生活之前的时代。如今想起来，好像是史前时代。我的稿子都是写在薄薄的稿纸上，歪歪扭扭的字是因为我写字写得太快。我如今都不知怎样写字了，只会打字了。多年来我也没有再见过那个编辑。奇怪的是，前几天我竟从网上看到那个编辑的名字。他如今也在写小说。我在电脑屏幕上看那个名字，看了好几遍，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多么大的奇迹啊。我以为早就过去的人，那我觉得好像是远古时代的人，如今还活着，还活跃着。他拿走了我的小说，那些写在方格子的稿纸上的短篇小说，丢弃在他也没有意识到的某个垃圾箱里。而那里盛的是一个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不敢打开的激情的暗箱。

　　多年来我经常想到姚锦云。她死后的最初几年，我常常梦见她。至到有一天在梦中她对我说，我再也不回来了，她就再也没来到我的梦中。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她但我却没真正动笔，因为我无法用言辞表达我的切肤的爱和生命的丧失。“丧失的艺术是不难掌握的！”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士普自嘲地一遍又一遍地叹到，“每天都失去一些东西，…我失掉了两座城市，…我丧失了一片大陆，…丧失的艺术是不能掌握的！”每次读到诗的结尾，我都禁不住泪水涌出，“丧失的艺术是不难掌握的！”真的吗？真的吗？丧失的艺术是不难掌握的！毕士普反讽地、自嘲地、用一种故作的无所谓的语言表达无法弥补的丧失的悲伤。也许是的。丧失的艺术是我们不得不学会、掌握、娴熟的。是的，丧失的艺术是不难掌握的！丧失是我们生命的里程碑。当我们丧失了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时候，生命就画上了句号。

　　是啊，我至今还记得我写的故事，那些故事的梗概。谁能不记得自己最初写作的激情呢？没有人要你写，可是你觉得非写不可，好像有一个声音在你的头脑里督促你，写，写，写。你拿起笔来，写下在你的头脑中的声音。柏拉图说，写作是神灵的惠顾，是被神灵抓攫住了，在那一霎，你是神灵的代言人。你一边写，一边嘴中念念有词。你不仅仅是在写字，你是在把那些字说出来。说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些字的份量，那些字中隐含的激情。写作是一种巨大的快感，是身体的、头脑的快感的同时到达。但是，任何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写的小说，即使故事还在，那些血肉一定都已变成了日久风干的腊肠，二十多年的风雨把腊肠也风干得不能咀嚼了。用张爱玲的话说，三十多年前的月亮，就是回忆，挂在那里，也是一团模糊了, 模糊得好象是一团月晕。

　　哦，那个故事的题目是《等》－－此刻，在月晕模糊的回忆里，那篇小说的题目闪出来了，是《等》。是的，《等》。这是怎样的谶言？我一直在等，等，等到今天，等到我可以说一切而不必痛哭失声而因噎废言。等我年龄得足够而回忆往事，往事因回忆而变得温馨，美好，就是痛苦也成了财富。多么荒谬的财富！我宁愿一贫如洗，也不愿贮藏痛苦这种财富。然而生活从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许这世界上真有从来没有痛苦这种财富的人。我在任何一个所谓重要的会议上看到那些踌躇满志的人，常常猜测在那些腆起来的肚子里是否有痛苦这种财富？

　　痛苦压迫我们。最大的丧失是我们说不出来的丧失，是无法言说的，是不想与任何人分享的。二十多年前，在姚锦云的事件震惊了中国，在听到她是我的朋友后，诗人杨炼对我和我那时的男朋友说，“操，这真够你们写的了。”我静静地坐在一边，没有说话，而心中却在尖叫，“写？这不是写作！不是写作！”

　　等。是的，我一直在等。等到今天我可以回忆而不必因丧失吞噬的身体的痛楚而写不下去，等这一天我可以慢慢地把一切写出来，等我可以把故事坦然地讲出来。姚锦云被处决之后，我精神几近疯狂。我当时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到水电部。幸运的是，头几个月我不必上班，可以完全沉浸在我的悲伤之中，而没有人怀疑我的悲伤。我到天安门广场去，在严寒的广场上走来走去，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跟想象中的姚锦云说话。我到姚锦云撞车的金水桥边，检查被撞裂的桥栏，仔细查看那些裂纹，好像那是姚锦云留给我的字迹。我在天安门前走来走去，说来说去好像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仍然在震惊中无法回过神来。

　　记忆在记忆的隧道里闪现着阴暗的光芒。一个人可以回忆童年，少年和过去，但是无法找回的是一个如今已中年的人在二十岁时对生活的感觉。如今我白发散落在发间，过去的男朋友成了丈夫又成了前夫。那生斯长于斯的古老的、绿荫掩映的北京成了一个现代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肮脏和华丽的城市。一切都变了。我每次回到中国，中国都在变化，变得让我吃惊。但是中国也没有变，中国的根本好像还没有变。用我儿子的话说，“妈妈，中国好的，都变了。中国坏的，什么都没变。”真的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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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锦云和我都成长在北京城内西北角地区。这是古老的北京城内最老北京的一个地区。从我们的家走到北京的城墙不过五分种，穿过断壁残垣的城墙，就是碧绿的护城河。护城河的对面就是太平湖公园。太平湖公园因为老舍在那里自杀而成为中国的文化记忆之一，而公园本身，大概在一九七零年左右就不存在了。姚锦云的家，直到死前她还在住的家，是五根檩胡同八号，我的家是石碑大院胡同十一号。我们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二百米之遥。一九九三年在我离开中国之前，那个地区拆迁了。我随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到石碑大院和五根檩胡同去看过。听说新建的小区保留了我们院子里的那两棵枣树。我一直想去看。一九九八年冬，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杨永成开着车，带我在夜晚的北京闲逛，如同多年前我们骑着自行车闲逛一样。我说，“咱们去看石碑大院吧”。他说，“看什么看，什么都不在了，没必要看”。我们就没去看。一晃，杨永成突然脑血管迸裂，跨入死亡的门槛，虽说他又回过来了，这位我少年时代唯一的异性好朋友，却再也无法开车了。今年我回北京，他拒绝见我。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别来看我。没什么好看的。”我举着电话，假装轻松，答应不去看他。我那刻正站在大栅栏大街里的一个自行车商店外。大栅栏大街还没有变，还是那么人群熙攘，贫穷的背景下繁荣的市场招牌好像在呼喊着买、买、买的口号，我却什么也听不见，好像失聪了。姚锦云、杨永成和古老的北京，是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少年时代一去不复，古老的北京也已经不在。人生已是人成各，今非昨。而谁独语斜阑，在这角声寒的时刻？

　　岁月和死亡，只有记忆在记忆的隧道里慢慢燃烧，却谁也不能照亮。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早已过了通常到国外开创新生活的年龄。我并没有那么积极地要到国外去。我渴望离开，但是，父母、孩子和各种条件都不具备。虽说，我一直在期待离开的可能。离开中国，离开中国，离开这个无法自由呼吸的地方。然而，离开并不那么容易。当机会来临，我没有犹豫地离开了。面对的是全然的无知，全然的茫然。我那时梦想和他一起建立生活的人，不解而且恼怒地对我说，“你干嘛来美国？这里有什么值得你来？你离开那么好的工作，孩子，到美国这里重新开始，你怎么能开始？你不可能！”我看着说这个话的人，我们正在阴雨绵绵之中走过俄乐岗大学的图书馆。从图书馆的台阶上往下看，空无一人的校园在雨中等待学期的开始，好像十分寂寥。我刚来美国三个月，语言还不太通。我看着空空的校园中碧绿的草地，光秃秃的树木，心中的雨水把我淹死了。我冷冷地对那个人说，“ 好吧，十年之后我会是一个这里的教授。我们走吧。”我们就此分手。

　　也许他是对的，我为什么到美国来？是因为人人都向往的出国吗？可是我已不再年轻。我一钱没有，一文不名，从零做起，等待我的是一个茫然的未来。可是我还是来了。因为，一九九三年，我见到姚锦云的一个至亲的人。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听说姚锦云去美国了？”“什么？”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我亲手把她血染的沙土捧起来，放到纸箱子里。我亲手在处决她的现场到处找她残存的身体的遗物，拣起那些零零碎碎的头骨碎片。我的双手全是血。她怎么可能去美国？姚锦云至亲的人说，“我也是听说。听说美国政府把她救了，和中国政府做交换，把她送到美国去了。”我吃惊极了，不相信，“不可能。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美国政府恐怕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半信半疑。

　　美国，为什么是美国？为什么会对美国有这种希望？为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国家？也许只有美国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逃避迫害的人们组成的国家，一个拥抱流亡者的国家才可能救姚锦云。我们内心深处的对美国的信仰。我们对理智、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来美国前，我一个人到天安门广场去，在姚锦云撞车的金水桥上向她告别。那座桥还留有她撞车时的痕迹，那修复后残留的裂痕，也许只有我才能发现的痕迹。我手抚摸着那别人看不到的痕迹，对姚锦云说，“锦云，我要去美国了。我们没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我希望我的后半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生活，不再害怕，不再恐惧。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再恐惧和害怕。”

　　向往我们从来没有的自由，不再恐惧－－一个多么幼稚的想法，把我从中国连根拔起。如今我在美国住了十年了。我是教授了。我也的确不必害怕政治的迫害，毕竟我离政治很远，也不从事任何政治工作。我对自由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同。但是，恐惧却永远跟着我。恐惧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恐惧有人看见我，即使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也希望自己不存在。我希望谁都不注意我，很多时候希望自己消失。无论我住在那里，我都喜欢很小的房间，我受不了大而宽敞的房间，站在那样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渺小而受压迫。我需要在一个小而黑暗的房间里，看书，写作。在黑暗的小房间里，我觉得踏实，觉得没有其他人在关注我。我住的房间，如果向阳，我就用窗帘盖住，把房间变得阴暗起来。我躲避世界，因为，恐惧，莫名的恐惧，时时刻刻都跟着我，我无法摆脱。这是不是多年在恐惧中生活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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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我们成长在恐惧的时代。

　　正是这种恐惧引导我看见了姚锦云站在他们家的院子里。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冬春的一个中午，也许已经是三月份了。因为我记得看见姚锦云的背景是那湛兰的蓝天，是冬天清脆的但是你可以感到开始柔和的天空。那天中午下学的路上，我走过北草场胡同的时候，听见人们吵吵嚷嚷地，“抄家了，抄家了”。那个时候，我在西直门第一小学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家一九六七年底从东城区搬到西直门内的石碑大院胡同，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搬家后，我们试图进入新的学校，但是，附近的学校都不接收我们。认为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底，文化革命抄家刚刚结束转学，十分可疑。家里不是被抄家的，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拖了好久，我们－－姐姐和我才最终都到西直门一小开始跟班上学。我插入他们的二年级班。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听见人们的喧嚣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跟着人流跑去看抄家的去。这真和我的性格不符。我是一个极其害羞的女孩子，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孩子。可是，一种我无法解释的好奇心，使我向姚锦云的家走去，那时我并不认识她。她的家坐落在南北向的北草场胡同内的西边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里。一进胡同口，我就看到有人在一个坐南朝北的大门口出出进进。我知道那就是抄家的地方，就随人流进去了。进去一看，是一所不大但是很整洁的四合院。院子中有几棵树，都光秃秃的。还有一个十字甬路，是青灰砖的，通向北房三间，南房也是三间。西方只有两间，我面对着关着门的三间东房。北房有房廊，廊子下堆着很多书报，显然是仓促的堆在那里的。我环顾四周，是我很熟悉的四合院落－－我就是在这种院落中长大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奇怪的是，院子中并没有什么人，我看见也听见南房中人声鼎沸，可是院子里却很安静，好像不真实地安静。我突然害怕起来，怕人家抓住我说，小孩子到这里来干嘛。于是我就走下台阶，向右拐，到南房中去了。南房中的阳光非常明媚。也许是正午的原因，房间中的面向南的大窗中流泻着浓浓的阳光。我看见很多人都在伸着脖子看什么，我也钻到前面，伸着脖子看，好像是毛笔字，在发黄的纸片上写的字，放在一个大的写字案上。我并没有看懂，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退出来，我就向外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说，“出去，出去，看什么看，家都抄完了，还有什么可看？”我听见这个话，恐惧起来，就更急于溜走了。我被那个恼怒的声音吓得只想立刻从这里消失。我就站在外边了。我这时才看到在北房的廊柱旁，站着一个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大，她显然早就看到了我，或者她刚才一直躲在廊柱子后也不一定，此刻我们四目相对。我看到的是一对恐惧的，但充满愤怒的眼睛。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合体的呢长大衣，看着我。我也看过去，看见她和她半躲在廊柱后的身影，她的目光和她头上湛蓝的天空。阳光泄在她的身上。她好像是一个阳光中的一个影子。我们互相看着，我突然跑起来，仓惶地像受惊的兔子似的跑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多年后，当我们成为无间的好朋友的时候，我向她讲我是怎样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对她的印象时。姚锦云毫无概念。她说她根本就不记得在那天见到过我。她也是下学刚回家，见到家里出事了，躲在廊柱后，不知做什么好。“我怕得要命。那不是我们家第一次出事。我们家已经被抄过好几次家了。每次我们家来人，我知道都有坏消息，都是坏事。”

　　出事对姚锦云家不是新鲜的事情。我后来得知，那天我看到的情况是公安局来她家通报她的姐姐自杀了。她的姐姐，比她大三十多岁的姐姐上吊自杀了。公安局同时搜查了他们家，大概是在找证据。她的姐姐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四十年代，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那个美国人在中国大陆被“解放”之前，回到美国去了，她姐姐没有来得及追随自己的丈夫，结果铁幕垂落，决断了一切联络的可能。她的姐姐再也没有机会得知丈夫的情况。文化革命初期，她自然被看成是美国特务，挨斗，挨打，一切可能想见的折磨。一个与美国男人结婚的中国女人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罪证。在一个仅仅因为与外国人交往就是特务的时代，这个女人无法活下去了。她走到北京的郊区，在北京西北的鹫峰地带，在一棵树上结束了生命。当姚锦云告诉我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她讲的时候也并没有伤心的表示。我也没有表示震惊。也许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目睹太多的自杀，太多的死亡，所以这些故事都不构成震惊的理由。我听了，只觉得这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我一定没有任何惊异的表示，我不记得我曾惊异过。

　　而今天，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寥寥的几行字，我怎么能概括那个我从不认识的女人、姚锦云的姐姐的一生？她是怎么生活的？她遭受了怎样的折磨？甚至，最直接的，她是怎么走到北京之外的？鹫峰离北京城里至少有四五十公里，她用了多少时间走到那里？在走的路上她在想什么？绝望，无边的绝望，黑暗的绝望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上，身上。要怎样的勇气一个人才可以自杀？要怎样的绝望一个人才会自我结束生命？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时代对待知识分子比斯大林对待知识分子还好一点。因为毛至少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把知识分子都杀了，而是让他们到青海新疆去劳改。我看了很生气。是的，毛时代没直接杀知识分子，但是让他们自相残杀或自杀。多少人自杀了？每个自杀个体都有无法承受的绝望！让我们设想一下自杀的心情吧。如果你有一点点，一点点希望，你会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任何一个在几乎不能活下来的时刻活下来人，都在心底残存着希望。姚锦云的家庭里却没有这样的希望。她的嫂子，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跳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大楼自杀了。我后来到位于天坛北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去，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仰望那幢灰色的苏式建筑的楼顶，想象，甚至我可以依稀看到那把自己从楼顶上扔下来的身影。我对姚锦云的嫂子所知不多。姚锦云只是告诉我，我嫂子自杀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故事，寥寥几句话就说完了的一生。姚锦云的兄弟姐妹和亲人中，两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自杀了。

　　自杀，我们成长在自杀的时代。我们对自杀司空见惯。我自己的叔叔，我父亲的堂弟，那个爱说说笑笑的金爹，那个在一九六五年国庆节骑来一辆平板车，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上，到东城区粮食局去看电视，看国庆游行转播的金爹，也在一九六九年自杀而死。那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我惊讶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荧屏，看到了邓小平。我对看到没有看到毛泽东等，没有印象。但是对邓小平却印象深刻。金爹想让我们这些孩子看看什么是电视。我们听说过电视，但是，不知电视是什么样子的。金爹就想让我们看一看，就把我们都装在平板车上，拉到他工作的地方，让我们看电视。这件事中流露出的金爹的对孩子的热爱和他的性格，让多年后的我仍感动不已。金爹是一个喜欢热闹，欢笑和孩子的人。他每次来我家，都给我们带礼物来。两包果脯，一包麦芽糖。在一个糖果和动物饼干都希奇的年代，金爹带来的果脯是我们的不可想象的享受。成年后我多次想过金爹对生活和孩子的热情。当我有了孩子后，我常常观察那些来我家的客人。我结论到，凡是对孩子认真关注的人，都是对生活都有一种骨子里严肃和善良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家里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喝酒聊天。我注意到诗人西川很认真地听我那时六七岁的儿子说话。儿子滔滔不绝地告诉“西川叔叔”一个故事。我注意到西川的表情，很认真，有一种对孩子的真正尊敬。我当时极为感动，我知道这是多么罕见而可贵的成人的品质，而金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金爹带来的麦芽糖是我最喜爱的糖果。麦芽糖，嚼在嘴里，甜香满口，浓浓的，缠绵在嘴里。不仅如此，金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还上过大学。他的父亲，我的八爷爷是东城区人大代表。金爹谈论的事情总是很有意思。金爹常常管我叫“猴三”。不仅因为我行三，还因为我“太机灵”。他常常对我的父母说，“三儿机灵得没比。”机灵两个字我那时并不能确切地理解，但是我知道机灵是一个赞美。我因此把机灵这两个字和我自己连在一起，并沾沾自喜，好象只有金爹是知音。一天，我的父母突然说他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自杀，因为有人说他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但是我确切地记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那天，我从高音喇叭里听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的革命的通知》。我当时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正是中午下学回家的路上，大喇叭的高音让我觉得很严肃，感到什么严肃的事情发生了。听到金爹是“五・一六”分子，我想到了那个确切的日子，想到我的感觉，但是，对金爹自杀的消息，也许是司空见惯，不记得我怎样惊异或伤心过。

　　我们小学的班上，突然转来的一个同学，叫田彩虹。她肤色黧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她坐在我的旁边。“你为什么转学到这里来？我也是转学来的。”我介绍我自己。“我被收养了。”她说。“我的父母都自杀了。我没有家了，我被这家人收养了。” 她是那么平静。我们好像在谈论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看着她。她有那么好看的圆而明亮的眼睛。我们都十一二岁。后来我得知，她的父亲给全家人，包括她的哥哥姐姐都喝了带毒的牛奶。她和弟弟睡觉睡得早。她的父亲试图给他们灌牛奶，但是因为他们睡得太深，喝得不多，所以，她和弟弟被救活了。全家的其他人，七口人，都死了。她本来的姓是范。她的弟弟被另外一个人家领走了。多年后我听说她在寻找自己的弟弟。我不知道她现在找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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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姚锦云家的事情知道很多，甚至在我们成为好朋友之前就知道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姚锦云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后来也是我五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学校里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大字报。一阵一阵的大字报浪潮揭露老师们的老底。我就是在学校里看大字报知道刘老师的历史的。诸如，刘老师是现在的丈夫的小老婆。我记得看过一张漫画，画的就是刘老师和她的丈夫，一个秃头的老头勾肩搭背，刘老师的嘴画得红红的，腰细细的，一副资产阶级的太太样子。也许是那张漫画中流露出来的男女情怀，那个时代这样的画面只有在漫画中讽刺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时刻才有，我对那张漫画印象很深。后来刘老师成为我们的数学老师。刘老师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她总是穿着极为合体的衣服，说话时有隐隐的口音，我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她很和蔼，在她的和蔼中，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尊严。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也知道她的女儿是姚锦云，是四班的，而我是三班的。我们下课的时候，可以看见彼此，但是从来没打过招呼，没有说过话。我一直纳闷她是否记得我，记得我们的四目相对。

　　她不记得，而我却记得那刻。还有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个个子非常高的人，也许有一米九以上。身材魁梧，眉宇严正。我每天清早都看到他。他在扫大街，扫北草场胡同的长长的街道。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还都是土胡同。他先扫一边，再扫一边。他扫过之后，长长的北草场胡同看起来就像是拿画笔画过了一样，叠成无数个人字。我走过的时候，很小心，担心把那好看的字弄坏。我对这个魁梧的人也很好奇。他是敌人吗？敌人怎么长得并不张牙舞爪呢？反而显得正气凛然的。有的时候，我走过了他，会好奇地停下来仔细看他。他也会停下来仔细看我。我们彼此看着，不出声。我知道他就是刘老师的丈夫。那个漫画中的国民党。我看着他，想，国民党人就是这样吗？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材？从此，国民党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大高个子的人。姚锦云的父亲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见过的唯一的国民党人。后来我才得知，其实姚锦云的父亲并不是什么万恶不赦的国民党，而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亲自给延安送过成千上万的银子过去，表示对共产党的支持。这也许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之一。毕竟，他以为，他是有功于新中国的。

　　姚锦云和我成为好朋友是从中学开始的。一九七二年冬天我们开始上中学了。小学教改，改来改去，学期从秋季改到冬季，结果我们的小学上了六年半，因为改学期。我们都被分到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北京第九十八中学。我们也被分到了同一个班。我们的家住得很近。那个时候，她的家已经从那个四合院中搬出来了，搬到离我的家不远的五根檩胡同八号。她的家是一间非常小的南房，不到八平方米，住着父母和她的哥哥，她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家中的床是三层的，父母一层，她一层，哥哥在最底层。我去她家的时候，觉得她的家小得站不住人，除了那层层叠叠的床从地上升到房顶外，家中最主要的却是一张大书桌，那是她父亲的领地。那张书桌我印象非常深。书桌是深檀木色的，宽大，雄厚。占据房间内二分之一的地方。（我成年以后，每到别人家，看看一个家中书桌是怎样的，就知道那个家人的知识水平。）他们的房间，本来不是一间房屋，而是一个棚子改装的，极为低矮。她的高大的父亲站在里面得低着头。她的父亲每天还在写字，练书法，看书。我看到他们家的线装书，还跟她父亲借过“文史资料”丛书看过。从那套书中，我还读过姚锦云父亲的文章，也学到了很多历史的知识。她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里住到至到她被捕。她死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某个部门决定立刻给她家房子。他的哥哥和父母不久搬走了。他们搬到北太平庄附近的一个两居室的楼房里。姚锦云死后，我只去看过他们一次。因为我担心如果我去看他们，他们会更为伤心。我宁愿消失。

　　可是我现在却充满内疚。我没有去看年迈的被悲伤打垮的老人，因为我不敢面对痛苦，丧失，我们无法言说的共同的丧失。他们会不会误解我？记得一次我在姚锦云家和她的父亲谈天。我那时还是高中生。幻灭已经是我们的时代标志。我那时已经读了很多“灰皮书”－－苏联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翻译，在内部发行的灰皮的小说，比如《落角》，《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人世间》，《白轮船》等等。这些小说，我是从另外一个同学那里借来的。这个同学并不读这些书，她的哥哥们都是老红卫兵，正在传看那些书，我央求她借给我几天。她是我的好朋友，就每次从她哥哥那里拿来给我。我往往是狂看一两天，就还给她。陆陆续续，这些书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对中国的情景开始有不同认识，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无能为力，一种灰暗的情绪已经成为我看世界的眼光。我已经从几个日本学生写的质询《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本书中走出很久了。我对老人谈到这个社会的灰暗，前途的无望。我那时刚读庄子，兴奋地对他谈庄子。老人很吃惊，问我，“你这些想法是哪来的？你怎么能读懂庄子？”我说，“我怎么不能读懂呢？”他说，“庄子是老年人的书。”这句话我印象很深。老年，是的，“我三岁时就已经是老了。”多年后，也是现在的多年前，诗人伊蕾对我说。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姚锦云的父母被送到乡下去了，连户口也走了，留下她和比她大一岁的哥哥。她十一岁，哥哥十二岁。他们没有别的亲人。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在很遥远的地方插队，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在什么地方插队。这两个孩子，在十一二岁就已经被迫照顾自己和彼此，就已经成年。那是备战备荒的时代，中国在准备和苏联打仗。一九六九年二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中国举国上下一片疯狂备战。备战中的一步就是把所有留在城里的阶级敌人全都送回老家，免得他们和苏联里应外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姚锦云的父母也被送走了。父亲似乎是送回安徽老家去了。母亲到“五七”干校去了。他们的家和房子也都被政府没收了。他们兄妹两人被迫搬到那个不足八平方米的棚子翻盖的小屋里。后来她的父母回到城里之后，也只好在这个小屋栖身：五根檩胡同八号。我是在她搬到那里以后才和她成为好朋友的。而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件对姚锦云的小学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对她是那么重要。

　　小学的三年级，也就是我转学后的秋天，我们换了新的班主任。这个班主任只有十九岁，非常年轻，刚刚分配到学校来教书。她不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教我们语文。语文课上《毛主席语录》，印得跟课本一样大，就是我们的课本。对我来说，语文课很有意思，毛主席的语录我可以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没什么了不起。李老师就特别喜欢我起来。她非常喜欢我作文和日记。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记革命日记。李老师就经常在课上朗读我的日记，还任命我是班上的红小兵“排长 ”。那时候，连小学都是军队编制，一个班被叫做一个排。同时，李老师也是学校的红小兵团负责老师，她就任命我当全校的红小兵团长。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全校的红小兵团长了。记得当时也要走选举的形式，我也不知怎么的，就被选举成了红小兵团长。我是一个听话的、害羞的女孩子。我对老师有盲目的崇拜。我觉得世界上老师是最正确的人。他们是不可能犯错误的。记得老师要我们给老师提意见。我很吃惊，想，老师怎么会有缺点和不足？他们完美无缺。那个时候，西直门第一小学，突然被分配了一套古老的院落。与原来的主校校舍相连。我并不清楚学校怎么得来这套古老而幽雅的房子的。只记得我们在那里劳动，从那个后院打开了一道墙，算作是主校和这个新的校舍的大门。我们负责清理院子。那是一个三套院的巨大的院落。古典的雕梁画栋的房子，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太监李连英的一套房子。院子里有巨大的香椿树，柿子树和海棠树。海棠树大得简直像槐树。大的房子，都是木地板的，都变成了教室。在各种幽雅的小房间中，有一个房间很小，但是三面看得见两座院落，就是我们红小兵团的办公室，我天天到这里来看我们红小兵团的藏书。不知学校从那里得到的经费，红小兵团办公室有一架子图书，有的书是出版于文化革命前的儿童或青少年读物，有些是文革中出版的读物。记得我在这些书中看过一本名为《我们播种爱情》的书，讲的是解放军入藏的故事。里面一个藏族女孩子爱上了两个男解放军战士并提出作他们两个人的妻子的故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各个民族婚姻风俗的不同。

　　红小兵团的委员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讨论发展和批准红小兵。我记得看到姚锦云的申请书。我们红小兵团的七八个人激烈地讨论，究竟让不让她加入红小兵。她的出身不好，她的父母都有政治问题。她母亲是我们的老师。我对出身不好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我自己的出身并不是极为青白。虽然我填报的的是工人，我却知道家中的焦虑。我的父亲十七八岁的时候，上过国民党的海军军校。一九五七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被以私方代表的名义送往小汤山药材种植场劳动改造。一劳改就劳改了七八年，至到文化革命前才回到北京药材公司下属的药店里工作。那时他在西直门一小分校对面的中药店圣济堂工作。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填表格，我那时八岁。在出身这个栏中我问父亲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抓药的。”“抓药的是工人还是干部？”“工人。”当老师问我我父亲是什么工人，我记得说是抓药的工人。老师笑起来。我却觉得很奇怪，抓药的工人有什么不对呢？我其实不知道父亲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是，家里对出身很敏感，有不能说的敏感。我感到那是一个不能问的问题。因此，我常常希望谁也不要问我出身的问题，或许内心中我知道我没有说实话，但是我也不知道实话是什么。看到姚锦云的出身问题，我就隐隐地同情她，说，“毛主席都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应该批准她。”就是因为我的坚持，姚锦云成为了红小兵。我并没有对姚锦云说过这件事，那时我们不在一个班，没有机会说话。可是姚锦云却听说了这件事。她后来对我说，她一直很感谢我，就因为入红小兵的事情，而我却全然不知。我后来理解入红小兵对她是怎样重要的事情，如同我在中学申请入共青团一样。我的出身问题，终于被发现了。不知谁检举了我，说我隐瞒家庭情况。我不停地写思想汇报，检讨资产阶级家庭对我的思想影响。我的祖父以及祖先开药店，北京的德爱堂药店，专业是小儿药。过去北京人说，“要得小儿安，就吃七珍丹。” 这个七珍丹就是我的祖先发明或胡诹的产品。等到我最终入团的时候，我对家庭出身的检讨书大概得有一本书那么多张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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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赶上当“真正的”红卫兵。我们比那届人小半代。遗憾的是，不是一代，而是半代。我那时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赶上趟。大串联该多么英勇，我们太小，还在胡同口跳皮筋儿，没赶上。红卫兵创造了历史，我们就是历史中的小萝卜头。没有人注意我们。红卫兵上山下乡，我们还在上小学。等红卫兵腻味了山乡，已经在山沟乡寨里像王小波在《青铜时代》里那样练习身体的艺术，像马波在《血色黄昏》里那样痛苦地觉醒，我们还傻傻地相信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步他们的后尘。我们果然只有步后尘的命。没成为红卫兵，我们就成了红小兵。他们红卫兵都戴鲜艳夺目的红袖箍，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制的菱形的红小兵臂章。一点都不神奇。他们造反，他们革命。我们只有拆城墙，拣碎铜烂铁，扫校园或者在校园里挖地道，准备打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入红卫兵。可是那红卫兵早就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了，是学校的一种好学生联合会之类的。所以，我们也争取入红卫兵，人共青团。因为加入这些组织标志着我们的政治进步和学习成绩。在那个时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代，我们这些小革命分子，谁不希望自己又红又专？

　　可是， 在这样时代洪流中，也有其他的潜流。我们虽然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携，在洪流中感到英雄主义的豪情，但是，时代的潜流也感染了我们。正是这种潜流使姚锦云和我成为了好朋友。上中学后，我不再是班级上的干部。班上有一个非常得老师宠的女学生，是班长，得知我在小学是红小兵团的头目后，对我很排斥，因为她也是她的学校的红小兵团团长。她要时时刻刻提放我“纂党夺权。”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十四五岁。十四五岁中学生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亚于五十四五岁的人。十四五岁之间的人的斗争的残酷性也不亚于成年人。多年后我看过一个苏联的影片，叫做《稻草人》，讲的就是一群孩子之间的斗争。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小女孩，怎样在精神上被一群本地的孩子摧残、折磨的。成年后我对那些玫瑰色的少年文学完全嗤之以鼻。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有黑色的阴影。想一想其他同学对自己的评价，想一想是何等渴望被接受，被认可，可是还是被拒绝，我们心中的很多伤害都是少年成长的疤痕。就是在这种被排斥的小气候中，我对小学的生活产生很大的思念。我思念小学的老师。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李茂信老师也很年轻。他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喜欢自己攥矿石收音机，决定教我们怎样做矿石收音机。我们每周到他家去。他的家在新街口三条的口上，是一个很雅致的小院子。我们在他家里学物理，学做半导体的收音机，认识二极管等等产品。李老师没结婚呢，经常带我们去郊游，去颐和园划船，去香山爬山。从郁郁不乐的中学看小学，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小学的长篇小说。我开始在练习本子上写了起来。还定了二十章的题目。

　　上中学后，因为家住得近，姚锦云和我上下学时有时一起回家。从学校到家要走二十分钟左右，我们有时结伴而行。姚锦云和我不一样。姚锦云个子有一米六四，肤色白皙，身材匀称，健美。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刚发育完，好像刚刚从蚕茧里蜕化出来，成为身材高挑的少女。她发育得比我早，可是比我矮一点点。她体育特别好，人很灵活，体育样样在行。而我与她正相反。我是一个瘦瘦高高营养总是不良的女孩子。姚锦云喜欢的体育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姚锦云有一种男孩子气，好像天生就喜欢冒险。我却过于文静，喜欢看书，不喜欢动，特别是我笨手笨脚，因为个子高，我觉得四肢太长，无法运用他们。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连我们自己都奇怪。因为我们当初并不觉得彼此怎么吸引。我对姚锦云对体育的热爱不当一回事，觉得她贪玩。姚锦云觉得我整天抱着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活跃，因此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可是，共同上下学给我们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我们两个那时都不喜欢班上爱拍老师马屁的班长，常常在一起骂那个班长。可是我们还不是好朋友。姚锦云的好朋友是一群军队大院里孩子。他们常常穿着军大衣，那个社会贵族的标志。他们也都出身很好，父亲不是军队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他们对老师和同学都不尊敬。他们是贵族。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和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描述那个特殊的阶层的人的生活的。他们是“大院”里的孩子。我是大杂院里的孩子。我们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我当时非常敏感地感觉到我们的区别。我还不知道那是我们的阶级的区别。姚锦云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我和小学时代的好朋友米树华一起玩。我当时还深深地被吸引和喜欢另外一个叫樊翠玉的女孩子。樊翠玉的父母是昆曲团的。她的母亲是昆曲演员，父亲是作曲家。父母都在干校，她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妹妹弟弟跟我的妹妹弟弟一样大。我觉得我们很相似，我们都爱看书。姚锦云呢？她跟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是一伙的。那些人的父母都不在家，他们都有一股耀武扬威的气势，是我不熟悉不习惯的。

　　那个时候，姚锦云的父母还没有从农村或五七干校回来。我记得跟她到她家去。家里冷冷的，没有人。我们拿了东西就出来，我意识到她没有父母在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正在写的小说给姚锦云看的。我给谁都没看过。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决定给她看。我还没有写完，才写了几章，写的是小学生的生活，诗意的时刻和那些老师。我记得给她的我的练习本－－横格本上用圆珠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她看了，比我还兴奋。我记得她跑来我家，大声对我说，这是她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我自然也极为兴奋，我毕竟，十四或十五岁，刚刚写的小说被第一个读者如此赞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信心大增的呢？她认定我一定会成为作家，我激动若狂，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伟大人。有人对我有如此的信心，我立刻把她看成最好的朋友。那个时代，作家是如此光荣的一个称号和名字。我对自己能和作家这两个字沾边都觉得无上光荣。姚锦云认为我会是作家！我高兴，兴奋，小说也写不下去了，幻想自己有一天真要成为作家。姚锦云是我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毫不犹豫地相信我的人。我们那时都是十四五岁。

　　我记不清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发誓成为好朋友之前还是之后。在这个前后，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意识到彼此是什么样的人，而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我的性格，我那时那么害羞，我不敢想我会把写的东西随便给别人看。所以我现在想，给姚锦云看我的小说一定是我们从农村支农回来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学生在夏收的时候要去农村帮农民收割麦子。我们夏天就到顺义县的农村去。先是“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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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让我发现了自己的身体，从欲望的角度看自己的身体。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知道男女的生理构造的不同，但是我不知道男女的欲望。看过很多遍《红楼梦》，不理解宝玉在秦可卿卧房里做梦，醒来时竟“湿了，”是什么意思。我那时以为他尿了裤子罢了。袭人伸手一摸，很不好意思。我以为也是因为宝玉的尿床。我从没多想。我对《红楼梦》中的同性恋更视而不见。多年后上大学时，同宿舍的一个女生说，贾宝玉搞过同性恋。我竟吃惊地把《红楼梦》重读了一遍，才发现那些我看过多遍的，过去都没看清楚。

　　《少女的心》是一本关于少女欲望的色情小说。写一个十五的女孩子和表哥的情爱和性爱。写这个女孩子怎样享受性爱过程。我一定是惊呆了。我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这类的事情。《红楼梦》的爱情是聪明的、机智的、诗意的爱情，是没有身体的爱。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是欲说还休的、青春的、身体隐隐约约爱情，只在“ 夏日里静生香”的下午时隐时现，却还是不知何方来的香气，那身体的香气。而我竟从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可以渴望一个男人的抚摸和身体的交流。姚锦云一直在房间里坐着，等我看这本书。书不长，大概一个钟头我就看完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挪动地方，一直坐在写字台前看这本书。看完这本书，我把书用报纸包好，还给她，没说一句话。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身体，好像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醒来。我甚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阴道的存在，因为下身突然隐隐地疼痛起来。姚锦云也没有说话。我知道她其实也为书所震惊，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避免讨论它，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一样。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这本书。不过，我知道，我们都突然长大了。一本色情小说给我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对自己身体的意识，对男女欲望的认识。

　　青春大概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吧。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开始有感觉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体。姚锦云痛经非常厉害。每次她来月经的时候，都痛苦万分，躺在床上哼哼，无精打采，好像大病一场。我给她冲生姜红糖水，让她喝下去，希望她舒服一点。她偶尔会吃止痛片，让自己好受一点。有时她会痛骂自己，发誓下辈子作男人，绝不受这个罪。我也跟着发誓，来生一定作男人，那我们就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做男人多好呀。我不想当女人。我甚至给自己改了名字，从沈瑞花改成了沈岩、沈睿。这些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不那么花花朵朵的，像我父亲给我起名字希望的那样。我们家一共有四姐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排起来是芙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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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家属的通知是第二天来的，让到八宝山去取骨灰。姚锦云的哥哥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我现在不记得确切地有谁了，肯定有吴瑕和王筠，以及其他几个我一定认识但现在想不起来的人，我们到卢沟桥去把姚锦云所留在那里的东西取回来。我们好像是分头走的。我好像是和什么人一起走。可是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几个人影。他们是谁？他们与姚锦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全忘了。肯定的是我当时也没有注意。我完全被这个消息击中了。经过一夜的消化，这个消息是真的了。我早上起床，找好一个纸箱子，找好了绳子，就跟他们一起出发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感觉。我们乘公共汽车，一Ｏ七在平安里转一Ｏ九到广安门。到了广安门又去倒车。不记得是哪路车了。我记得自己扛着纸箱子走在广安门窄小纷乱的马路边，看到街上的风景还是一百年前的样子，觉得世界很陌生。天晴了，很冷，阳光好像是灰蓝色的。世界是风景，而我只是在风景中的一个影子，我觉得自己人就是一个影子，不存在的，看不见的。我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也很窄小。广安门外大街乱糟糟的，好像完全是农村集市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好像离城市很远，一切都那么陌生。这是一个如此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到了著名的卢沟桥的时候，道路两旁已经完全是空旷的乡野了。河床干涸，土黄色的河床，宽大，贫瘠，崎岖不平，从上面什么地方出现，向下面的什么地方伸延，好像河流在想象中奔腾，但是却一声不发。我以前来过这里，来学习中国的历史，“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历史等等。我都学过。我没有想到在日本人打中国的历史性的一枪的地方，中国人也在结果中国人自己。用的方式并没什么不同，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冷。二月的北京是最寒冷的季节。在空旷的河床边，风刮得呼呼直响，人好像变成了一跟芦苇，左右摇摆，站不稳。我们就迅速地沿河床而下，去寻找行刑后姚锦云可能留下的东西：她的鲜血。

　　不想让她的血撒在这里没有人管。不想让她的碎骨等等遗留遍地。我们听说行刑的枪弹是“爆子。”也就是使人的头脑爆炸的子弹。所以会有很多头骨等等爆在行刑处。我们想把这些都拣回家。

　　我们来告别。不能亲自为她送行，没能接到消息来送她，我们至少来看看她被杀的地方，向她告别。

　　我们是谁？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第一眼看到姚锦云倒下的那个沙堆，也就半米高，是临时掘出的一个沙堆，好像一个战时的掩体。血渗透在沙堆里。我左右环顾，同样的沙堆还有几个，但是都不是新的，好像风已经改变了那些沙堆的行状，只有这个沙堆，崭新的，甚至还有楞有角的。我们围站在沙堆前，向姚锦云默哀。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泣。我只是两眼发直地看着沙堆，想象昨天下午的事情，想象她在倒下的那刻的感受，想象她最后一眼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我顺着她的可能的目光看去，头顶是荒草萋萋，河床很深，我才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宽大的峡谷内。如果一个犯人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劫狱之类的浪漫的武侠幻想，也是不可能的。我实际上就有这种浪漫幻想，我甚至祈祷希望真的大侠能从天而降，骑着飞马，持着利剑，从锦云中来，从枪口一把夺下她，她翻身上马，他们骑着白色的飞马，飞回锦云中去。我站在那里，把这些场景都在心中又演习了一遍。

　　可是，我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新鲜的沙堆，血迹犹新。我跪了下来，开始一把一把把带血的沙土放进我带来的纸箱子里。

　　这是一个几乎令人恶心的工作。我的双手全是血。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戴手套来，也没有带工具。也许别的人看到了我的手上的血，也觉得恶心，并没有人来帮助我。他们四处寻找，寻找残碎的遗骸，小的碎骨头等等。我一边小心地把血沙放到纸箱里，眼泪一边啪达啪达地掉着。我在心中对姚锦云说，“我没法找到你尸骨，女侠士，我用自己的双手为你送行。我要把你带回家，把你的血放在你喜欢的地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我把纸箱子几乎填满了，根本没有想血沙会是多么沉重，怎么拿回去。我站起来，左右走来走去，不想让任何一点姚锦云的残骸留在那里。我觉得那里太冷，这些碎碎的骨头会觉得太冷了。最后，大家一起，把箱子绑好。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箱子太沉了，一个人根本拿不动。于是我们开始两个人抬，轮换着抬。有时候是一个人把它扛在肩上，背着。我们都在出力，都在为姚锦云做最后的事情。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最终回到了家的。我完全不记得了。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吗？怎么把箱子搬到汽车上？同行的人到底都有谁？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我看不清楚别的人。我记得那些身影，却不记得那些脸庞，那些名字。我只记得自己最终把箱子搬到了自己的家外，放在窗台下。我记得已经是傍晚了。妈妈看到我的手，立刻去打水，把热水和冷水混合了，到在脸盆里，我洗手。我仔细地仔细地洗血迹斑斑的手。指甲沟，手上的折纹我都一一地细心地洗。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沾满鲜血的手”这个句子。因为这句子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经常读到，通常都是在描写革命英雄被敌人杀害，暗示那个手是杀人的手。但是我的沾满鲜血的手却是爱的手。可是我还是害怕那个句子，好像那个句子本身就有不可思议的固定的力量把我等同于凶手。

　　姚锦云的哥哥来了，从八宝山带回了姚锦云的骨灰。他说，他买了最贵的骨灰盒。他把骨灰盒存在我的房间里，不带回家，不让他父母看见。我接过骨灰盒，打开红色的绸缎包裹，看见是一个雕刻得极为精致的骨灰盒，枣红色的。骨灰盒很轻。我打开了骨灰盒，看见洁白的骨灰，非常洁白，好像是白色的珊瑚。然后关上，用红绸包好，放在房间的一张小床上。姚锦云曾无数次在我的房间里睡觉。她来的时候，总是睡小床，我和妹妹睡大床。因为她家里的地方实在太小，很多时候，姚锦云就在我家里住。特别是我上大学后，她和我妹妹一起住，做伴。所以，我还是让她睡小床。

　　在她死后的第一个夜晚，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就在我不远处。是一捧洁白的珊瑚一样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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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锦云是生气勃勃的女孩子。她很勇敢。她有一种勇敢的精神。岁月流年，年纪越大我越能感到每个人品质，写在每个人一举一动之中。一个人的品质，往往是一两个字就能凸现的。比如，有的人妩媚，吴瑕是这样的人。有的人性感，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有的人睿智，比如苏珊・桑塔格，有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彻底的混蛋。

　　姚锦云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是一种罕见的品质。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的这样的人非常少。勇敢不是胆大鲁莽，勇敢不是粗野莽撞。勇敢是一个人在危险中的信心和能力，面对危险的态度。我常常思忖，勇敢是不是天生的，正如懦弱。比如，有的人天生是懦弱的。我和姚锦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尹美玉，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天生懦弱，男同学专门欺负她。上课的时候，有的男生会把什么小东物放在她的书桌里，她吓得大喊大叫。我多次帮助她。插队的时候她要求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可以保护她。我答应了，所以下乡时她跟我在一起。可是在一个只有八个人的小集体里，她还是受欺负。我常冷眼看她，意识到她身上写着懦弱两字，没有办法。而姚锦云天生就具备勇敢这个品质。在姚锦云的身上，这个品质不仅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我认为没有勇敢精神的人是不能从事体育的。体育需要的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勇敢。也许正是这种勇敢的精神使姚锦云的体育特别优秀。她学任何体育运动都如儿戏。学起来驾轻就熟，好像不费任何力气。玩起来满心投入，好像身心都盛满了欢乐。高中时代，姚锦云迷上了滑冰。她先是穿花样滑冰鞋滑花样滑冰。后来她觉得花样没意思，买了一双速度滑冰鞋，滑速滑。为买一双满意的冰鞋，我们俩一定把当时北京的所有的运动器材店都跑遍了。最后，我不记得她怎么买到满意的滑冰鞋的，只记得她兴奋地把鞋拿给我看。长长的冰刀，棕色的鞋，真的很好看。我开始陪她去滑冰。我们天天到紫竹院公园去滑冰。那时候，紫竹院公园是不要门票的。我们到公园里，姚锦云换上滑冰鞋，脱掉大衣，我坐在冬天的湖边上替她看衣物，她就飞进冰场去了。我掏出书，戴着手套，坐在那里看书。有时候她跑过来，担心我是不是觉得无聊。“没有，没有。”我读书很开心，挥手让她走，去玩。

　　有时候我也只是看她。她在冰场中好像是天然的冰上飞燕。她滑冰的姿势那么熟练，优美。没有人会想到她是一个新手，或刚刚开始学滑冰。我告诉她，她滑冰的姿势好看极了。她也很得意，“我觉得我天生就是滑冰的。”我也觉得是。为了她滑冰，我们到过很多冰场。天然冰场不用花钱，我们都是学生，家里穷，也没有钱，自然就是到天然冰场去。北海公园，什刹海等等，凡是有冰也不必买票的地方，肯定就有姚锦云和我。姚锦云有时候滑得高兴了，就揪我下冰，要我也学。我颤颤巍巍地穿着冰鞋在冰上走几步，就不敢往前挪了，怕摔倒。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内，姚锦云看我要往回走，一把抓住了我，说，我带着你滑，她开始大步跑起来，我被她紧紧抓住，只好跟着她跑，也在冰上滑起来了。我们在冰场绕大圈，姚锦云一直没放手我。我一边奋力地在冰上滑跑，一边央求她千万别撒手，不然我一定要摔倒！我们一定跑了好几圈，最后放慢下来，我可能还是摔跤了，跌跌撞撞地走回了湖边。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在冰场上滑跑。真是好玩极了！以后我也滑过冰，但从来没有在冰上滑跑过。姚锦云死后，我再也没去过任何冰场。几年前我在缅因州教书，那里冬天很长，冰天雪地，滑冰是小孩子都玩的游戏。我们学校就有天然和室内的冰场。我走过天然冰场，看着那些飞旋的年轻人，想到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紫竹院公园飞旋的时刻，对姚锦云的思念把我淹没了。除了滑冰外，姚锦云打球，游泳，无所不通。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羽毛球。羽毛球是一种便宜的运动。球拍，羽毛球都不贵，所以我们付得起，也常常在一起玩。不过我自然不是姚锦云的等级。她做体育，一做就是九段，我再怎样努力，也是生手，真是不公平。姚锦云的乒乓球也打得特别出色。她喜欢用大刀拍。煽其球来很有力，削起球来，又很巧妙。她游泳的时候喜欢自由泳，蝶泳。什么泳难游，她会什么。我只会游蛙泳。她决定教我。她在前面扑水，我在后面慢慢游。问我为什么不学。我说，“我没有你的天才，学不会”。她气得不教了，死了心。我到现在也不会其他方式的泳。现在我的家里有游泳池。我想怎么游可以，怎么练都可以，我还没有学会自由泳和蝶泳。根本的是我不具备姚锦云的勇敢精神。我害怕。

　　我从此相信身体的勇敢是学不来的一种品质。道德的勇敢是可以学的，但是身体的勇敢不是学来的，只能是天生的。姚锦云的勇敢是天生的。

　　姚锦云决定学绣花了。高中的时候，女同学似乎都在为自己将来出嫁后作贤妻良母做准备，人人都在学绣花。上课还好，只有几个人偷偷地绣。下课铃声一响，女同学都掏出绣花的东西，一片绣花忙。我历来讨厌绣花织毛衣等等，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看到下课女同学比上课还忙，忍不住经常讥讽，说，这哪里是学校呀，简直是绣花作坊。可是一天，姚锦云兴冲冲地跑我家来，带来的圆形的竹子做的绣花绷子，绣花线，还有绣花图案，说她的好朋友们吴瑕等等都在绣花，她也要绣，让我也学。我冷言说，“我学不会，你还是找吴瑕她们去练习吧。”姚锦云反唇讥讽我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体育一育不育，样样不行。绣花一绣不绣，笨手笨脚。除了会读书，你还会什么？而读书，有什么用？你将来能做什么呢？”

　　我被这个问题问楞了。我从来没想过绣花和未来有关系。对我将来的职业，我也没有想法。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后就下乡插队。那些已经在农村插队了很多年的人还在农村插队。我是一心一意要写东西的。做别的，还有别的可能吗？“当作家，”姚锦云继续，“别做梦了！谁会发表你写的东西？你把那腻腻歪歪的《红楼梦》读了一百遍，就是写一个比《红楼梦》还红的《紫楼梦》出来，你还不是要插队去吗”？

　　姚锦云的话，我先是笑起来，对她说的紫楼梦。我从来没想到过紫楼梦一说，觉得很机智，很开心。然后我也只好沉默，对姚锦云的热情学绣花不再打击。也许她说得对。与其有这些空的能力，不如学一些生活实际本领。

　　姚锦云学绣花的热情非常可嘉。她的本来的粗心马虎都不见了。一个人绣花的时候，不能有半点马虎。我惊奇很多人把妇女的绣花看成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其实任何一个绣花的妇女都是艺术家。而我却对绣花的艺术不感兴趣。我每天看见姚锦云提着一个绣花包，认认真真地绣那些花呀鸟的。她居然还学怎样描样子什么的，拿给我看。我就敷衍她，看两眼，就说绣的好。她不信，拿给我妹妹和母亲。她们都说她绣的好。她很高兴。这种热情，我不知持续了多少天。只记得有一天她来了，很沮丧地对我说，她觉得她永远也不会真的喜欢绣花。“我绣着绣着就烦了。看来我做不了这种事情。“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连学也不想学。你毕竟还学了呢，比我强。”她转悲为喜，“你不觉得我做事没长性吧。” 原来是这个让姚锦云自我怀疑。“哪里？长性又不是靠绣花练的，有什么关系？” “我想学绣花，是因为我想练我的长性。我觉得自己坐不住，绣花非坐在哪里不可。另外，我也想学学女孩子做的事情。看来，这都失败了。”我说，“我顶讨厌那些婆婆妈妈的女生，成天不是绣花，就是织毛衣，一副家庭妇女的样子。看你学，不好说，看你不学了，我正高兴。”姚锦云终于高兴起来，“走，咱们打球去！”

　　我那时很看不起家庭妇女，把家庭妇女看成无所事事的人。不过那个时代都认为家庭妇女是家庭的累赘，应该动员她们或者是到农村去，或者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去到社会上工作。来到美国之后，我学习了女权主义理论，才对家庭妇女有了新的眼光。家庭以及家务劳动都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男权思想贬低妇女分家务劳动，从而贬低妇女的地位。可是，对不起，那个时候在中国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些细节？我甚至记得这场谈话是在初春的时候。我的房间的门开着，阳光射了进来，姚锦云坐在阳光里，我正在厨房门口，一边揉发面蒸馒头一边和她聊天。我记得她微皱的眉头，眼睛上看着我，在阳光中细眯起来。她的洁白的皮肤和闪亮的头发。

　　姚锦云开始学弹吉它了。她后来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吉它手。我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定也是高中的时候。在厌倦了革命时代的强高音的歌曲后，年轻人开始传唱很多不革命的，甚至颓废的歌曲。姚锦云花了三十八块钱买了一把吉它，开始练习起来，唱起来。还是在我的房间里，她唱《苦咖啡》。

　　苦咖啡，苦咖啡，
　　给我一杯苦咖啡。

　　苦咖啡，苦咖啡，
　　生活是一杯苦咖啡。
　　……

　　姚锦云的嗓音是低沉的，是一种深厚的低沉。她的歌声让我震住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简单的歌词，循环往复地，表达出了那么多的失望，忧愁。说句老实话，姚锦云唱这首歌给我的时候，我从来还没喝过咖啡，甚至没见过咖啡，也不知道咖啡是不是苦的。不过这好像没有关系。苦咖啡三个字好像是那么外国异域，神秘而吸引人，洋气，不可企及，但是又那么私密，好像我喝过多少苦咖啡一样。好像我知道生活多么苦一样。我爱上了这首歌。强迫姚锦云唱来唱去。她一定唱过上百遍。那时，我们录音机还没有出现，要想重新听一首，就得请歌手再唱一遍！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唱这支歌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在这首歌的韵律中来临。我们都在十八九岁的年龄。我们却开始幻灭了。这首歌是一个幻灭的时代的音符。我的幻灭是从上中学开始的。不知什么原因，我越来越对学校的很多活动没有兴趣，那些在校园里的大字报，千篇一律，毫不好看，我连看也懒得看。而且其实很多大字报就是我写的，因为老师要学生写大字报表态，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批《水浒》。我就替全班同学写，我写得又快又好。因此，我们班的大字报又多又快，老是年级第一名。其次，我学会了在字里行间看问题。一九七四年左右，一个叫黄帅的中学生写了什么信，报告学校教育中的资产阶级回潮之类的。学校组织我们都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我也去了，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走来走去，我从大字报中看出很多荒诞来。想这个叫黄帅的女孩子一定是学习不好的人，才如此讨厌读书。我巴不得整天读书，不去学工学农的。对这个叫黄帅的英雄，我很讨厌。我自然本能地不会对任何人说这些感觉。但是我对姚锦云说了。姚锦云虽然不爱坐在那里读书，但是对我的这种胆大妄为的想法极为惊异。我们开始谈论政治。

　　我们十五六岁，谈论政治。我们所谈论的政治是一个危险的题目，不是可以在公开谈论的。我们知道这点。因此我们极为秘密地谈这些问题。因为喜欢写作，在中学和高中的每年的写作比赛中，我都得奖。除了初一的时候，我得了三等奖以外，后来的所有比赛我都是一等奖。因为这个结果，我参加了学校的写作组，开始认识一些比我大的学生。那个写作组共七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女生，其他的都是男生。我们写短篇小说，互相读，一个教语文的老师给我们讲写作的技巧。这是一个短命的写作组。在活动了三五次之后，那些男同学中的几个高中部的同学被逮捕了，名义是“反革命小集团。”

　　我不知道北京九十八中学，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是否因为别的上过报纸。但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事件在一九七四年的报纸上沸沸扬扬了一两天。学校如丧考妣。我们进进出出都低着头害怕。好像仰头的人就可能是反革命。我也震惊了。我与这个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我在报纸上读关于他们时候，我内心里知道我同意他们说的。不知为什么，学校居然看出了这点。红卫兵委员会的赵姓老师，那个年纪轻轻的党棍，找我单独谈话三四次。先是要我写揭发材料，仔细想在写作组这些人都说过什么。我回答说没有的写。因为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又是唯一的一个女生，我连他们都叫什么名字还不知道，也没听到任何反党言论。其次要我写认识材料。怎么认识这些人的反党动机。最后，要我交代是不是跟他们有同样的想法。我一个人关坐在红委会的办公室里，面对红格纸，不知写什么，好像觉得自己也成了那个小组中的一员。

　　姚锦云在学校等我，直到把我放出来，才一起回家。我们那天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是我一定是对姚锦云说，我虽然不是那个小组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我很赞成。我记得姚锦云和我搂在一起，在一根电线杆子下，我们拥抱。我们知道我的话的危险性，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背叛彼此。这是我们的秘密。

　这种对政治的幻灭使我们成为内心反叛的人。高中的时候，十八岁之后，中学里发展共产党员，班里的班长已经入党。我从来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不，不人党。一辈子也不会人。大学的时候，入党成风，特别是毕业前夕，班里发展了一二十个党员。一个党员和我散步闲聊，问及我是否也写了入党申请书。我说，“入党可是严肃的选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这个选择，因此从没写过申请书。”她大惊失色，没想到我这样说。如今这个党员在中央电视台，是电视台的主力之一。我在网上看到她的照片。她风度翩翩。那个照片是她在给某处做讲话的照片，手在胸前，姿势肯定，有成功者的信心。她是否还记得我们的谈话？

　　姚锦云的内心也是清楚的。周恩来去逝了。冬天十分寒冷，我和姚锦云去天安门广场，看诗歌和悼念的人们。回到家里，我说起广场上的诗歌，周恩来的逝世，我哭了起来。姚锦云却大笑，说，“你哭什么，周恩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别跟死了你爷爷似的。”我楞楞地看着她。她比我清楚。那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不在北京，下乡支农劳动去了，回来后，和姚锦云一起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洗得干干净净的。那天广场的风真大。我们知道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时代。九月毛泽东去世。我和姚锦云都没有哭。我们觉得没什么好哭的。可是不哭，学校以为我们不热爱毛主席，所以只好用袖子蒙住脸，假装哭。毛泽东的去世，我也觉得茫然，我甚至觉得时代也许最终要我们来肩挑了。天安门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全校同学都去，我也去了。坐在广场上听每个悼词都是“毛泽东的功绩如江河行地，万古常青。”整个会上我都在想这个从来没听到过的成语“江河行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大会后，人人都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照相。人人都握着拳头，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也举起拳头，宣誓照相，很革命英姿，觉得把白衬衫塞进蓝裤子里，挺胸抬头地，宣誓照相很英姿飒爽，显得很漂亮。表面上是宣誓革命，内心里跟革命关系不大，不过没有人看得出来。

　　到了十月份，我在北京的一个汽车修理部学工

[silkworm]

　　大学暑假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常常去文津阁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文津阁过去是皇家的藏书楼，从什么年岁起成为国立图书馆，我不知道。我对图书馆的历史一无所知。文科的书起先都是在东边的一个单独的大阅览室里，一九七九年左右搬到主楼内。我爱上了阅览室内的台灯。那些台灯行状极为典雅，一盏灯上有两个灯泡，挂在两边，可供两个人用。灯罩是长方的，遮住各个灯泡，灯光在浅淡的褐色的灯罩下显得极为柔和，专注。我因为没有钱，常常走着去图书馆。从我的家到北图，要走四五十分钟。我把母亲给我的车钱当饭钱。有的时候我会带一张母亲做的烙饼，加一些小菜，当我的午饭。中午在图书馆吃午饭，有的时候我就会到外边去走一走，沿着北海大桥到北海前门，再走回来。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北海内的金阁寺，我就常常从西门进去，到金阁寺转一圈，再出来。有意思的是，我常常不用买门票。西门的看门人认识我，知道我是看书出来走一走的姑娘，挥手让我进去。

　　姚锦云迷上了邓丽君的歌。她来图书馆找我，拽着我出来。怎么了，风风火火的？我们出来，坐在北图的台阶上。那些台阶都是光滑的深灰色的石头，汉白玉的大理石的护栏。她掏出一个小的砖头式的录音机，是松下还是三洋我不清楚，说，“你听听这些歌！”她按键，一个女声甜蜜蜜的、软绵绵的歌声从小砖头里钻起来。我被这种从没听到过的甜蜜柔软的歌声也吸引了。那个时候，小录音机刚刚时髦中国。追赶潮流的年轻人，人人都买录音机。姚锦云的录音机是不是她自己的，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们坐在北京图书馆门口，在高大的银杏树下听邓丽君的歌。我天生对音乐没有什么感觉。姚锦云学弹吉它的时候，天天在我家唱歌，我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歌曲从来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姚锦云为邓丽君欣喜若狂。我看到她的痴迷的样子，也受到感染起来。最关键的是，这些软绵绵的歌曲带来了生活中我们这代人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公开地诉述爱情、思念和悲伤。

　　姚锦云和我都是在革命歌曲下长大的。我们听的都是铿锵的革命、斗争、或如圣歌一样感谢毛泽东和党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之类的。革命歌曲试图塑造我们的集体感情，在革命歌曲里我们都是一个团体，没有个人，我们都是对毛泽东感恩戴德的信徒。邓丽君的歌声带来了个人的悲欢离合。对中国来说这些歌声不谛是另一场革命－－个人的革命，个人的觉醒。人们终于可以诉说和歌唱自己个人的愿望与悲伤了。

　　姚锦云把这个小录音机拿到火车上，而带我回归武汉的火车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开了。她要我听歌，新的邓丽君的歌，刚刚找到的磁带，新的歌声。火车里人们上上下下的，傍晚的金色的阳光射进车厢内，她坐在我的对面，录音机里是邓丽君的几乎哭泣的、悲伤的歌曲。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试图听邓丽君的歌声。姚锦云那么全神惯注，完全沉浸在歌声里。我突然意识到悲伤和悲伤的滋味。车窗外是我的姐姐和妹妹，他们送来火车站送我回学校。姚锦云跳上火车上来送我，让我听歌。我对离别感到绝望，感到不可承担。

　　也许是邓丽君的歌声的作用，泪水蒙住我的眼睛。姚锦云坐在那里，她的披肩发散落着，盖住了她的半个脸，晚夏的夕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那么悲伤。我出神地感受着那种无法言说的悲伤。火车的铃声突然响起来，督促上车来送亲友的人下车，我打了一个激愣，一下子惊醒起来，督促姚锦云下车。姚锦云下车了，手里举着小录音机。到了站台上，她把手从车窗内伸进来，举着小录音机，继续让我听邓丽君的歌声，至到火车开始挪动了，歌声还在萦回。我从车窗里探出头，看见姚锦云和我的姐妹向我挥手，我还听得见低徊的歌声从后面传来。火车开走的时候，我坐在座位上，茫然地恐惧起来，我对告别与未来都感到恐惧。

　　从那次起，我学会了一个道理，我自己的道理，我拒绝分别和告别。在一切分别的场合我都尽最大力量把分别弄成不是分别。无论我去那里，我都尽最大力量阻止任何人送我。我从来不说告别这个词。出于对未来和人生无常的恐惧，也许是出于迷信，我不允许生活中有告别这种情况存在。我的父母，家人，朋友，孩子，没有人不知道我对告别的恐惧和病态。任何人要去机场送我都会让我恐惧。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任何人送我。我送别人的时候也装作不是分别。我甚至拒绝与任何人，哪怕是我送到机场的亲友说告别。不，不告别，永远不告别。我来来往往地每年飞往中国，我因为生活和工作与思彬住得分开在美洲大陆的东西两岸，我们几乎每个月都飞来飞去，我不允许告别发生。所有的告别都不是告别。在我的生活中永远没有告别。我从来不许思彬送我，到机场他不许停留，要立刻就走。我送他到机场也是如此。我从中国回来，不许家人送我到机场。姐姐坚持，我只许她送我到门口，不许去机场。不，不，不。让我们把分别弄得平常，好像我一会儿就回来，生命就会平安。

　　我挚爱的人们不理解我，但是都容忍我的怪癖。他们都知道我对告别的恐惧。可是没有人明白这种恐惧从何而来。

　　这种恐惧来自我对生命无常的绝望。

　　来自我的近乎迷信的执狂。让分别不是分别。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每一次的告别是不是真的永远的告别。如果我们不告别，我们还有事情要做，生命就会继续下去。

　　来自我的经验。姚锦云为什么要那么痴迷地送我？难道她感受到了未来？

　　死亡在每一个街口等待我们，为了抵抗死亡，我们相爱的人们永不告别。我决定。

　　“我去送你到机场，为什么不成？你怕什么？”妹妹善意地嘲弄我。

　　“我怕死亡。”我一脸的严肃。

　　我自己走。我就是不要你送我到机场。

　　我们都四十多岁了，像两个小孩子似地为送我争执起来。我赢了，妹妹屈服。她是妹妹，她应该听话。

　　任何告别对我来说都是永远，我因此拒绝。

　　　 　　 　　　　　　　　　　　※　　　　　　　　※　　　　　　　　※

　　告别。

　　我们为姚锦云做了最后的告别仪式。

　　我们，一行人有五六个人，我今天甚至不记得有谁了。我昨天给妹妹打电话，“你在给姚锦云的为了告别的纪念仪式上吗？”她听我说着这样拗口的话，简单地回答我，“我在”，说得极为肯定。我问，还有谁？她说，“有王筠，吴瑕，我也不记得了”。然后，停了一下，她问，“你问我这个干嘛？”“没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我退却在自己的回忆中，我记得这些公园：北海，后海，紫竹院，颐和园。记得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都骑着自行车。我把姚锦云的血沙放在自己的自行车后架子上，我们要把她的血沙撒在她喜欢的北京的公园里。她是那么喜欢滑冰，在这个冰冷的冬日里，我们把她归还给冰，归还给水，归还给大地，归还给她的笑声响动的北京的公园的天空。

　　我们不想惹人注目，因此，整个的仪式是静悄悄的。我们站在北海的湖边。北海的湖水历来清澈，冬天的时候，结成冰的湖呈现出碧绿色，在昼光中发白。北海的白塔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显得斑驳。公园里很安静。我们甚至担心公园管理人员会看到我们。我说告别词：“锦云，我们都知道你喜欢来这里滑冰，看这里到处是冰，你现在可以畅快地滑冰，畅快地玩了。”我哽咽住，用小铲子把已经凝固成深藏色的血沙撒在开始溶化的冰上。我们去后海，也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之间。那个时候，而后海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城市中心的安静的角落。在后海边我们可以胆大一些，因为没有人会注意我们。后海的湖水已经化了，也许因为是活水的原因。深绿的湖水倒影着高大光裸的树，后海的四周到处都是树木，倒影着北京冬天阴霾的天空。我们轮流把血沙撒进湖里，我们每个人都向姚锦云告别。我们接着骑车去紫竹院，最后去了颐和园。

　　一天中，我们把姚锦云送到她最喜欢的几个地方，有水有树安静的地方。血沙将永远沉在湖地，而她的灵魂将上升，在湖上飞翔，爽朗地笑，开心地尽情地享受北京的美丽。

　　那个时候，北京是一个多么非常美丽的城市！一个没有高楼的城市，一个树荫掩映的城市，一个安静的胡同交叉的古老的城市。我站在颐和园的昆明湖边。我和姚锦云曾在这里划船，游泳。我们去过那里无数次，我不记得多少次了。我们都爱颐和园昆明湖南岸的寂静和广阔，于是，我们站在南岸，把姚锦云留在那里。

　　自从那次以后，二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回到颐和园去过。

　　去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坐在后海的一个酒吧的露天竹椅上，看着热闹的后海。后海也热闹起来了。人群，无处不钻鸣着喇叭的汽车和仍然在那里的茂盛的树木。湖水荡漾，我想起了姚锦云，想到多年的离别，多年的渴望。我的同伴为北京的美丽倾倒，夕光中，他叹息北京的异国浪漫。而我举着酒，突然站了起来，走到几尺之外的湖边，把酒倒进湖中。“你好，锦云，我在这，我们都四十多岁了，这二十多年来，你可安好？”湖水荡漾，湖水荡漾，那么平静。我看见下沉的夕光，后海的湖水在夕光中成红色的，血红色的。

　　　 　　 　　　　　　　　　　　※　　　　　　　　※　　　　　　　　※

　　姚锦云死后，我一直对她的死亡感到不真实。难道姚锦云真的死了吗？难道她的那么生气勃勃的生命真的不再存在了？我不相信，我觉得也许在某个时刻她还会突然出现，会大叫着我的名字走进我们家的小院子，她总是那么飒飒爽爽地喊着我的名字，走进来。

　　然而她的家，父母以及哥哥在她死后马上就搬走了。我去过他们的新家一次，就再也没有访问过他们。

　　姚锦云的骨灰在放在我家里一段时间后，被她挚爱的哥哥取走，埋葬在北京郊区附近的一片树林中。我没有去过她的墓地。不。她没有墓地。没有任何标志表明她永远地归于那片树林下的泥土里了。这样也好。我们都生于泥土，归于泥土，本来也是不需要标志的。

　　我想象那片树林。那一定是一片新的树林，新的树木。那些年轻的树在阳光下伸展着手臂，沐浴在阳光下，在阳光中眯起眼睛，他们分享阳光的灿烂。

　　我想象姚锦云在那些树林中安睡。她沉沉睡去，嘴巴微微地张着，好像一个婴儿。多少次她睡在我的房间里，我习惯了她的呼吸。

　　我想象她。

　　于是她来到我的梦中。

　　在她死后不久，她回来了。

　　我们拥抱告别。她说，“我要走了。”“你去哪里呢？”我焦急的问，知道她非走不可，但是又残存一点希望。“我要去亚瑟王死后去的岛上去。”她平静地回答。“为什么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们吗？”我完全不解，睁大眼睛看着她，不知她为什么用这种陌生的语言说话。她却没有回答我。我送她到海边。大海风平浪静，一片灰白，是冬天的海，浓雾遮盖，我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处泊着一条船，或者是一个船的阴影。那条船，从影子上看是一艘古老的带着白帆的船。我站在海边，她回过身来，说，“我要去那个岛，我还会回来看你的。”我却哭了起来，想揪住她，却没有揪住，她就不见了。我望着空空荡荡的大海，船也不见了。我大声地喊起来，我听得见自己的声音。我醒了，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我感到她刚来过，但是，我也知道是那只是一个梦。

　　不久她又来了。她几乎每两三个月来一次。我开始的时候，每次醒来都感到隐隐的恐惧。我从来没有见过鬼魂，梦中的情景如此逼真，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我这样的梦。后来，我渐渐地习惯了她来。有的时候上床前我还会想，姚锦云今天晚上会不会来？好像是一个约会一样，我上床合上眼，等她的到来。在我的梦中我们彼此都很清楚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她已经死了。这样的梦持续了两三年，有一次她又来了。我不记得具体梦是怎样的了。但是我记得她最后说，“我不会再回来了。”我大惊失色起来，“为什么？”她拿起我的手，放她的脸上，说，“你看，我的脸上的肉都掉了，不能再出来了。”我抚摸她的美丽的脸，感到她脸上的肉好像在失落下来。我点点头，完全明白她的意思。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回去呢？”她说，“我还是走窗子吧。”我打开窗，“这个窗吗？”她点点头。“你真的永远不回来了？”她还是点头，不说话。我望着窗子，窗子外是灰色的天空。天空好像是永恒。我回过头来，看到姚锦云已经不在了。我再看窗子，窗子打开着，天空空荡着。

　　我醒来了。在黑暗中我温习自己的梦。

　　我试图理解这些梦的意义。然而，我不能理解。

　　来美国多年后，我再结婚了。我搬进了思彬多年前买的庄园里。早在他认识我之前，很多年前，他命名他的田庄为“新天堂岛。”从公路上开车下来，转到我未来的家的石子路上，开几十米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横木牌，上面写着：新天堂岛。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典故，问他什么是新天堂岛？他淡淡地说，“呃，亚瑟王死后去的岛是天堂岛，而这里是新天堂岛，与亚瑟王的岛相连。”

　　我听了他的话，像电击了一样，站在那里。我被命运击倒了。我无法解释命运。当姚锦云说去亚瑟王的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岛叫天堂岛！如今，在完全不可能的条件下，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天堂岛飞来。亚瑟王的岛出现在我面前。天堂岛和新天堂岛相连。我从此要以这里为永恒的家了。

　　姚锦云，我们都住在天堂岛上了。你可安好？

[silkworm]

去年在一本旧的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讲姚锦云开车在天安门广场撞人。没想到，后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唉，怎么能没想到呢……

[sikong]

还是无法对姚产生同情，毕竟伤及无辜。
司机在那年代属于惹不起的行业，女司机多半是引领潮流的漂亮人物，否则《赤橙黄绿青蓝紫》也不会那么火。更何况是开出租车的女司机。姚一定是人尖子，心高气傲，碰上性骚扰，又是那个封闭的年代里诉求无门，于是剑走偏锋。

[silkworm]

不是不是，这个文章这么长，能让我一口气从头看到尾，跟最终的事件关系不大。是其中的细节实在太丰富了。

[豪情]

一九九三年，我见到姚锦云的一个至亲的人。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听说姚锦云去美国了？”“什么？”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我亲手把她血染的沙土捧起来，放到纸箱子里。我亲手在处决她的现场到处找她残存的身体的遗物，拣起那些零零碎碎的头骨碎片。我的双手全是血。她怎么可能去美国？姚锦云至亲的人说，“我也是听说。听说美国政府把她救了，和中国政府做交换，把她送到美国去了。”我吃惊极了，不相信，“不可能。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美国政府恐怕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半信半疑。

　　美国，为什么是美国？为什么会对美国有这种希望？为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国家？也许只有美国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逃避迫害的人们组成的国家，一个拥抱流亡者的国家才可能救姚锦云。我们内心深处的对美国的信仰。我们对理智、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细节很好看. 感慨一下那一代人.
我觉得我们是被忘掉的一代.

[sikong]

。是其中的细节实在太丰富了。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后海，北海，紫竹院，颐和园，光是念叨着这几个名字就震荡起来。

[camellia]

豪情说70年代么？
也许吧，这文章里所有的一切我似乎都有记忆，不论是从我父母哪里来的，还是亲身体验的。知青是一代人的文化，80后是一代人的文化。我们呢？老的新的都有，中的洋的混杂着。物质贫乏的时代，物价飞涨的时代，到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老和朋友开玩笑说近20年的世界大事我们亲身经历的50%。

[krycek]

10年可以混上教授？

[Knowing]

这人是什么著名女作家么？she is such a lesbian in denial.

我看的感觉很矛盾，一面觉的她回忆的很真挚很敏感，一面又不免被她时不时夹句“美国处处好”的口气恶心到。不过她显然是真觉的美国处处好。呃。。。。

[IF NOT]

我看过沈睿在新京报上的几篇社论，文笔是我喜欢的风格，内容上再多推敲一下就更好了。这篇是我看过的她最好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

[IF NOT]

美国，为什么是美国？为什么会对美国有这种希望？为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国家？也许只有美国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逃避迫害的人们组成的国家，一个拥抱流亡者的国家才可能救姚锦云。我们内心深处的对美国的信仰。我们对理智、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刚开始看到这段话觉得真幼稚，看完以后觉得深深的理解和悲哀。
写完了以后才看到呼应了小K。小K同学，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你和她观点的差异，她刻骨铭心的是你出生前的中国，拿来和美国比的是那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她的一篇文章里写过她的前夫，很吻合jun贴的那个loser profile，说她丑，贬低她的文章，把她贬得一无是处，她的反应也是自信越来越低等等。要不是改革开放让她见了见不同的人，她那个loser-victim的婚姻恐怕真的会持续一生。

[putaopi]

我跟小K想的一样，最后看到她再婚之类的话完全吃了一惊。以为她会出柜呢。也难说，很多人少女时代都有点儿像les.

文字还是好看的，就像蚕说的那样，细节丰富，语言也自然。

[豪情]

据研究说LESBIAN成因比GAY复杂, 心理因素大于生理因素. 所以不一定有那么截然的分别.

[mirrorflower]

she is such a lesbian in denial.

嗯，有同感――可是，也很正常。这样敏感的灵魂，那样一个男女要“有别”的时候，任何一种不是伟大的革命激情的感情都不被鼓励的时候，跟女孩子可以无间的感觉，确实很珍贵吧。还有一起对“美”对欲望的发现，lesbian不lesbian,界限也不是那么鲜明。

我看的感觉很矛盾，一面觉的她回忆的很真挚很敏感，一面又不免被她时不时夹句“美国处处好”的口气恶心到。不过她显然是真觉的美国处处好。呃。。。。

其实也还好，并没有特别“美国处处好”。但是她那样的成长经历，就算这样觉得，也很正常。

[CAVA]

昨天看的时候就想，在北京长大的对这些细节描述肯定特有共鸣。

原来大家都飞快想到了lesbian。美国好那段我也很‘呃’来着。后来又找到了她的博，读了一两篇。她好象还在赞叹美国（西方），欣喜地重新发现自己的阶段。比我们大上一截，视角和想法的确有点不一样。

无论她当姚是朋友也好，恋人也好，回忆得那么深刻，种种细节记得那么清楚，感情真丰富啊。

[Jun]

咱非北京的人就没那么深的感受。

[tiffany]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姚锦云跟刘索拉貌似是一批人啊?

[silkworm]

这人是什么著名女作家么？she is such a lesbian in denial.

我看的感觉很矛盾，一面觉的她回忆的很真挚很敏感，一面又不免被她时不时夹句“美国处处好”的口气恶心到。不过她显然是真觉的美国处处好。呃。。。。

先说她对美国的态度。这种态度，我在李南央、李爽等等她们那一代人的文章里都看到过。我肯定无法苟同。但是，前前后后想一想，根据她们的成长背景，以及她们比较的对象---当年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也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

lesbian的问题，也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的事情。我自己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80年代中期，女生们互相拉手、拥抱、甚至亲脸，都是很普通的。到高中，还有很多女生们之间互称老公老婆的。

[豪情]

咱非北京的人就没那么深的感受。

JUN你也做了那么多年首都人民, 没有感到共鸣么?

[joe_cool]

即使是现在，我也在广州，深圳和北京看到过女学生或年轻的女工挽着胳膊走路。看着也就是亲热的好朋友的样子。

[豪情]

她看到女友的乳头有性唤起, 远超过大家说的亲热了. 我觉得她没成为LESBIAN或者BI是机遇的原因.

[silkworm]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姚锦云跟刘索拉貌似是一批人啊?

非常不是一批人。

刘索拉家里是被打倒推翻的革命家庭。虽然倒霉，但是还是干部子弟出身。
而姚家里完全是解放后就一直没有好日子，历史问题非常非常复杂。

我回家翻出我提到的那本旧杂志。那篇文章（扫描的图片在这里http://picasaweb.google.com/bombyxmorisilkworm/YaoJinYun#，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引用了大量沈睿的文字（沈睿原名沈瑞花，给化名为陈慧华），但是关键词在苦咖啡、少女的心、吃西餐、说粗话……估计沈睿读了，鼻子都得气歪了。

文中稍微丰富一点的是采访了几位当事人。其中有一处，非常悲哀：
“据XXX回忆，姚被捕后，姚家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一直很平静。当时周在煤厂上班，厂子里让他在家歇班几天，看着姚家，看都有什么人来。事后，周得知这是公安局的安排，因为在尚敏感的年代，出这样的事，政府很紧张，国外都盯着，刚开始还以为是什么政治事件。”

姚家真的是很平静么？一家两个小辈自杀，一个小辈杀人被处决，神经得多粗大，也得多会在非常时期表现得很平静。

[豪情]

10年可以混上教授？

早年有冷战意识, 但凡靠点异议人士边的都比较容易拉到FUNDING和教职, 晚一批的就没那么容易了.

[Jun]

咱非北京的人就没那么深的感受。

JUN你也做了那么多年首都人民, 没有感到共鸣么?

有一点儿，哎，这把年纪总算混上了＂首都人民＂。

[silkworm]

10年可以混上教授？

谁“混”出来了再说这种话好吧。

我跟沈睿不沾亲不带故，网上查出她的简历：

沈睿，生于、长于北京。1994年赴美，现在美国俄乐冈大学比较文学系教书读书。

沈睿，北京人，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女性研究准硕士，现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学术研究主要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除学术外，也写作文化、电影、时事评论以及其他创造性写作诸如散文和诗歌等。

[dropby]

10年可以混上教授？

我有个朋友三年读博，还没答辩呢就当了教授了。十年有什么好希奇？

我们公司里走得近的大陆女孩，包括我，经常手拉手的，刚开始大家觉得很希奇，很开了些玩笑。后来都接受了觉得这是我们那边的风俗。

[Jun]

那是一张让我震动的照片。姚锦云和我照的照片，那个时候，即使是单人像，也没有什么艺术趣味，一个头像而已。这张半身照片不同。照片里的人只是一个轮廓，人的脸都是阴影，而背景是浅色的，最明显的是高高耸起的乳房。好像王筠没有穿着衣服。她的侧影的线条，十分成熟的女性曲线和性特征让我吃惊。我再次感到女性的身体，那种隐隐的诱惑力。姚锦云说，“这张照片是王筠在外地的一个照相馆照的。北京的照相馆不会照这样的照片。”我拿着照片，仔细地端详，照片中的乳头是高翘的，好像呼喊着一种我不熟悉的欲望。当然如果你不认识王筠，你不会认为这是她。只有你认识她，才能从轮廓中看出是她。我忍不住指着照片中的乳房部位，问，“这怎么会这样翘起来？”姚锦云给我解释，“照相馆的人要王筠躺在照相馆里照照片。她照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照片，都是这类的。”

　　我还是仔细地看照片。成长在没有身体的时代，对身体我们有感觉却没有语言。这张照片说的只有身体，我感到照片中身体的欲望，那种几乎要从照片中冲出来的欲望，但是，我无法命名它。我同时对女性身体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可是我也无法命名我的感觉。我只能想象这种照片出现的场景，可是我没有身体的经验，我还不懂得男欢女爱，我也想象不出什么来。只觉得奇异，怪怪的，我看照片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都在膨胀，乳头也在翘立起来。

我同意小豪和小K 的判断。

[tiffany]

我也觉得是。

不过呢，她们那代人，主流正常的男欢女爱都得藏着掖着，这个不主流的同志估计根本不会往自己身上想。

[silkworm]

我还是坚持她，起码是那时的她，产生感觉的不是女人的人体，而是性这件事。

[tiffany]

我再提醒蚕博说，她说起姚锦云和她的朋友，说她们都性感美丽。

[mirrorflower]

我还是坚持她，起码是那时的她，产生感觉的不是女人的人体，而是性这件事。

我基本支持蚕博。

[mirrorflower]

我再提醒蚕博说，她说起姚锦云和她的朋友，说她们都性感美丽。

我说起我的女朋友，也会这样说 这个“性感”在美国不是一个很正常的表扬人的词么？在以前的中国却是个很敏感的词。我个人觉得她"现在"的回忆多半描述中对这个词的应用还是带了美国的影响多些。

[dropby]

我再提醒蚕博说，她说起姚锦云和她的朋友，说她们都性感美丽。

这个不算数。我们不还众口一词的说朱丽安吉里拉性感美丽么？不同性恋也可以欣赏同性的性感美丽啊。

我回去再看一看，决定跟蚕博站一边儿。

[Jun]

Just because she does not explicitly write about it, does not mean she is in denial. Even if she were a practicing lesbian, I doubt she would describe it in her articles. After all, she is essentially from that generation. I doubt very much that she is still unaware of her sexual feelings now as a middle-aged adult.

Also note that 姚 was quite ... masculine.

不同性恋也可以欣赏同性的性感美丽啊。

I don't know about other women, but I never look at my girlfriends' nipples.

[tiffany]

nah, the tone of it is different....

but, hey, why are we here debating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Knowing]

我同时对女性身体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可是我也无法命名我的感觉。我只能想象这种照片出现的场景，可是我没有身体的经验，我还不懂得男欢女爱，我也想象不出什么来。只觉得奇异，怪怪的，我看照片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都在膨胀，乳头也在翘立起来。

她说谁性感美丽也就算了，可是上面的描述分明是sexually aroused. 能被女性身体visually arouse，至少也是个bi-curious 吧！
不过也是，我们这么起劲的讨论她的取向干吗。哦，回头一看，是我先说她是蕾丝边的。

[mirrorflower]

Just because she does not explicitly write about it, does not mean she is in denial. Even if she were a practicing lesbian, I doubt she would describe it in her articles. After all, she is essentially from that generation. I doubt very much that she is still unaware of her sexual feelings now as a middle-aged adult.

Also note that 姚 was quite ... masculine.

I don't know about other women, but I never look at my girlfriends' nipples.

I agree with Jun that she might still be unaware of her sexual feelings even as a middle-aged adult IF she is bi- or Lesbian; but I still think it's very vague whether she is or not.

姚 was not solely masculine--she has good figure. She is more masculine in her mind -- brave and 生机勃勃的。 At least that's my impression.

I don't enjoy looking at my girlfriends' nipples, but I do feel curious about other women's bust... , and amazed by long, straight legs... --For the record, I'm not Lesbian, I'm pretty sure about it, because I don't like close body contact with women

[silkworm]

9494。我们怎么争起这个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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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戴河，我有一个挺有趣的经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会儿，有一年夏天我爸妈学校里组织旅游，我们一家四口去玩儿。有一天下午，我爸妈带着我在海滩上散步，越走越远。迎面碰上一个男的老外（白人），也带着一个女儿。两个学龄前儿童就玩起来了，三个大人也笑笑，用中文寒暄了几句。那男的是美国人，外交官，早先在我爸妈那个学校学的中文。有个十来分钟吧，我们两事儿人就分手了，各走各的。

结果我们走出不远，从后面出现两个中年男人叫住我们：同志！等一下。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刚才那人你们认识么？……我后来看《茶馆》，忽然意识到，这俩人就跟吴恩子和宋祥子的作派腔调一模一样。

我爸妈吓了一跳，大白天的还有跟梢的呢。也没什么可隐瞒的，照实回答了，就被放走了。可是走出去好远，还是挺嘀咕的。回到家以后，俩人还合计呢。他们俩都不是党员，但毕竟从年轻时就受了整套的运动教育，还是有点基本概念，最后结论是：向组织报告一下。于是，到系里找领导挂了个号。但好象后来也没什么下文儿了。

[CAVA]

80年代初还这样！嗯，细想想，也快30年了。蚕你真是神童，小时候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

[putaopi]

估计是跟着那美国人的，怕你们被利用了

[mirrorflower]

80年代初还这样！嗯，细想想，也快30年了。蚕你真是神童，小时候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

80年代初，离现在很远了呢。今天刚看到一句话，说，人们一般会高估未来两年之内的变化，却会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

[dropby]

我记得刚出国那会儿还遇见有年级大一点的人说起来觉得能出国不知道多庆幸，打死也不肯回去。听在我们这种犹豫了半天才决定出国的人耳朵里不是不有点奇怪的。所以经过文革的人一天到晚画文革真是不奇怪的。

现在经常有人质疑自己出国是不是错误决定。海龟也挺时髦。最牛的当然是两边跑两边都吃得开的。

[silkworm]

当然是跟着美国人的，我们有什么可跟的，嘻嘻。

CAVA我不是神童，记得住是因为我家人都对这事儿记忆深刻，经常拎出来笑一顿。要说80年代初了，反特不是问题了。但是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我象不象说书的，一截一截的。

还是80年代初，比北戴河事件稍微晚点儿。我外公从军队研究所退休，每年可以去外地疗养。他跟我外婆照例是去杭州住一阵。有一次回来后，收到一封香港来信。

里面附了一张他们俩在某景点的合影---但又不是摆好姿势正着看镜头的，象有人在旁边拍的，一页纸的信写得还挺亲热，而且好象很有来龙去脉的样子：XX兄嫂，附上照片，上次在北京同游非常愉快，这次也不例外，希望很快能再见……

返回头再看看信封，我外公的名字都写得对（有的字不是特别常用的），地址也写得对---他们那个研究所是军队的，而且有点保密的，对外不挂牌子，只说XX路XX号院。

我外公外婆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也是跟组织汇报，挂号一下。至今迷案一桩。

[CAVA]

太神了！！！

我这里边看边面露笑容。某人问看什么呢，我说：蚕又写好玩的段子了！

[dropby]

我猜是遇到了认得你外公你外公不认得的人？名气大点儿的人不常这样？

[mirrorflower]

当然是跟着美国人的，我们有什么可跟的，嘻嘻。

CAVA我不是神童，记得住是因为我家人都对这事儿记忆深刻，经常拎出来笑一顿。要说80年代初了，反特不是问题了。但是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我象不象说书的，一截一截的。

还是80年代初，比北戴河事件稍微晚点儿。我外公从军队研究所退休，每年可以去外地疗养。他跟我外婆照例是去杭州住一阵。有一次回来后，收到一封香港来信。

里面附了一张他们俩在某景点的合影---但又不是摆好姿势正着看镜头的，象有人在旁边拍的，一页纸的信写得还挺亲热，而且好象很有来龙去脉的样子：XX兄嫂，附上照片，上次在北京同游非常愉快，这次也不例外，希望很快能再见……

返回头再看看信封，我外公的名字都写得对（有的字不是特别常用的），地址也写得对---他们那个研究所是军队的，而且有点保密的，对外不挂牌子，只说XX路XX号院。

我外公外婆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也是跟组织汇报，挂号一下。至今迷案一桩。

这个听着很好玩，难道有人利用他们做什么借口？

[silkworm]

我外公没有名气。因为在军队的研究所工作，不象在医院里工作、在大学、研究所里教书育人，会有些名气。也不怎么写书，即使写了也是署什么集体创作那种。要说在这种单位工作，还一辈子都没被发展成党员，没向往过入党，我外公也够逗的。
那封怪信有署名的，他们完全不认识。
我外公有几个姐姐在海外，解放了没回来的。70年代末就都回来探亲过，都跟“组织上”交待过的。要说从他们那儿辗转得到地址不难，还有照片配着，确实有点神。